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清算、普遍交往到世界公民——卡尔·雅斯贝尔斯与汉娜·阿伦特的对话

雅斯贝尔斯与阿伦特之间的对话持续了一生之久,正是彼此尊重和相互理解把最初的师生关系转变成了一种伟大的友情。本文重点考察了战后两人对话中所涉及的若干政治主题:罪责问题、交往与行为、人性、人类和世界公民等。与历史清算相关的罪责问题成为战后他们智力对话的重要契机。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论诉诸公开对话和精神之战,阿伦特行为理论诉诸积极生活和言说行为。他们的对话不是通过抽象化的人,而是通过具体的公共对话与普遍交往,提供了关于人类与世界公民的一个可以期待的范例。     

思的危险与思者的迷途——论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纯粹之思”的批评

不论阿伦特早期的行动理论还是其晚期的判断理论,她对海德格尔的“纯粹之思”都抱有一种委婉的讽刺和批评的态度.一方面,在海德格尔那里,阿伦特看到了一种纯粹之思的潜在危险,这种纯粹之思隔绝了自我与同伴、与世界的关联,模糊了公共领域,用思想吸收了行动,用思者替代了公民;另一方面,这种纯粹之思抛弃了人类的共通感和对他者的理解,用决断替代了判断,用思者替代了“旁观者”.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纯粹之思”最终摧毁了一个可以触知的、实质的和潜在的自由领域,使孤独的自我迷失在思想的迷宫之中.可以说,在阿伦特思想的基本面上,海德格尔不仅是其政治思想之发生的潜在“奠基者”,也是一个需要被“清算”和批评的对象.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概念及其影响

美籍德裔女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对公共领域概念有着独创性的解读。在她那里,公共领域作为人的卓异性的表现场所,作为人展示人自身的空间的存在,显示自身为“共同世界”的永恒存在。阿伦特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探讨对后世的政治思想有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特别显示在哈贝马斯和查尔斯·泰勒身上。     

自由的黄昏和黎明:比较《道德谱系》和《人类状态》中的自由观

对于尼采和阿伦特,古典自由观表现了人类对生命世界的恐惧,结果导致人同真实世界的敌对和隔绝。他们希望建立一种超越启蒙理性的自由伦理,使我们能够尽情拥抱世界之网,并为其中不能以简单因果论驾驭的行为之链承担责任。尼采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大政治”中权力意志的自我超越,而经历二战劫难的阿伦特则寻求在大众民主社会中实现后形而上学的集体自由。尼采和阿伦特为一种真正“普适”的人观、发展观指出了可能。     

超越现代性的两条道路:马克思与阿伦特

马克思和阿伦特都是现代性的强烈批评者.在马克思这里,现代性的本质是“资本统治”,现代性的危机是失去个性和自由的“人的异化”;而在阿伦特这里,现代性的本质是“技术控制”,现代性的危机是失去公共政治自由空间的“世界异化”.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阿伦特走的是一条单纯“复归政治生活”之路,而马克思则走的是一条彻底“变革生产关系”之路.比较而言,马克思的道路更为究竞.     

汉娜·阿伦特“世界”概念浅析

阿伦特的“世界”不同于地球、自然,它属于人类创造、由人工制品(从建筑物、生产/生活工具到各种制度、文学艺术等)构成的广义的文化。同时,世界不是单个人的世界,而是所有人的世界,是复数之人于其中交往对话、相互向对方呈现自己的公共空间。世界的现实性和自我的现实性只有通过与别人分享在世界中的经验才能获得。世界之所以能够独立于生生灭灭的自然循环,连接起过去、现在、未来,并赋予人稳定的现实感与身份认同,极大地得益于它的持久性,世界的持久性为人提供了抵制自己生命无益性(短暂性)的保证。最后,世界的持久性和人的不死性都是世俗的,它从根本上区别于宗教意义上的永恒。     

阿伦特行动视域下的政治危机探寻

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一生关注点在行动领域,可是随着现代性的兴起,行动领域的危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现代劳动全面侵占公共领域,人沦为动物物种,失去了崇高的行动生活。极权主义的肆虐是现代性危机的典型表现,直指现代政治的危机。平庸的恶是阿伦特对政治危机的独创性的考察,是现代伦理的困境。无论是现代的人之境况、极权主义还是平庸的恶,都意味着行动领域危机的必然出现。     

论阿伦特的“多元性”之思及其困境的克服

"多元性"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核心议题。在对纳粹极权主义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反思中,阿伦特将人之生存的基本处境揭示为多元性;而平等、差异、言说、行动以及公共领域等概念则构成了理解多元性概念的关键性维度;并且阿伦特通过对宽恕和承诺这两种政治能力的探讨,试图去克服由人类的多元性境况所引发的诸多困境。     

阿伦特的“公共世界”概念

阿伦特的"公共世界"概念是基于对现代性批判与超越的思考中提出的。在"复归政治生活"的理念下,立足于对西方传统政治的阐释与解读,阿伦特想藉以前柏拉图时代的古希腊城邦制文明为样本,提出公共世界才是远离极权主义的"本真的政治",公共世界的蜕变是一个由哲学与政治的分离走向哲学与政治的复归的过程。阿伦特的复归公共世界的政治变革道路对于启迪人们的批判意识、唤醒人们反思能力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终究无法形成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维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效应。     

历史理性与历史唯物主义

从"世界精神"的绝对理性出发,黑格尔树立起在历史过程中认识自身并实现自身的历史理性,从而使历史成为充满自我意识并具人类未来发展之自我启明性的精神成长史。然而,以现代大工业为基本建制的现代社会消解并割断了黑格尔精神哲学中历史意识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历史仍表现为人类与其真正利益相疏远的对立过程。易言之,在黑格尔称之为"历史狡计"隐秘处,马克思揭示出历史的真实就在于理性之下人的现实对抗,在现代社会,这就表现为在资本"物"的遮蔽下人与人之间现实关系的对抗。     

论生存危机的理论嬗变及其意识形态化

人类与外部世界的对立,经由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冲突,导致了自身危机的沉积乃至爆发。生存危机已成为缔结在人类生存与发展道路上的关键命题,生态危机向生存危机转化的过程日益清晰,催生生态危机的制度缺陷已经显现在解决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方案之中。这就需要破解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并进行生存危机的哲学反思,进而把握生存危机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与发展路向。     

论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自由观的理解

阿伦特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定义都把关系到人的条件本身作为基础,阿伦特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认为人是政治动物,而马克思则把人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二者对自由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大致来看,马克思的劳动自由观强调人在劳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关系中现实地复现自己、表现自己作为类存在物的类特性,而阿伦特的政治自由观主张平等多样的主体通过言辞和行动的表演在公共领域进行秀异、显现自我。阿伦特基于其对自由和劳动、工作以及行动等概念关系的理解,对马克思的自由观念进行了评析和解读,但她对马克思劳动自由观的这种理解存在问题。尽管如此,阿伦特的解读仍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自由观念的认识。     

论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政治哲学反思

在阿伦特看来,现代性中孕育着种种危机,比如个体的原子化、公共空间的消失等。而这些危机就是现代极权政治兴起的重要社会条件,而矫治危机的办法之一,就是个体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     

"劳动动物"还是"政治动物":阿伦特对大众社会的政治批判

大众社会及其后果之一的极权主义,构成阿伦特政治哲学的背景和政治批判的出发点.劳动批判是阿伦特大众社会批判的独特视角.在阿伦特看来,正是摩登时代"劳动动物"的价值支配性地位导致了大众社会的形成及其政治病变."劳动动物"的价值支配导致了公共世界的解体、时自由构成威胁、产生了孤独的大众并为极权主义的起源提供了土壤.作为大众社会的产物,群众和暴民成为极权主义者的暴虐工具.通过大众社会的政治批判,阿伦特努力寻求恢复政治行动及其公共领域的原初意义.     

公共领域——一个永恒的世界——对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思想的探究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众多西方政治哲学家中一颗耀眼的明珠.阿伦特从人的活动,即劳动、工作和行动入手,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三个领域,即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这一对应关系形成了阿伦特对公共领域进行分析的三分理论框架,进而取代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为基础的理论范式.本文欲对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思想做一定的梳理和探究.     

论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发展

人类遭遇的每一次危机都是社会发展系统自我检视和自我修正的良机。后疫情时代既是社会历史发展在疫情危机下的阶段性表现，也是发展的新环境、新起点。虽然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不会因疫情而改变，但在新旧常态交织的后疫情时代，发展的互联性、高风险性、即时性、反思性等特征尤为明显。对这些发展特性的深化认识，是我们在变与不变中把握发展机遇、破解发展问题的总抓手。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明确后疫情时代发展的思路和走向，以求真、求善、求美的实践达致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面对新冠疫情的现实威胁，世界各国必须凝聚发展共识，协同打好全球抗疫战，争取以更为稳健、更有韧性的发展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疫后世界。     

从生活世界到公共领域:现象学的政治哲学转向

同样是面对现代性的危机,胡塞尔坚守着理论的纯粹性,对现代社会理论危机的根源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海德格尔则以实践的态度面对危机,对人(此在)的在世界结构做出了深刻地分析,但是由于他们都秉承着理论或者沉思优于实践的传统,故而都未能对政治的世界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只有阿伦特,直面这样一个现实而重要的领域,并为之提出了具有洞见性的主张——恢复公共领域,以积极的态度参与政治,担负起每个公民应负的责任,从而使我们在迷茫与彷徨中看到了希望。     

在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之间——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现代性批判立足点评析

阿伦特与哈贝马斯都将现代性危机的核心规定为主体性造成的危机,前者认为主体化造成了以政治危机为代表的疏离世界,后者则从主体性批判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批判的哲学-社会学双重维度来分析现代性危机。因此,他们都意识到现代性必须走出抽象主体性。为此,阿伦特选择了复多主体性,哈贝马斯选择了主体间性。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则更为明显:阿伦特并未放弃主体性,而是从单一抽象主体走向具有个别性与一般性双重维度的复多主体;与之不同,哈贝马斯消融了主体性,从而着眼于主体间性的结构性与逻辑性。这种差异为我们将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置于阿伦特的复多主体性的视域下来反思提供了可能。     

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农民的自我认同危机：形成与纾解

现代化进程中,一部分农民受自身因素限制而无法向现代农民转型或跨行就业,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传统农民。现代化改变了传统农民所面对的世界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使得他们原先在农业生产中建立起来的自我认同逐渐消解。传统农民自我认同危机根源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相对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落后性,形成过程包括传统农民在商品交换中失利、在社会比较中失衡、在公共交往中失语、在自我反思中失望等基本环节。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给予传统农民更多关注、尊重和帮扶,从保障生存—发展生产—丰富生活层面探寻纾解危机的策略。     

雅斯贝尔斯与阿伦特:历史记忆和新的开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纳粹时期的历史记忆促使卡尔.雅斯贝尔斯与汉娜.阿伦特一同告别旧欧洲传统,走向世界主义,成为世界公民。鉴于原子弹造成的新的世界现实,雅斯贝尔斯把创建世界哲学视为时代的必然任务,致力于一种以世界秩序和政治自由为目标的世界政治。对极权主义因素和起源的反思,促使阿伦特与旧的欧洲传统及其哲学概念决裂,倡导一种没有传统的概念,即一种没有扶手的思想,致力于基于开放性对话和交往的一种人道的、有人类尊严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