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朱熹的解释理论及其思维教训

本文以朱熹的解释理论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了朱熹对前辈学者解释实践活动的批评总结及朱熹本人所提出的解释原则、解释方法，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现代符号学和现代解释学的观点出发，指出采熹解释理论的内在矛盾，总结了产生这一矛盾的思维教训，并指出了这一矛盾的现代意义。     

“克己复礼为仁”之本义澄清——兼论朱熹的“误读”及其意义

“克己复礼”被后世公认为是孔子对“仁”的内在涵义的一个界定。但是,究竟该如何解释“克己复礼”,却有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受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把“克己”、“复礼”作为一个并列的联合词组来理解。朱熹的解释颠覆了传统的经典解释,是对儒家经典的“误读”,从根本上说是为其理学思想体系建构服务的,并且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朱熹的这种解释,既不符合原著上下文的逻辑．也偏离了孔子论“仁”的本义。通过梳理和研究各家典籍对此句的解释,方可还原和澄清“克己复礼,,的本义。     

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

朱熹以其毕生的精力诠释儒家经典 ,通过释经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 ,同时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他认为经典诠释应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作为经典诠释的依据 ,以义理为经典诠释的标准 ,并且提出了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朱熹为中国诠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创发性的贡献 ,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 ,也为当代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论朱熹的解经原则

朱熹一生著述颇丰,不仅有大量注释经典的作品传世,亦有不少对解经原则和方法的自觉归纳。文章旨在从三个方面梳理朱熹的解经原则：义理与训诂并重;为学者提供做工夫的下手处;唯本文本意是求。     

从心性论看朱熹哲学的历史地位

朱熹的心性论,是建立在他的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在宇宙论上,他确立了以形而上之理为本体的理气一元论.按照一般的解释,他在心性论上,便是以理为性,以气为心,性和心便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关系.但是仅仅这样解释朱熹的心性论,那就未免太简单了.朱熹确实说过,性是理,不是心,性是形而上者,心是气之"精爽".但这并不是朱熹心性论的全部内容.朱熹心性论的基本观点是:"心有体用"、"心统性情",并且只有把     

关于朱熹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诠释问题的考察

朱熹关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诠释主要有以令解命、以理解性、以循解率、性体道用这几个方面,其中以理解性、性体道用是朱熹经典诠释的重要发明。然而这两条原理与《中庸》文本本身的含义和适用有一定出入,虽在朱熹理气二分、理一分殊等理论结构中能得到恰当调和与说明,但与《中庸》本义还需加以区别理解。     

朱熹思想中的经验主义

宋代科学的发展,使经验观察知识不断丰富,进而对理学的解释体系产生了冲击。在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中,因此出现了经验主义的萌芽。在宇宙论中,朱熹在解释诸如星体的运行、日食月食等现象时,试图摆脱张载等人通过构建星体的阴阳属性来解释其运行规律的做法,更多从星体自身运行轨迹、质量大小等感性经验因素来解释;在认识论中,朱熹持有一种反映论以及通过大量个别事物的研究进而上升到普遍真理的经验主义原则。朱子思想中的经验主义萌芽是经验观察同理学玄思相碰撞的产物,最终又消解于理学体系之中。     

对朱熹哲学思想的重新认识——兼评冯友兰、牟宗三解释模式之扭曲

在本体论或理气观上,朱熹哲学是柏拉图式的两个世界思想:但在心性论和道德修养领域,朱熹的心学思想却是系统、深思熟虑的,表现于各个方面。这就构成一种矛盾。而冯友兰、牟宗三否认有这种矛盾,一以贯之地以柏拉图式共相思想解释朱熹的心性和格物致知思想,认为格物致知是向外求理的认识论,把它用之于道德修养是思想糊塗、不通;朱熹所讲的性善、性即理及心之德,也被认为是告子和荀子一类思想。在这一解释模式之下,由程颐到朱熹、由北宋到南宋所发生的思想历史运动被抹杀了,朱熹对北宋诸子的思想集大成实际上变成了一句空话。冯友兰、牟宗三解释模式之成立,是混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区别所导致,是切削掉朱熹哲学体系中与此模式相矛盾的最基本的材料或对之进行曲释所导致。然而,这对朱熹本人来说,实在是很大的不公正。     

王船山“明德”释义发微

王船山的＂明德＂释义有三个方面：释义的核心坚持了＂明德＂是天之所赋德性和人的本原善性,释义的心路主旨是返回先秦原本和回归经典原意,继承了朱熹以理气解释＂明德＂,但不赞成朱熹将＂明德＂释义为＂心＂。其学术方向既走正学与开新之路,也注重以复性与返本为宗旨,更多地是以＂返本＂为宗旨,即返回经学和儒家经典。     

由“君子好逑”的解释史看汉宋之别——以郑玄与朱熹为例

《关雎》是《诗经》第一篇，也是经学史上极重要的经典文本。从经学解释史的角度看，历代学者对《关雎》的理解众说纷纭。例如“君子好逑”的“好逑”二字在汉、宋学者笔下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其中，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用“和好怨仇”解释“好逑”，目的是用“后妃之礼”来贯穿全诗，而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用“好配偶”解释“好逑”，目的是用“后妃之德”来贯穿全诗。这种解释差异，从思想史意义上反映出经学史上的“汉棠之别”在经典解释中的具体体观．     

论朱子对《周易》卜筮性的重新确立及其解释学意义

学界存有一种观点,朱熹重新确立了《周易》文本卜筮性是哲学思维的倒退。这种说法过于轻率。其实,朱熹重提《周易》卜筮性有其历史原因和学术整体发展的思考。朱熹主张易学解释当先从卜筮入手,恢复《周易》文本卜筮话语,主要是为了纠正易学解释中出现重义理、轻卜筮的偏差。他的意图未真正将卜筮与义理对立起来,否定《周易》筮占话语所蕴涵的义理,而是把卜筮和义理视为文本应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提倡易学解释先以卜筮话语解读之,然后推演其中义理。以此出发,理解卜筮视域下《周易》象、数、辞、理之间的关系,即先有理后有象有数,以象数符号为理的表现形式,象、数、理三者不可分。就解释学而言,朱熹一方面承认了《周易》是卜筮之书,尊重历史传统,反对人为割断历史、无视文本卜筮及卜筮视域下形成的象数。另一方面,不固守历史,而是着眼于文本意义开放性,以解释"圣人之道"为目标,认同孔子、王弼、程颐等人在各自不同时期所作出符合"现实"或"当下"的接近易道的合理偏见,为易学哲学提出了清晰完整的解释路径,即以历史发展为视域,由卜筮解释入手,用形象的象数符号解释抽象"阴阳之道",完成了由历史到现实、由卜筮之象数到易学哲学解释。因此,朱熹重新...     

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

在中国经学史上 ,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诠释的方法论的学者。“理”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概念 ,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经文原义、圣贤原意与读者所悟之意是理解过程中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 ,理解的目标就是这三种意义的整体圆融和谐之“理”。语言解释与心法理解是其诠释的基本方法。朱熹所代表的这种诠释传统 ,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现代的诠释理论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论孔子为学路径的发生——基于朱熹的《论语集注》视角

朱熹的《论语集注》从义理上分析了孔子的为学思想,突出了孔子的"为己之学",并表现出其为学的切己性和实践性特征。本文基于朱熹对《论语》从性论和工夫论的解释,分为学源起及依据、为学特征及要求和为学境界三部分论证孔子的为学思想,体现了其为学思想中的主体性意识,以及其"下学而上达"的夙愿。     

《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句探微——从朱学的视角看

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一句,素称难解。己丑(1169)中和之悟以后,朱熹对该句的诠释历经反复,其定说保存在成于乾道癸巳(1173)的《太极解义》及《通书解》中。朱熹对该句的理解虽符合儒家的义理,且有其经典的来源和训诂的依据,却未必是周敦颐的本义。在朱熹解的基础上,结合《通书》中的相关段落,对“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句,完全可以提出一种既不越出朱子学的义理架构,又更符合周敦颐本义的解释。并且,这一解释还可以回应张栻、吕祖谦、牟宗三、劳思光等对其提出的各种批评。     

从“四书”学的确立看朱熹经典诠释的三重逻辑

北宋时理学先驱们继承中唐以来的传统,继续批判佛学异端,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儒学形态。从北宋二程至南宋朱熹,理学家们构建了一套宏大、严谨的形上哲学体系。程朱新儒学体系与传统儒学体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以新的"四书"系统取代了原有的五经系统,实现了儒家经典诠释文本重心的转换;不仅如此,朱熹重在以义理诠释"四书",并根据对"四书"的义理发挥建立起以天理为本体的形上哲学体系,确立了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在对"四书"进行诠释时,朱熹融合汉、宋经典诠释方法,既注重经典的义理发挥,又不废章句训诂,并且总结了一系列经典诠释方法,在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朱熹乐论之雅俗观考释

朱熹既有推崇古乐的复古思想又有认可新声的通变意识,两者的契合点是对儒家“中和”思想的继承和发挥。雅与俗通变的内在基础是“性情”,“性”与“情”都是“理”的具体化,表现“自然之情”是俗乐被认可的特质。朱熹乐论完成了儒家乐论的哲学化、经典化、辨证化进程,也完成了“理”对“乐”的自上而下的干预。     

止于至善：朱熹的编辑审美追求

朱熹是孔子之后集理学大成的思想家，也是继孔子编辑六经之后出现于南宋的又一儒学编辑家，一生编辑、刊刻、传播了大量儒家经典。其编辑的儒家经典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深远。作为编辑家，朱熹将“止于至善”的编辑审美追求贯穿于其编辑活动的全过程，追求内容美和形式美的有机统一。“明道”是其选题内容美所要达到的目的，“至善”是其内容编校美追求的目标，同时在书籍形式上追求版面编排的和谐美、字体写刻的神韵美、插图形象的直观美、封面设计的雅致美。朱熹通过编辑儒家经典以书传道，最终完美地建构起集大成的理学思想体系。     

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本刊两年前谈到改版时 ,希望今后将“解释原则的创新”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果和本刊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用稿的最高标准。这个标准显然是很“原则”的。本期开辟的“中国经典解释学研究”专栏 ,希望能对狭义“解释学”(中国经典解释学 ) ,进而对广义“解释学”(包括其它的解释学 )的研究与批判 ,注入新的活力 ,从而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解释原则的创新。     

以理统兵——探究理学观念影响下的朱熹军事思想

本文主要探究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其军事思想的具体统领作用,重点讨论了朱熹军事思想中的"理"本位属性、"仁政"原则、"三纲五常"伦理原则、"中庸"精神与"王霸"观念等五个问题,探究了这些问题怎样影响朱熹对于北伐战争的立场、军队战争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军事问题的看法。     

原子性原则和外延性原则

逻辑原子主义主张把所有命题分析为原子命题,原子命题之间没有内涵关系,只具有外延关系,以原子命题为基本层次的语言能解决所有哲学问题.如果自然语言能够分析到确定的原子命题,那么逻辑原子主义的目的就能达到,它同时也给经典逻辑的符号系统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语义解释.但是逻辑原子论者不能给出具体的原子命题,而且原子命题也不都具有相互独立性,维特根斯坦为此放弃了原子命题,而罗素和卡尔纳普也因此对原子性原则和外延性原则进行了弱化.但是,弱化的原子性原则在遇到自然语言的内涵命题时同样难以给出合理的分析.为经典逻辑提供更加合理的语义解释和发展符号逻辑,是分析哲学和逻辑学的后续任务.我们暂时还不能用符号语言来取代自然语言,也不能相反,而是应该把符号语言看做自然语言扩充和抽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