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对儒家法制原则的改造

明刑弼教学说直接凸显刑罚功能,远不如德主刑辅粉饰统治阶级仁政的效果,故而在宋代以前难以获得统治阶级的青睐。为强化封建国家的政治职能,朱熹密切关注古代法制体系的具体结构,对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概念作了新的注解,对明刑弼教法制原则作了进一步阐发,添加了诸多新的内涵。     

儒家德刑观之话语链分析

儒家德刑观的发展呈现出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联性,随着时代的需要,实际上经历了“重德轻刑”到“德主刑辅”直至“明刑弼教”的理论发展历程。无论是“德”还是“刑”其内涵意韵均在随时代而变更。在由德刑分裂走向以德统刑的趋势中,刑罚的地位、价值和功能亦日趋升级。从德刑关系的复杂演进中,可以得知,儒家之“治道”非笼统以“德治”二字所能囊括一尽。     

儒家伦理对宗法等级结构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探析

儒家伦理之所以成为中国漫长的宗法等级结构社会的主导思想,很大原因在于它自身内涵结构、核心概念"仁"和"礼"的内在统一在动态演化中迎合了政治稳定的需要。本文从忠孝人伦、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和德主刑辅等概念入手,剖析了儒家伦理在政治架构、伦理规范、道德修养和德刑嬗变等方面对宗法社会政治稳定所起的作用。     

《周易·大象传》所见古代儒家的刑罚自然主义

儒家主张宽缓赦宥的刑罚适用原则,强调刑罚对德教的辅弼功能;并为这种主张在天道自然之中觅得了正当性的根据,赋予该主张以天然的合理性。《周易·大象传》尤其是噬嗑卦、贲卦、解卦等六个卦的象辞集中体现了儒家对自身刑罚学说的自然主义论证。儒家的这种自然主义带有明显的道德化倾向,这是儒家不同于其他学说的特质所在。     

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内涵

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体 ,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一种把德治仅仅理解为用伦理道德来进行统治的狭隘看法 ,而实际上德治要求的是政治统治应该符合伦理道德 ,它包括行政伦理、经济、法律及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全面准确地理解德治思想的基本理论内涵 ,是我们正确评价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关键。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历朝历代的《刑法志》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史料,也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刑法志》对各个朝代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记载和阐释,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官方史料,其观点获得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采用,并作为他们施政和实行法制的指导。可是学界对《刑法志》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宋史·刑法志》。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宋代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记述了宋代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     

论《汉书·刑法志》所见之正统史观

本论首先概述正统史观,再以《汉书·刑法志》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班固对汉及以前之兵刑制度史的撰述,从国家政权与法同源于天、王朝嬗递与兵刑继受、国家治乱与礼刑秩序三个层面解构蕴含于《刑法志》中的正统史观与法律观念,并以宽恕历史为基点再评正统论。     

论张栻德治思想

理学家张拭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在继承发展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政治和道德的密切关系,提出德主刑辅,勤政爱民的治国方略,主张通过践履躬行、居敬主一的道德修养方法。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以德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德主刑辅”思想对我国治国方略的启示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治国方略有着深刻的启示反面的启示是要反对道德至上,坚持法律至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面的启示是要以德治促进法治,以法治保障德治,社会主义要德治与法治并举.     

中国“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的“德治”思想源远流长。“德治”思想从西周确立以来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考察中国“德治”思想的历史发展 ,有助于我们在当今社会对“以德治国”的方略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简

通过中国儒家和西方经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儒家以“义一利”为价值结构模型,西方以“财富”为价值结构模型。儒家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表现方式是：强国的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安国的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治国的道义在于蓄储俭用。西方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利体义用”,表现方式是：鼓励获取财富、财富规则和财富责任。儒家“义一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义利共体”的价值结构建构中,儒家价值结构提供着人文精神基础,西方价值结构提供着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论儒家道德学说的理论形态

儒家道德学说具有一整套形式严谨、内容完备的理论建构,其以仁义道德的绝对价值为理论核心,形成了价值论;以德性与人性的相通为基础,形成了德性论;通过论证“德性所知”与“闻见之知”之间的关系,创造出知识论;通过论证人的本体实现,创造出目的论;为让人实现道德“自觉”,建构了教化论;为强调道德的合理性,建构了义务论。儒家道德理论的形成,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儒家道德学说经历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历次变迁后,仍能对国人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之一。     

儒学的一种缺弱:私德与公德

在被儒家伦理观念笼罩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儒学的“公私之辨”,也能彰显出一种儒家的公德精神;但通常是在一种巨大的伦理危机的情境中,才能将这种精神激活。儒学主要是通过伦理关系来实现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的理论特性,使儒家在公共生活领域中发生认同障碍,阻滞了道德感情和道德行为的释放,表现为公德的缺弱。这里是儒学笼罩不住的空间,但也是儒学会有新的生长的空间。     

后单位社会下城市社区意识的重塑

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有助于协调社区阶层间的利益和矛盾,维持社区的和谐与稳定,降低社区治理的成本。当前城市居民的社区意识还较为低迷,具体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社区认同度不够,社区公共理性缺失,社区参与率不高,社区满意度偏低。浓厚的单位意识而低迷的社区意识制约了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破除单位社会后遗症需要加快社区意识重塑:培育社区组织,重构精神家园;拓宽社区参与,深化社区自治;培育社区资本,促进社区发展;开展社区教育、重塑公共理性。     

论公羊学在俞樾经学思想中的地位

俞樾向以朴学家驰名,而公羊学思想可以说是他治经治学的指导思想。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一经被他推崇为“圣经”;他对《春秋》经传的训释遵从公羊家的立场和门径;他还将公羊思想及其家法运用于所有儒家经传的文字校勘与训诂中。俞樾是一位以朴学驰名的公羊思想家。     

道德代宗教:一个有意义话题的重提--论梁漱溟儒学具有宗教作用之学说的理论意义

梁漱溟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提出,由于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生活能够给人以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因而具有宗教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西方社会是由宗教承担的,而在中国是由道德承担的.这就是著名的道德代宗教说.本文认为,道德代宗教的话题今天并没有过时.它对于解决当今道德理论中特别是西方伦理思想中的一些重大难题,对于正确认识儒学的社会作用,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左传》"继室"考

作者认为,现行《辞海》对"继室"一词的解释是不周严的。作者引用《左传》、《史记》以及《公羊传》、《谷梁传》等文献中的众多资料,对"继室"一词的内涵作了重新的界定。作者认为,由于"继室"一词的意义涉及到作为继室的女子的地位、继室儿子的继承权、古代继承法等问题,所以,正确理解它的含义,对研究古代政治制度中某些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全球伦理”的基础——儒家文化传统问题与“金规则”

本文在第一部分中将说明“金规则”的基本内涵以及它不能作为人类伦理道德原理的初步理由。第二部分将会指出并分析“金规则”在传统儒学中的基本位置以及它曾经面临的问题。第三部分说明作为道德意识开端的爱与同情现象 ,并且描述同情、爱与“金规则”之间的可能奠基关系。第四部分则意图论证人为美德或社会公德必须建立在更为原本的自然美德和个体道德的基础上。而在最后的第五部分 ,本文最终希望能确定与两种美德相关的两种教育方式 ,并指出通过教化来弘扬自然美德的可能性。     

略论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儒家思想研究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趋于沉寂,但儒家思想研究非常活跃。儒家思想研究之所以活跃,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社会政治环境、儒家思想是有待研究的学术领域、冀儒家思想理解共产主义中国。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即注意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及“外在研究理路”。20世纪50年代的儒家思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儒家思想的错误认识、加深了对儒家经世传统思想的认识,并为进一步理解传统中国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当然,此时期的儒家思想研究亦存在局限,即“外在研究理路”这种方法,未能有效解决人的“历史性”与“超越性”之间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