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性理论对名名新族词创建和理解的阐释

文章论证了Costello&Keane限制理论对汉语名名合成词释义的正确性及普遍性,并把汉语中近几年发展迅猛的新族词纳入到限制理论的论证范围.运用该理论解释了名名新族词的创建和理解,认为其创建过程是三条约束即可能性、信息性和诊断性的表征构建过程,其最佳理解是满足三条约束,指出名名族词的语义关系基本为关系型,并与名名合成词的创建和释义做了比较,阐明了新族词更易被人们所接受的原因.     

铁骊族称来源及其居地考

铁骊族称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唐朝置铁利部,渤海置铁利府,辽朝置铁骊国,民国置铁骊县,新中国成立后置铁力县,后改铁力市。铁利、铁骊、铁力等不同称谓,都是铁骊（利）人以农业经济为主,从事耒耜耕、耦耕、犁耕的文化遗存。“利”是“犁”的古文,“力”与“丽”通,“力”一人一耒耕地,“丽”两人两耒耕地,“骊”是“犁耕”时代的写照。今铁力地区,各族人民自古就以农耕经济为主,兼渔猎经济。今铁力市及其周围地方,自唐代以来一直是唐代铁利部、辽代铁骊国中心位置,是铁骊族居住之地。     

边疆政治演进中的族名实践——以德昂族族称为视角

德昂族官方称谓的出现与族称的历史变迁是清代中缅战争以来在疆域边缘特殊区位环境下边疆政治力量长期演进推动的结果。德昂族的族称命名在历史脉络中蕴涵着支配政治资源,区分政治秩序,赋予政治权利等族群政治生活的内涵。在政治人类学范式下对德昂族族名进行回溯研究,旨在说明古典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边疆少数民族族名所承载的深刻政治关系与政治涵义。     

《新安名族志》的编纂过程与版本

对于《新安名族志》的编纂过程 ,日本多贺秋五郎和郑力民都曾经作过探讨 ,但不少问题仍然模糊不清。经过对各版本和相关资料的分析 ,本文认为 ,该书的编纂过程为 :元代陈栎曾经有过一个未予“梓布”的《新安大族志》 ,到明代中叶 ,郑佐和洪垣将其刊刻 ;叶本静、汪孟、戴廷明等人以 10年的时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采辑、编纂的工作 ,完成了《新安名族志》 ,于嘉靖二十九年刊刻 ;程尚宽认为这个本子还不够完善 ,又进行了“续补” ,增补了大量的内容。该书的版本 ,据调查有 12种 ,分为 2册、4册和 8册装三种 ,4册本和 8册本是程尚宽“续补”后的刊本 ,2册本大多则是戴廷明等人编纂的本子 ,但几种本子都有增删的情况。     

构成明清徽州名族的诸种因素

明清时期徽州名族的构成、延续,是致力于文化教育,造就仕宦绅衿,在他们主导下实现宗法性伦理,又得力于贾而好儒的徽商的经济支持,进而建立符合主流社会要求的孝友睦族睦邻人际关系,建设族内和社区公益事业,稳定区域社会秩序;以文化学术的杰出贡献而提升自身素质和社会知名度,坚持良贱不婚原则而保持名族声誉,并在族内、族际纷争刺激下努力克服自身机体内的赘瘤而持续发展。     

耶律羽之及其族氏考析

耶律羽之是辽建国初期的重臣,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堂弟。辽太祖灭渤海建东丹国,他曾受任为东丹国中台省右次相。东丹王耶律傍奔后唐,他治国事如故,以功加守太傅,移中台省左相。一九九二年七月,耶律羽之的墓葬在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境内被发现,在墓中出土的墓志是目前所见辽代墓志中最早的一块,它的出土,为进一步研究耶律羽之及辽初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提供了十分宝贵而可信的资料。     

重庆蒙古族来源及其社会文化

蒙古族是重庆市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重庆蒙古族为蒙元时期蒙古族之后裔,族源甚至还可能追溯到奇渥温家族,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演变成为今日之蒙古族.作为外迁移民,随着社会生活、生产环境的改变,重庆蒙古族数百年来与汉族、土家族、苗族等其他民族长期交错杂居,形成了多民族混居、多文化交融的民族格局.在长期的交流与互动过程中,蒙古族与汉族、土家族、苗族等其他民族不断实现民族文化的接触、交流与借取,形成了有别于北方草原特色的南方山地农耕文化.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和宗旨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与徽州宗族的繁荣是分不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明朝中叶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宗族制度的严重冲击以及徽州宗族统治面临的严峻挑战。徽州宗族统治者编纂《新安名族志》的宗旨，不仅仅是“明本宗，纪世系”，更重要的是为了纠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风俗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宣扬和加强封建纲常，以便形成一个尊尊亲亲、雍雍睦睦的社会人际关系，巩固封建宗族制度，加强封建宗族统治。     

黔江移民姓族孙氏略考

孙氏是明洪武年间由江苏因军事屯戍,担任黔江守御千户所世袭千户,移民到黔江的一大姓族,历经20多代600多年的发展,成为黔江的一大望族。这里对其入黔的原因、世系传承、地域分布、发展演变及对黔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了一定的考察。     

宋代三居士名考

中国先秦时代即有“居士”称谓,指“道艺处士”。佛教在中国兴起后,佛门礼称不出家的佛教信徒或施主为“居士”。唐、宋以还,文人多有自称“居士”者,或信佛,或懂佛,或与佛教无关。苏过自称斜川居士,以明学陶渊明之志;向子自称芗林居士,即隐居山林之士;尤袤自称遂初居士,乃久倦仕宦,渴望“返初服”（致仕归乡）之意。     

昆明族源流考释

昆明族是我国汉晋时期西南地区较大的一个民族,到唐时发展为乌蛮,是我国彝族的先民之一。本文从昆明族源流切入,以现代考古学材料及其文化为据,并结合有关史料,论证了昆明族应源于西北甘青地区南下的氐羌系民族,南北朝后成为乌蛮的一部分;同时还从昆明族、乌蛮的分布地望与现代彝族的分布地区比较,认为绝大多数的昆明族最终都发展为现代彝语支民族。     

郴州地名源流考

郴州, 字出秦篆。 战国中期, 楚于此置 “林” 邑, 秦置郴县。 西汉初, 分长沙郡南部诸县置桂阳郡, 治郴县城。其政区地名,历有宣凤、敦化、郴州、郴阳、苏仙之称,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宁调元的名、字、号及笔名考论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学界对于宁调元的名、字、号及笔名并未完全弄清楚,从而影响到对宁调元进行全面、深入、精准的研究。新发现的相关史料表明：宁调元的谱名为宁之梯,学名为宁调元,自称“秋士”,化名有林士逸、辟支;字光甲;号仙霞、大一,自号愁人,亦号太一、太乙、仙甫等;宁调元使用过的笔名有屈魂、辟支、仙霞、民遗、大一、大、仙甫、仙、人、山、仙侠、太一、太乙等。     

“重庆”得名新考

“重庆”之名，由南宋光宗于1189年升潜藩之地恭州为府时所取。但关于取名原义，自来有二说，一日“二庆之间”，但考之史籍，“二庆”得名比重庆更晚；一日“双重喜庆”，但史书记载＂-3时并无“双喜”。因此都与历史记载不合。而光宗受禅登基，其心理压抑，偏好“重”字。考“重庆”一名，出典于《诗经》郑玄笺，其含义与光宗个人及历史背景相合，故为取义之本。     

土族名称考释

本文从土族旧称土人、土民的性质、文献记载及其与吐谷浑之名的指称实体、内在联系、对应关系等五个方面全面论证土族的名称,认为土人、土民是土族的特定称呼,原出自称,后转为他称,从宋代沿用至今。并认为土人之称由吐谷浑———吐浑之名简化而来,历史文献中指称的土人正是吐谷浑人,吐谷浑的读音与土族自称土胡、土护对音,说明土人就是吐谷浑后裔。     

参军色渊源考

引戏色是宋杂剧五大脚色之一,它源出于宫廷教坊乐官"参军色",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参军色更早的渊源是什么,则极少有人论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参军色指挥乐舞时所持的道具"竹竿子"入手进行研究。因为竹竿子这一道具与更古老的旌旗、晕干等存在源流关系,由此也找到了它与古代礼乐之官太常的联系,因为太常的命名就是根据古代旗帜"太常"而来的。太常官在唐代又衍生出"司功参军"一职,负责地方上各类的礼乐活动,遂成为参军色的渊源所在。     

清代台湾进士名录考订

有关清代台湾进士,黄典权、林文龙列有31人,汪毅夫列有32人,均未能尽台湾进士的全貌。通过文献考订,综合各家的统计标准,清代台湾进士的总人数应该是33人。从文献考订的过程看,相关进士名录、索引以及地方志等文献对清代台湾进士的记载均存在或多或少的缺憾。同时,据考订清代台湾进士的籍贯发现,有17名台湾进士的原籍是福建或广东相关州县,这和台湾社会的移民历史正相吻合。     

计然其人姓名及其思想考订

计然其人姓名及其思想考订@王文清$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南京210013〔8〕〔9〕〔16〕文献通考(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北史卷29,北京:中华书局,1974,1064.周书卷42.北京:中华书局,1971. 〔11〕〔15〕史记·越王句践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元和姓纂(卷六)十五海·宰氏〔M〕.北京:中华书局,1994.通志·氏族四·宰氏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3〕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四)计然引杨慎集引汉碑,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14〕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     

姑苏考简

姑苏之名的含义是鱼米丰足的地方。姑苏台为阖阊初创,夫差继筑。姑苏台是因山而名,台址最大可能是在今七子山顶。姑苏所指范围,可指苏州及附近地区,也可专指姑苏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