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之间:唐代的女教伦理与敦煌蒙书的女子教育

唐代社会前后时期对女子教育的一个突出变化便是对"贞洁""节烈"操守的日渐推重。唐代女子教育本位仍旧为"德行"教育,经史文化的熏陶仅为教育的表现方式而非主旨,其最终目的仍旧是使女子个体服务于夫家与思想服膺于儒家。以《辩才家教》与《崔氏训女文》为中心的敦煌写卷基本遵循了儒家思想对女子的塑造与规范,对女子的引导更多的是嫁为人妇后在家庭内部的角色担当与人伦关系中的循规蹈矩,注重对女子日常行为的规范与伦理道德的养成。与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的中原汉地相比,敦煌社会两性关系约束不甚严格与贞节观念相对淡薄是它的地域特性。     

从豪放到贞静——论文化转型后的宋代闺阁女教

学术界一般认为,唐末五代是中国文化转型时期,宋代是近世的开始,文化转型在宋初已经完成。随着文化的转型,宋代闺阁教育也开始发生变化,到了宋末得以完成。前代的女书教育自产生以来的影响力不大,但到了宋代却产生相当的威力,宋代女子变得贞静,大异于唐代的豪放。后世女子严格地束缚于礼教,实自宋代开始。     

唐人宰相观念转变与宰相政务官化

自开元十一年(723年),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由三省制转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固定的宰相机构中书门下成立,宰相职能日益政务官化。至贞元、元和年间,中书门下取代尚书省成为国家常务的主要裁处者。宰相职能的转变,导致唐人心目中宰相观念的变化。三省制下,宰相的决策职能不被强调,突出的是任相者本职事官的形象。中书门下体制下,为了避免宰相权力过度膨胀,宰相反而被描绘成为"论道之官",而非政务裁决者。但是,作为"论道之官"的"无所不统",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宰相行政权力无孔不入的真实写照。唐代后期,宰相扮演了被咨询者、亲躬细务者和任使者多重角色。唐人宰相观念的变化,正是宰相职能在唐代官制演变过程中政务官化的结果。     

唐代女子家教浅析

在源远流长的家教发展史上,唐代家教颇具时 代特色,而这一时期女子家教的成功,便是其特色之一。唐代女子家教比较开明,对当时 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唐墓志文中“妻生而见书”现象略论

唐代墓志中的妻生而见书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与“唐代士族之中央化”及唐代中后期重外任的仕宦风气都密切相关.迁入城市的士族疏远了与本家的联系,在无子嗣可以主持葬事的情况下,妻就被推到了事情的前沿;外任官员的增加了士人卒于任所、旅途的概率,因归葬的艰难,即使有子,妻仍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妻在其夫丧葬中作用重要,自然就增加了墓志中妻生而见书的机会.文体总是在诸多历史“细节”的影响下,以某些特定情形的出现为契机开始演变的,唐墓志妻生而见书的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规律的存在.     

唐代书手探微

唐代书手概指设置于官府图书文化机构中具备相当书法技艺的抄写者,在唐代官僚体系中品居流外,积劳累考后可入流,政治、经济地位普遍不高。当代学者考察唐代流外人员时对书手关注甚少,故此,探讨唐代书手的设置、地位及出身入仕状况,是对唐代制度史研究的有益补充。     

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徒花献及其妻安氏墓志初探

洛阳新出土的花献墓志揭示了唐代后期洛阳一个家庭的景教信仰以及洛阳景教徒的生活点滴。花献及其家庭既信仰景教,同时又遵循汉地儒家的行为规范,体现出中古洛阳多元文化的影响。花献及其妻安氏的墓志由僧人文简撰写,反映了当时洛阳佛教与景教之间的关系。     

唐代商人妇家庭生活探微

唐代商人妇的家庭生活是复杂多元的。她们不仅物质生活颇有差等,而且精神生活也纷繁多样。同时,她们还有弥诚弥真的心灵寄托。唐代女性的社会生活并非总是浪漫多姿的。认清唐代商人妇多样化的角色、面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家庭生活的全貌,更为确切地把握唐代社会的性别结构关系。     

唐长安城中的节度使宅第--中晚唐中央与方镇关系的一个侧面

唐代后期,具有明显方镇色彩的进奏院渐次出现.节度使以及方镇人员在京城的活动,不仅是制度层面的规定和程序问题,同时也是唐代后期政治史的一个视角.其中涉及政治势力、经济、行政体制等因素,而这又沉淀在长安城内部社会中,并通过具体的空间和人员活动得到反映.长安城中众多节度使豪宅的存在,不仅体现了节度使是唐代后期一股强大的势力,同时也体现了方镇的势力和财力,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节度使的家庙.本文由朝觐制度、节度使宅第、节度使家庙三个方面论述了唐代后期节度使权力的消长以及他们与朝廷的关系对长安社会的影响.     

论唐代“妇见舅姑礼”的变迁

"妇见舅姑礼"是婚姻中新出嫁的女子正式成为男方家庭成员的标志,舅姑皆亡者则在新婚三月后行"庙见礼"。唐代"妇见舅姑礼"相比于前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法律上来说,唐代视未行庙见礼的新娘为妇,对在出嫁后三个月内死去的女子或称之为"夫人",或称之为"妇"。唐代公主婚姻中的"妇见舅姑礼"也经历了一个从不执行到受重视的变迁过程。     

宦官专权背景下的后妃与唐代后期皇位继承

在唐代后期宦官势力不断膨胀进而形成专权的政治背景下,出身低微、没有强大外戚势力的后妃的皇子更能够得到宦官的广泛认同、支持,从而在皇位继承的过程中取得优势。生母出身高贵的穆宗能够即位则与当时宦官内争激烈的政治背景有关。后妃与唐代后期皇位继承的关系折射的是宦官在唐代后期皇位继承过程中的影响。以＂泾师之变＂为界,拥立拥立生母出身低微、缺乏外戚势力的皇子即位有着不同的政治意义。     

唐代家财的管理制度

家庭的多种经营和财产管理活动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居共财、家长专管、均分原则是唐代家庭财产管理的一般特征。此外,唐代女性在家财管理中也享有掌管管钥、处理陪嫁资财、财产继承等权利。     

刍议中国传统家庭女子道德教育特点

相比现代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价值特点在古代社会更明显,中国传统社会,女子主要的职司场所是家庭.在父系男权社会,女子始终是协从、辅助的地位.因而,围绕婚姻家庭生活这个道德实践场域,卑顺、卑弱成为对中国传统社会女子道德的总体品质要求;女子道德教育和美育、智育、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特点,可资现代社会借鉴吸收.     

唐代图书府收书考

唐代国家藏书机构统称为图书府。通过考察唐代图书府访书活动的人事组织,揭示访书不仅是文化活动,其中也有政治分野的体现。图书府收书途径不仅有大型访书,还有单独诏收等,实际藏书复杂丰富,但书目的著录则以定本、符合官方政治要求为标准,并不能与实际收书成果一一对应。     

唐代刺史的任期与特点

唐代刺史的任期,就总体情形来看,绝大多数州郡是符合制度规定的,某些重要州府,无论是在唐前期还是后期,普遍存在任期偏短的问题,这也是朝廷屡下诏书纠正的问题.与此相反的是,偏远州郡刺史的任期则存在过长的问题,但范围比较有限.唐代前后期,南北方州府刺史任期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一般而言,北方诸州郡刺史任期在唐后期普遍延长,而南方诸州尤其那些所谓富庶之州的刺史,在唐后期则普遍存在着任期不够的问题,这反映了唐代中后期南方州郡地位的上升.     

唐代"惧内"风下女性的悲哀

在婚姻开放的盛唐,上层社会出现了"惧内"之风.各种原因的"惧内"现象不胜枚举:有因不尊夫人遗言惧其阴魂而丧命的[1];有因其怕妻而丢官的[2].这种状况似乎向人们表明女子的社会地位有很大提高,妻子成了婚姻家庭生活的主宰.史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投入了极大关注,许多学者也认为这种"惧内"风反映了封建男尊女卑下的"内刚外柔……女子地位的提高"[3].不能否认,唐代社会的开放性,使得唐代妇女相对于后世封建社会妇女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当我们从当时女性的法律经济地位,社会道德的舆论倾向,妻妾在家庭中的境遇以及社会放荡的习气几个方面综合考察分析后看,笔者认为男尊女卑这一封建时代婚姻家庭的基石,就是在唐代这个十分开放的时代也是不能一笔勾销的."惧内"风下隐藏着更深刻的女性的悲哀.     

唐代的翰林学士

<正> 本文试图从唐代政治中枢演化的角度,对翰林学士这一重要职官作一个历史考察。唐初,三省分立、三省首长共掌宰相职的中枢政治机构设置不久就遭到了破坏,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皇帝经常临时差遣一些亲信文人、学士进入宫禁,“内参谋猷”,草拟书诏,直接侵夺中书省的职权。翰林学士即是由身份低贱的宫廷御用文人发展为拥有巨大权力的“内相”,而成为唐代后期政治中枢的重要成员的。翰林学士职     

唐代狐书小说情节的叙事学观照

狐书小说是唐代狐精小说的一个题材,唐代狐书小说在叙事情节上受深层结构的控制,这类小说呈现了独有的特点,即对术狐的崇拜与敬畏,因而狐书小说的情节走势多以人的失败而告终,以此来彰显狐的能力。这种表层情节的特点,正是受作品深层结构左右的结果。     

唐代财政领域的“加饶”现象

本文探讨了唐代后期和来、和市、赋税、便换、盐法及官吏俸料中普遍存在的加绕现象，分析了加饶的具体方式及产生的原因，指出唐后期加绕之盛与当时贷币制度的混乱密切相关，唐代加绕反映的是商品经济发展而货币经济跟不上这种客观形势。     

唐代代北民间社会胡汉之间的认同与融合--以代北军人为例的考察

唐代代北是族群交汇的主要区域之一,是了解唐代边地族际关系的重要窗口。以代北为视野,以代北军人为例,从军人的家庭、家族婚姻心理,以及群体意识两方面,可以对唐代代北民间社会胡汉之间的交融关系进行深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