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吴荪甫形象的真实性

茅盾在他的长篇小说《子夜》中,塑造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能称之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的人物吴荪甫。这是一个被茅盾自己称为“具有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由于茅盾突出地刻画了吴荪甫的这一性格特征,以至于使人觉得吴荪甫“太英雄气概了”,进而     

浅论《子夜》中的吴荪甫形象

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茅盾先生在长篇小说《子夜》中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 ,其中吴荪甫是最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 ;是一个塑造得相当成功的民族资本家的艺术典型。,必须把吴荪甫这一艺术形象和中国 2 0世纪 30年代前后的时代联系起来考虑 ,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作者创作这一典型形象的伟大现实意义。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中国资产阶级艰难挣扎的艺术典型吴荪甫出身于“簪缨世家” ,游历于欧美 ,具有相当高的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水平。他“有大志 ,有魄力 ,也有计划” ,他精明强干 ,刚愎自用 ,野心勃勃 ,“也不缺少同志” ,而且实力相当雄厚 ,一身经…     

论《子夜》的人物描写艺术

茅盾三十年代初创作的长篇小说《子夜》,以其深厚的艺术功力,独运的艺术匠心,描写了九十多个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人物,其中的许多形象,如吴荪甫、赵伯韬、杜竹斋、屠维岳、冯云卿、林佩瑶、范博文、曾沧海等,都塑造得栩栩如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吴荪甫这个人物形象,更是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民族资产阶级典型。下面就从这部小说的人物描写艺术方面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关于吴荪甫评价的几个问题

茅盾的长篇巨著《子夜》自问世以来,对主人公吴荪甫的评价在主要方面看法是基本一致的。比如,大家都承认吴荪甫是三十年代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他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期民族资产阶吸的某些本质方面和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但在几个具体问题和细节上,却或有忽略,或看法不一,或不符合作品的的实际。本文拟就几个具体的小问题,谈一下我们的看法。     

《子夜》精神内涵再认识

《子夜》诞生以来,批评者们常常在评价过程中陷入社会批评这个单一的传统模式,并受限制于作者的创作意图,走入“意图迷误”的歧途。一旦我们换个角度来审视《子夜》,就会发现《子夜》的精神内涵中有着两大特质:一是主人公吴荪甫实际上具有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学形象的全新的文化心理品格,是孤独的文化先锋和失败的英雄,这个形象突破中国传统的弱质人格,体现出茅盾内心深处的文化选择;二是《子夜》具有着现代悲剧的内涵,主人公不仅有清醒的悲剧意识,而且“悲剧知识”在他身上“臻于圆满”,《子夜》在揭示苦难命运的同时,也突出表现人类生命力的崇高感,从而使读者获得悲怆崇高的审美体验以及一种扩张、涌动的生命意识。     

全面评价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近年来党史学界关于党的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天然的领导权”。理由是:四大未提出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未提出农民的土地问题;彭述之有“天然领导权”思想,他影响了四大。我的粗浅看法是;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虽有缺陷,但不是“天然的领导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19世纪70年代产生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地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五四运动时,他们提出了“提倡国货外争国权内除国贼”①的政治口号,并参加了“三罢”;二七罢工前后,他们提出“理财制宪裁兵废督”及“好人政府与商人政府”②等政治主张;国民会议运动中,他们曾致电段祺瑞,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从冯玉祥北京政变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很明显的在政治上积极起来。”③四大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种阶级状况及政治表现,缺乏应有的认识,错误地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渡中”,“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④,因而未能提出和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这的确是个严重缺陷。列宁1905年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     

茅盾的矛盾——思想史视野中的茅盾小说

从思想史角度,对茅盾小说中两大形象系列——知识女性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重新解读,认为茅盾对大革命前后知识女性人生悲剧的描写,意在反思和批判“五四”启蒙的思想与历史局限,同时也流露出对“五四”启蒙的眷恋。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国悲剧的叙述,在政治意识层面力图对他们进行现代性否定,但在思想史层面实际上描述和表现了他们在追求现代性的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以及他们的作为实际承续和完成着单纯的思想启蒙所不能完成的现代性启蒙,构成着对思想启蒙的互补与完善,而且这种物质层面的现代性诉求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物质层面,对人与精神的现代性改造和再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重要性和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飘零的身世,奇崛的才情——吴芳吉先生的价值

吴芳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诗人,一般被认为界乎新旧诗人之间。探究其价值,应在形式之外,他是一位以生命热血书写诗歌的现代人,是一位“愤怒”诗人,其才情来自飘零的身世,论者认为这种“飘零感”正是20世纪20年代文学家比较共通的价值所在。     

鲁迅与茅盾的悲剧艺术

悲剧在文学创作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能产生比史诗更强烈的效果。”在西方美学史上,悲剧一向被称为崇高的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位艺术巨匠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在悲剧艺术创作上都有着独特建树,构成了中国悲剧艺术的现代性特征。中国传统艺术虽也写人物的悲苦厄运,但往往是“始于悲者终于欢,     

论创造社的“方向转换”

创造社的“方向转换”，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个案，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现代上具有特别意义的文化现象。本文认为：创造社的“方向转换”从客观条件看与当时的内外政治、文化发展动向的导引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们一贯奉行的理想主义（在文学创作上是浪漫主义）作为他们文化品格中最突出的精神品质，构成了他们实现方向转换，走向后期辉煌的内驱力     

论吴荪甫悲剧的美学特征

《子夜》中的吴荪甫的形象,是现代文学中罕见的、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和强烈美学力量的典型。这个艺术典型的丰富内涵是挖掘不尽的。这里我们主要想探讨吴荪甫悲剧的美学特征,以期对《子夜》的研究作一些新的尝试。一、吴荪甫悲剧的社会内容——悲剧与正义观念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围绕吴荪甫的阶级属性、政治品质展开了争论。这对于吴荪甫悲剧的评价自然有着重要意义。人是具有道德感的动物,对于悲剧鉴赏中审美态度的产生、保持和丧失,他的道德感具有决定的影响。如果吴荪甫的性格中不具有某些占主     

“他者”眼中的鲁迅形象——以夏志清、司马长风、顾彬为考察中心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夏志清、司马长风、顾彬等人较具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中,建构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类”形象。与传统文学史家不同,他们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趣味。经过“他者”的多角度阐释,鲁迅形象得以不断增值,从而呈现出多副面孔。鲁迅形象的多样化描述,反映了鲁迅本体蕴涵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同时,我们必须全面审视海外汉学的研究视角,以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来辨析其中的洞见和谬见,惟有如此,鲁迅研究才可能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人格面具膨胀的启示——《白鹿原》人物形象的符号象征意蕴探析

《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一个代表传统伦理道德的符号性形象,鹿子霖是一个代表着中国近现代交接点上市侩实用主义的符号性形象;白嘉轩以他“神像”一样的君子型人格面具换得世代族长的德高望重,鹿子霖则以他“鹿乡约”的人格面具换得人前风光人后风流。但在本质上,二人都是人格面具膨胀的牺牲品,他们的形象象征了历史进程中个体生命的悲剧历程,具有个体人类学的符号象征意味。     

苦闷·徬徨·探索·前进——略谈瞿秋白前期的思想

瞿秋白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文艺家。他的著作是多方面的,对中国新文学史的影响也是深广的。但在十年动乱期间,左倾思潮泛滥,以文艺思想斗争史取代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把三十年间现代文学发展的复杂现象归结为一个“斗”字。文学史上的作家专章,几乎只剩下了一个被神化了的鲁迅,自然,被林彪、江青一伙恶毒诬蔑为“叛徒”的瞿秋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一笔勾销了。经过拔乱反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著,注意消除左     

试论三十年代“民族主义”文艺思潮

这是文学史研究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出现和发生在中国三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思潮,尽管从五十年代第二个年头诞生的王瑶先生的第一部现代文学史起,每一种文学史都必定提及;然而,这也是所有文学史的共同特点:对其论述一概寥寥数语,语焉不详,说得朦胧模糊,除了措辞严厉的批判性结论,很少有展开一些分析和论证的。无论是总论点还是具     

“奇”从何来?——白先勇小说艺术

作者认为，从思想倾向上说，白先勇是一位悲剧艺术家，从他的某些作品中看出，他继承的，正是“五四”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悲剧传统；白先勇在运用西方现代派的手法、技巧上，不是顶礼膜拜，而是一种为我所用、“拿来主义”的借鉴与吸收。作者运用大量的作品，分析、展示了白先勇小说的“奇”，并认为他融传统、现代于一炉的艺术经验是很值得人们重视的。     

浅析《人生》的爱情悲剧——兼评高加林、刘巧珍的形象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坏给人看”。在《人生》中,不论是高加林和刘巧珍,还是高加林与黄亚萍,抑或是周克南与黄亚萍,他们的爱情都可算是悲剧。当然写爱情(更不要说悲剧爱情),并不是路遥的初衷。作者怀着极大的同情关注青年的命运,因为“从一条坎坷的生活道路上走过”的他能够理解那些遭受痛苦与挫折而仍然顽强地追求着的青年,即使在他为“他们的某种过失而痛心的时候,也常常抱有一种兄长般的宽容态度”。作者用心展现了这一悲剧发生的时代——“四人帮”刚刚覆灭,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大规模展开,新的生活尚在酝酿、探索之中,而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处于最复杂最深刻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生》既是青春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孔夫子与学者

序：亚洲的儒家思想的拥护者和北京的现代主义者们在面对西方人提出的一些使他们难以答对的问题的同时仍然十分积极地接受一种经过更新了的儒家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孔圣人是否真存在过？”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他与以他的名子为代表的宗教和道德伦理有多大的联系？”许多受过教育的外国人都认为，孔子是中国文明和宗教信仰的最高象征和标志。如果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孔子的年代是公元前551－479为正确的话，他仍应同属于希腊诗人手德尔（Pindar）、悲剧作家阿基里图斯（Aeschylut）和哲学家赫勒克利图斯（Heraclitus）的年代。按照传统，…     

论彭家煌笔下的庸常悲剧

彭家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乡土小说作家。同沈从文一样 ,他也同时操持了两条路子的创作。但是 ,不论是农村题材的创作 ,还是知识分子和小市民题材的创作 ,他都是以“民主、自由和科学”等现代意识和理性批判的眼光 ,去观照其笔下的社会和人生 ,很少有明朗和欢快的对理想社会和人生的抒写 ,相反却充溢着各种阴郁、惨淡的社会庸常悲剧 (诸如乡村悲剧、家庭悲剧、女性悲剧等 )的展示     

再论李健吾文艺批评思想

作为文艺批评家的李健吾,对不少从事文艺批评工作的同志,这个名字恐怕也是陌生的。李健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批评家。在三十年代,李健吾就以他优美圆熟,恢弘洒脱的独特批评风格产生了广泛影响。有人认为他是三十年代文学批评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称誉他的批评为当时文学批评的典范。①李健吾的文艺批评在当时确实影响了一批青年文人。从三十年代就开始文学批评的唐堤同志写文章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