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契约自由与合同法

合同法是美国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柱石之一 ,契约自由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但美国合同法走过的历史道路也许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从意愿论的胜利到合同的死亡。 2 0世纪的美国合同法面临重重挑战 :立法入侵、行政机构权力的扩大、大公司的发展、经济的复杂化和不确定性、社会各阶层对公平的要求。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美国合同法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些调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使合同法具有适应社会经济变化的更大的灵活性和更高的公平标准。     

合同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论分析

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合同法乃至整个民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本原则，为世界各国民事法律所普遍确认。为了正确理解诚实信用原则的精神内涵。准确把握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和作用。合理界定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分析为切入点，结合中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诚实信用原则在中国合同法中的适用作一探讨，以期有益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合同关系中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使诚实信用原则能更加有效的平衡社会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和效益。     

禁锢在税收盒子里的美国人

个人所得税是美国最重要的税种之一，占到其全部国家财政收入的40%以上。应该看到，西方成熟经济国家的税制在公平与效率的选择上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尽管，税收的社会公平原则在先进经济国家被更多的人所认同。不过，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税制成熟的国家，公民主动缴税的比例也只有83%.美国每年应收和实际收到税款的差额（tax gap）大约在3000亿美元。Tax gap的原因就是公民拒绝缴税。美国人拒绝缴税的理由可谓五花八门。远的不说，就说美国对伊拉克开战后，人们因反战而“罢税”就成为绝佳的理由。     

公平与效率:美国金融体系协调发展的历史启示——评《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历史渊源》

公平与效率既是美国社会协调发展环绕的永恒主题,也是美国历史坎坷演进历经的曲折轨迹。追求社会公正和经济公平是美国独立以来普通公众信奉的基本价值观念,注重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率则是美国崛起过程中社会精英强调的主要施政信条,二者的先后之争、轻重之论渗透在美国社会发展的     

论美国的胚胎捐赠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2006年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案例引发了人们关于胚胎捐赠的思考。美国马里兰州和乔治亚州的立法采用“胚胎收养”的称谓，运用收养法来调整胚胎捐赠。美国田纳西州颁布有关胚胎捐赠的法律，将胚胎视为一种过渡类型，运用合同法来调整胚胎捐赠。而美国大多数州，对于胚胎的地位和胚胎捐赠都没有规定。美国的经验是将体外胚胎定位为一个值得特别尊重的过渡类型，适用合同法来调整胚胎捐赠以保护相关当事人的利益。这对中国将来处理相应纠纷提供了指引。     

论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是经济交往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为了协调因垄断、战争、经济危机以及社会变革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为了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保障社会利益，近现代民法，尤其是现代合同法将诚实信用吸收为基本原则，用以昭示民法的价值，指导当事人的民事活动，补充法律的不足，以及解释合同、解决争议。处于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也急需确立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用以指导和约束当事人的合同行为，并公平解决合同纷争。     

密达尔:《向富裕挑战》

“没有一个人象正在上升的人那样受到人们如此猜疑的注意,没有一个人象领导人那样不能放纵,需要有那么多的德行。所以美国为了它本身的安全,不能放弃领导地位……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美国的经济摆脱相时的经济萧条的自动论。”密达尔用这些话概述了他的新著《向富裕挑战》的主题。密达尔是一个杰出的瑞典经济学家和社会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公平:历史、现状与挑战

我国当前的增长和公平状况是由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其中包括1978年以前打下的基础,尤其是与土地相关的制度改革和社会部门投资。这些因素成功地配合了1978年之后实施的出口和外资促进战略。然而,由于我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尽管这些战略对于国家的经济起飞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不能靠它们来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扩大内需,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应对这些挑战的主要对策是：增加社会保障,扩大社会部门投资尤其是人力资本的投资。     

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挑战(一)——在十字路口的美对华政策研究报告之一

概述 1992年初的中国是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大陆国家,其复杂的国际商业联系网正在扩大。它对美国的最重要挑战不是在外交政策上构成威胁,而是对美国国内经济的挑战。它要求美国改革自已的经济和劳动力构成以应付中国的经济扩张。中国挑战的性质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前景及其对美国利益,可能在很重要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本身     

政府宏观管理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本文通过对20世纪70—8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美国、日本、瑞典等不同国家经济调整战略的分析，揭示了政府宏观管理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就我国今后建立公平与效率均衡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经济法的复合式公平观

法在其产生的初期主要被作为国家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直至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分离后，法对利益进行平衡协调的功能才得以复归，公平就是衡量法之利益分配正当性的标准。作为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博弈中形成的法律部门，经济法在承认市场主体竞争能力存在实质差别的基础上，对民法的形式公平观进行了矫正，形成了独特的集基本需要公平、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为一体的复合式公平观，从而实现了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这种复合式的公平观对我国现阶段市场主体问的利益分配提出了挑战。     

论先期违约与不安抗辩及其对完善我国经济合同法的意义

本文通过探讨英美、大陆法系国家之先期违约和不安抗辩两种法律制度，指出随着我国市场体制的确立，期前拒绝履约与期前危险将普遍存在，但我国现行经济合同法则缺少相应的调整规范。笔者认为，借鉴先期违约和不安抗辩制度，有益于我国经济合同法的完善。     

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大中华”和对华政策的调整

在美国人眼中，“大中华”的出现──不论其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联合体，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已形成了挑战。美国人甚至认为，当太平洋世纪到来之际，美国的经济利益有被排斥在外的危险。为防止在亚洲出现这种情景，美国在全球战略中作了一番调整，加深和扩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香港的关系。     

珠江三角洲地区公民公平感调查

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指标之一,社会公平感则是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心理变量.对珠江三角洲地区820位普通公民进行的"公民公平感"调查结果表明,在所反映的社会公平问题中,贪污腐败、医疗费用和住房费用是现阶段被珠江三角洲地区公民列为最缺乏社会公平感的三大问题,公民有将这些问题归咎于政府的心理倾向:所揭示出的问题可以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政府制定"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服务政策,调整政策制定导向和服务导向提供依据.     

浅谈邓小平的公平效率观

公平和效率是社会经济的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以社会公平为目标,十分重视经济公平,他认为中国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同时,他又特别注重从生产力发展上解决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一方面,他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实现公平的目标,但同时否定平均主义,重视经济公平;另一方面,他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并始终如一地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为此,消除绝对贫困,防止两极分化和加强法制建设,提供经济公平的环境,这些都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试析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在收入分配中的实现

通过对造成当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自然历史、政治、经济、政策、法律和教育6个方面原因的分析,指出造成今天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不是市场化取向改革带来的必然结果,即不是一种经济公平,而是在改革中政府缺位造成的。并由此指出政府应在社会保障、权力监督、国企财务监管、改革政策调整、健全法律和公平教育上着手,力求在社会收入分配领域实现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     

和谐社会之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平

市场经济活动所需的公平观包括生产领域里的公平分配原则和市场领域里的公平竞争原则。这样两个公平正义原则所强调的是起点(机会)的公平平等和背景条件的公平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换言之,在这样两个公平正义原则之下的社会经济活动,其结果的不平等是必然现象,因而社会的贫富分化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社会的必然现象。听任这一现象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和不稳定。社会公平观则强调人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以社会公平观制衡或规范经济公平观,从社会的贫富两端依据社会公平观进行调整,是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     

谈高等教育公平及其实现对策

高等教育公平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价值尺度,是各国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目标,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但由于经济、政策、体制、法律等原因引起的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实现高等教育公平,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策、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实现高等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试析《劳动合同法》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挑战

自2008年实施以来．《劳动合同法》在劳资双方引起广泛关注。本文研究《劳动合同法》对《劳动法》补克和完善的内容。分析《劳动合同法》对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影响和挑战，指出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将促进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向精细化、科学化、系统化方向发展．实现劳资和谐和社会和谐。     

《涉外经济合同法》与《经济合同法》适用范围浅析

本文从调整对象和经济合同法律关系主体方面对《涉外经济合同法》与《经济合同法》的适用范围作了比较,就如何在司法实践中理解和执行《涉外经济合同法》和《经济合同法》作了一些理论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