"小说丛话":新小说理论的发展与纠偏

190 2年 10月 ,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正式拉开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序幕。梁启超高屋建瓴式的理论倡导对新小说的兴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也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偏颇。而此后梁启超及其友朋在《新小说》上开辟了“小说丛话”专栏 ,以笔谈的形式继续就小说理论等问题进行探讨。这组笔谈的主要论点回应、发展、补充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 ,更重要的是许多观点与梁氏迥然有别 ,对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起到了纠偏、修正之作用。考察“小说丛话”的具体理论主张 ,对深入、全面地发掘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资源 ,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晚清“新小说”之先声——读《清末时新小说集》

晚清新小说的起始,一直以来都以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为开端,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为新小说创作提供了主要阵地。对于小说社会价值的认定也是以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据。《清末时新小说》的问世,为晚清新小说的起始提供了新的线索和实证。拉开晚清新小说序幕的当是傅兰雅所倡导的《清末时新小说》。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校勘数则

1,第326页2栏2段9行“而戏剧说唱等方面。则有汪笑侬改良京剧,黄吉安改良川剧,春柳社、众化团等文明戏即话剧团体的出现”,其中,“众化团”当为“进化团”之误.“进化团”是我国早期的话剧演出团体,清宣统二年(1910)成立. 2、第326页1栏2段14行“他更提倡‘小说界革命.(《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其中,《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应为《论小说与群     

百年吴趼人研究的回顾与评价

任百强《我佛山人评传》等21世纪新成果终于将吴氏三千年世家的传承图谱完整地联结起来,填补了国内外关于吴趼人研究的一项空白。郑振铎、阿英、刘大杰、任百强等从1956～2010年耗时半个多世纪校正了鲁迅对清末谴责小说的贬低。王国伟的《吴趼人小说研究》,可谓是对吴趼人创作的各类小说比较系统化研究的一个新收获。任百强于2010年出版的煌煌大作《我佛山人评传》百年来有关"晚清新小说主将之一"的吴趼人研究之集大成者,除了对吴氏创作的各个方面详加论述外,对吴趼人的世家、生平、众多谜团做出令人折服的实证考辨、对比分析、假设推导、逐个否定。《我佛山人评传》在研究方法上提供给学界的启示有如下七个方面:其一,采用微观史学方法,以小见大、显微知着;其二,注重人物心灵的探寻;其三,重视人物身体器官的文化象征意义;其四,注重细节的放大;其五,注重叙事,借用传记、说书、话本小说之类讲故事的笔法;其六,借用了英国政治比较概念史的写作方法;其七,超越名利、学术归宗。     

《小说林》对于《月月小说》及吴趼人小说观的争鸣和呼应

通过还原《小说林》杂志创刊到结束期间的上海小说期刊界,讨论《小说林》杂志上诸种论说与《月月小瑚杂志及吴趼人的小说观的关系。《小说林》杂志的创办与《月月小说》不无关系;在历史小说观和言情小说观方面,《小说林》同人都表达出与《月月小说》总撰述吴趼人或争鸣或呼应的意见,并且发生了一定作用。《小说林》同人与吴趼人争鸣的背后,其实是关于新小说中“善”与“美”两种因素孰先孰后问题的交锋。     

吴趼人“文明专制”思想探微

＂文明专制＂是吴趼人有感于社会危机而提出的救国方案。这一政体主张明确反对立宪制和共和制，同时也不赞成封建专制。它虽是吴趼人的智慧结晶，但明显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并间接地得力于陈天华。这一出现在《新石头记》中的主张，正式提出应在１９０７年３月以后。它的出现既是吴趼人思想转变的标志，也是吴趼人小说创作的转变标志。     

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道德批判

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看做是《新小说》杂志的一部分,以民族主义想像入手,并将它与其他＂新小说＂作互文对读后,认为在小说结构上渗透了吴趼人的道德关怀,以及在对伦理体系崩溃的叙述中隐含了一定的道德批判;并且指出了小说的遁世倾向,这是因为作者暂时觅寻不到正路。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批评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在近代有着很大的影响 ,他把小说的社会作用推到无限之高。但以冷静的眼光分析 ,他的理论核心和实践却是非科学的。他心目中的所谓小说 ,主要是政治小说 ,他的“小说革命”的目的 ,是要使小说为他的改良主义政治服务 ,他写的小说也只是为了“发表区区政见”。因此他未能真正认识小说的艺术特性 ,并全盘否定了中国古代小说。他也因此受到许多同时人的严正批评。他的小说理论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严重失误 ,乃是由于他对一系列的重大政治、社会问题的错误看法所决定的     

吴趼人到上海年份考

晚清著名小说家吴趼人一生的大部份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他的三十余种小说,绝大部份是在上海创作的,象《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名著中所描绘的各种社会丑态怪状,     

晚清“类乌托邦”小说的政治想象

晚清出现了一批叙说＂政治理想＂的＂类乌托邦＂型小说。类乌托邦小说不同于晚清谴责小说的对现实的直白批讽,它们在幻想中熔铸了作者对如何突破现实的重重包围,从而走上强国之路的思考与探索,构成了小说与国家叙事的对话。笔者试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与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为中心,探究其政治想象。     

试论吴趼人的短篇小说

假如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评估吴趼人的短篇小说,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其思想是矛盾落后的,其艺术是粗糙肤浅的。然而,在中国小说史上,吴趼人的短篇小说毕竟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环。透过其矛盾落后和粗糙肤浅的表面,以历史的眼光去考察和审视,我们可以探寻到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并能真正把握吴趼人短篇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实质。1 吴趼人的十篇短篇小说的主题主要集中在这样四个方面:1.对清廷“立宪”骗局的揭露;2.对官场黑暗的批判;3.维护封建的旧道德;4.对洋人侵略的痛恨和对外来文化的拒斥。这四个方面,吴趼人所表现出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矛盾落后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庆祝立宪》(1906年10月)、《预备立宪》(1906年11月)、《大改革》(1906年12月)、《立宪万岁》     

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与其小说观之关系

对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思想及其小说观,学界都多有论述,然而却很少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指出其佛学思想与其小说观的关系。细读梁启超两篇小说文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告小说家,》发现梁启超的小说观与他的“应用佛学”关系紧密。梁启超运用他心目中的佛学宗旨、思维、术语来比附解释他心目中的新小说宗旨、特征、作用。梁启超以佛学论小说来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具有强烈的功用色彩。     

论吴趼人的小说创作

吴趼人是晚清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他以大量的小说创作 ,猛烈抨击了晚清社会的种种阴暗面 ,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歌颂了近代历史背景下的爱情故事 ,从而使小说这一最为通俗的文学体裁 ,恰如其分地充当起“改造社会、开启民智”的作用。因此 ,对吴趼人不能简单地以“谴责小说”家观之     

超越“影响的焦虑”——谈小说《新石头记》对《海底旅行》的仿写与超越

"影响的焦虑"是由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关于诗歌影响研究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后来的诗人对前辈诗人有着先天性的焦虑感。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后发现,《新石头记》中贾宝玉漫游海底一段受当时在《新小说》上连载的《海底旅行》的影响,在仿写过程中,吴趼人试图对《海底旅行》有所超越,而这一心态正是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     

从《新小说》创刊号延期管窥“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

梁启超从邂逅《佳人奇遇》开始,就发现政治小说可以进一步推动改良运动的发展。于是逐步进行小说界革命的预前酝酿。而《新小说》杂志无疑是其践行小说界革命的主要阵地。但《新小说》创刊号的发行,就经历了颇多波折,由此也可管窥到小说界革命发起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偶然。     

清末查禁《新小说》的原因与效果探析

1903-1905年间,清政府对《新小说》进行了多次查禁,其主要原因是害怕《新小说》传播新思想危及统治,另外也包含有戊戌政变后坚持打压“康党”的政治斗争因素。由于清政府不能控制《新小说》的流通渠道、禁令形同具文以及《新小说》适合时势的内容形式,清政府查禁《新小说》之效果如抱薪救火,反而扩大了《新小说》的传播和影响,一定程度上为《新小说》的传播和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加入了一把推力。清末查禁《新小说》的效果是近代书报检查史上一个欲抑反扬的显例。     

晚清小说的群体关怀

梁启超等的“小说界革命”引发社会对群治的普遍关注;时代的变革,科考废止和新学制的设立,促使晚清小说的创作和阅读队伍发生新变。小说杂志的勃兴,为晚清小说的群体关怀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条件,以群治为指归的报刊舆论圈和白话文运动,使晚清小说呈现出群体关怀的趋向。     

《中国现在记》校补记

南亭亭长李伯元的《中国现在记》,类似他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和《活地狱》,均属晚清谴责小说的力作。但因《中国现在记》在报上连载时没有作者署名,又没有写完,也未出过单行本,李伯元去世七个月后,另一位谴责小说家吴趼人为亡友写传,虽曾说到李伯元尚有此作,可是长期以来,这部小说就不像李的另外三部谴责小说那样受读者注目。三十年代初,阿英写《晚清小说史》时,由于他“无法获得李伯元曾经作过这部小说的旁证,颇疑是吴趼人误记”,还不敢贸然写进史内。直至1938年冬,即上海的“孤岛”时     

从《新小说》创刊号延期管窥"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

梁启超从邂逅《佳人奇遇》开始,就发现政治小说可以进一步推动改良运动的发展。于是逐步进行“小说界革命”的预前酝酿。而《新小说》杂志无疑是其践行“小说界革命”的主要阵地。但《新小说》创刊号的发行,就经历了颇多波折,由此也可管窥到“小说界革命”发起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偶然。     

《新石头记》与清末民初的文化变迁

清末小说家吴趼人,他的《新石头记》借用了《石头记》(《红楼梦》)中的人物,而核心的情节是写贾宝玉等人“与二十世纪相见”.面对欧风美雨,传统的文化人如何回应西方的挑战?中国怎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吴趼人试图回答的问题.他一方面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答案,另一方面又对这个答案将信将疑,新文化人“全盘西化”的立场已呼之欲出.从《新石头记》的新人格理想看清末民初的文化转型,我们对时代精神的变迁可以获得较为亲切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