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城市规划评价体系研究

在对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基础之上,借鉴多学科的相关方法,探讨了构建公众参与城市规划评价体系的制定原则、基本指标和重要环节,归纳出针对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不同形式、不同层面的评价所采用的具有共性特征的技术手段和流程,使公共参与城市规划的评价方法趋向科学和规范。     

国外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经验与启示

在中国城市规划从“精英式”走向“大众化”规划过程中,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机制完善的法律保障、严格的公众参与程序、完整的反馈修改机制等值得借鉴。在中国城乡规划转型过程中,应该公开城市规划相关信息,将公众参与时间前移和重心下移,提高公众参与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扩大公众参与内涵,以实现各方利益均衡。     

城市规划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分类分层研究

公众参与已是当前我国城市规划决策法定程序,然而现行法律制度在公众参与机制方面可具体操作和有效执行的制度并不多见,那么,如何界定城市规划决策中的公众参与事项与功能、建立什么样的方式和机制以及怎样保证公众参与程序有针对性和有实效等都是当下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我国特大城市中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决策进行剖析,总结和提炼参与阶段、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决策主体和参与效果五个要素并通过与纽约这一全球城市进行比较研究,提出分类分层的创新城市规划决策中公众参与模式、路径和政策的制度设计,以期对城市规划实践有所裨益。     

我国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率先出现在欧洲的规划实践,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在西方已经成为比较完善的不可缺少的规划环节.然而,在我国"公众参与"尚处于起步阶段,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概述了公众参与的主要理论,对我国现阶段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建议.     

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初探

在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理念产生背景的基础上,简要回顾了国外公众参与理论,介绍了我国公众参与的影响因素及现状,提出了公众参与实现的三个方面的转变及公众参与的三个促进机制,论述了公众参与存在的几个问题及应对措施.     

浅论法国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兼谈对中国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启示

城市是公民的物理生存空间和精神家园,城市规划则影响着一个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关切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在价值日益多元化的当今社会,城市规划作为公共决策的一种已不再是政府的一言堂,公众参与有着迫切的需求。文章选取法国作为他山之石,在梳理法国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制度发展经验基础上,分析其可借鉴性及启示,以期有所裨益。     

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模式、经验及启示

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模式主要有紧缩城市开发模式、"绿色交通"开发模式、社区驱动开发模式、生态网络化和原生化兼具开发模式和绿色城市技术开发模式等五种.国外生态城市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主要包括具有可操作性目标、公众参与、完善的法律及管理体系和突出的重点领域等.我国要借鉴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积极发展"绿色交通"、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等方面建设生态城市.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环境邻避冲突化解路径

环境邻避冲突的实质在于环境保护领域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的运用与行使,需通过法律形式予以和平合理化解。城市规划作为环境邻避设施选址或建设决策的法律形式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应以提升规划决策理性为目标,通过塑造专家、大众与政府的法律形象以增进各主体间的信任与理解,最终达成最优城市规划方案,因而成为化解环境邻避冲突的制度路径。     

空间与社会的整合——对中国城市社区规划建设中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探讨

中国城市社区规划建设的现状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重视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城市社区规划建设的发展方向。本文从城市中的社区规划 ,社区中的住宅设计 ,社区文化建设和公众参与这四个方面探讨当代中国城市社区规划建设的社会可持续发展     

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的城市规划伦理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近年来,人本主义观念盛行、工具理性逻辑蔓延严重影响了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化城市建设进程。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是加强城市建设的第一步,通过树立规划幸福生活的价值理性,加强、改善生态环境,从而促进城市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加强规划政策主体的责任伦理,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规划机制,合理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从而在决策源头上保证城市规划沿着两型社会建设的方向发展。     

新时期城市规划改革的环境和方向

当前我国城市规划存在着城市发展的区域协调 ,城市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的调整 ,城市管理、体制建设与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等问题。城市规划工作方法中 ,缺乏明确有效的区域发展制度安排 ,缺乏作为项目管理的规划程序 ,缺乏实施规划的措施安排和公众参与的法定程序等等。所有这些说明 ,社会和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当前我国城市规划工作改革的主要原因。面对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背景 ,我国城市规划管理体制的改革必然会随着城市化发展出现互动。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的制度、方法和观念等方面的改革 ,归根结底是要在新形势下进行制度创新 ,以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市化进程的总体要求。     

新时期我国城市规划若干问题的思考

着重对城市规划研究中规划内涵、规划过程以及规划民主决策等三个基础问题进行分析与评述。结合我国国情 ,对新时期城市规划的伦理准则、多元的规划过程以及规划公众参与进行深入的思考     

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问题探究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民族发展、国家未来以及公民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积极参与和全面配合。当前,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除了宏观层面要发挥政府的指导性作用和社会的协调性作用外,微观层面还需充分调动公众的参与作用。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不但能强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和辅助作用,还有利于维护公众生态利益,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但是,我国公众参与制度正逐渐陷入困境,法律上的缺失是导致公众参与制度不完善的重要因素。就我国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制度而言,在公众知情权、参与决策权、救济机制、参与意识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要为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提供法律保障,可以通过“生态文明”入宪与制定《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法》、完善公众知情权和参与决策权、健全公众参与救济机制、提高公众参与法制意识等措施,促使公众合法、积极、有序地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     

和谐城市规划的程序设定——行政法视角的探讨

和谐城市规划通过程序整合各种社会关系,确保社会的稳定,具有突出的现实价值.公开原则与公正原则是实现城市规划过程控制的基本准则;同时,又为分析我国城市规划提供了标尺.程序价值的忽视与公共利益的滥用是目前我国城市规划程序性安排存在的主要问题.城市规划的程序设计的着力点在于公众参与和利益均衡.     

公众参与水平与乡村建设绩效——基于福建省A市两村庄的对比

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可以从公平和效率两个指标对建设绩效进行评估。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水平对建设绩效有着重要影响。第一,公众参与水平高可以促使建设更加公平,确保公众共享建设成果。我国村干部具有多重利益身份,他们既是国家利益代表,又是村民利益代表和自身利益代表,公众参与水平的提高可以促使村干部更好地代表村民利益并克制自身利益,在推进整体增益的同时更加重视分配的公平。第二,公众参与水平高可保障建设过程更加顺利,提高建设效率。公众参与水平的提高增加公众对村干部的信任,使公众自愿配合村庄建设的推进。故在乡村建设中,可以从公众的参与权利、参与渠道和参与能力三方面着手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提高公众参与水平。     

再论新加坡城市治理的特色与中国借鉴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也面临一系列城市治理难题。新加坡是全球著名的"花园城市",其城市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社会化、信息化,在城市规划、社区治理、环境治理、食品安全治理、住房制度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以新加坡城市治理的特色为借鉴,中国城市治理需要更新理念,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进城市治理信息化、法治化、社会化,重视公众参与,重视城市规划、环境治理、社区建设,关注公共住房制度改革。     

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制度建设回溯与展望

中国环境法治发展40年,也是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发展和建设的40年。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建设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完善,逐渐形成由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构成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权利体系和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规则。总结经验,公众参与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公民环境权利的题中之义,是提升环境决策质量的重要保障,是调动公众环保力量的必然路径。面向未来,广义层面的公众参与应当注重提升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狭义层面的公众参与应当通过完善主体界定、推动信息流动、推进协商参与和加强社会监督等实现进一步完善。     

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公众参与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阐述并总结了公众参与与社区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农村社区建设的公众参与主体,并且结合实例提出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参与主体不足、参与素质低下以及主体意识不强等问题,总结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建议,旨在为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公众参与研究提供便利。     

论现代城市建设管理的公众参与制度

公众参与推动了城市建设管理的民主化进程 ,体现了城市建设管理中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宗旨。我国公众参与城市建设上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有益经验 ,从公众参与的观念转变、社区自治开展、程序规则建设、团队意识培养等方面 ,促进我国公众参与的制度保障和创新。     

从“统治”到“治理”:城市规划管理的深度转型

改革开放后,土地权属日益社会化,城市可开发土地总量日趋减少,面对空间规模与空间权属的双重约束,我国城市规划管理被迫转向与土地权利主体的博弈,从而发生从"统治"到"治理"的深度转型。深圳率先遭遇该双重约束的倒逼,城市规划管理在权力体系、政府角色、治理技术与事权划分上均呈现出深度转型的态势。在转型过程中,城市规划管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城市增长联盟的壮大与社会公平、治理技术的调整与依法行政、公众参与的增长与治理效能等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日益尖锐,未来应通过倡导公平的政策取向、加快改革创新与制度供给、深入推进公众参与等途径实现城市"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