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统区“战时当作平时看”办学方针新论

过去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办学方针——“战时当作平时看”,论者都持否定态度。然而,战时国统区教育确有很大发展;要承认战时教育的发展,就得如实地肯定“战时当作平时看”办学方针的积极作用。以下我从三个方面对“战时当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加以探讨。     

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对黑龙江省昌五镇的个案研究

本文对黑龙江省肇东市昌五镇的正式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进行了个案考察。文章描述了昌五镇“九九归一”的村级权力体系和“金字塔”式的镇级权力结构,并在分析其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指出农村基层政权中的旧体制惯性已成为阻碍变革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基层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势在必行     

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社会承受力问题刍议

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社会承受力问题刍议陶冶一、深化改革中的利益格局和社会承受力从原来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体制转变为以市场作为配置生产要素手段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涉及社会生产和运行机制，社会管理组织和权力，社会具体制度和结构，各种社会成员的地位和既得利益、...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权利结构与运行机制

财政体制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财政运行机制，财政行为目标和财政权利结构（即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银行、居民的财政关系）。财政运行机制是最表层的内容，其运行效果由财政的行为目标所决定。财政权利结构是深层次的内容，它决定财政的行为目标。财政体制不同，三个层次的内容也不一样，计划经济体制对应的财政运行机制、行为目标与权利结构同市场经济体制对应的财政运行机制、行为目标与权利结构则大不一样。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财政体制也应该作出相应的变化。分析和…     

从国际货币体制的演进看东亚货币合作

本文从分析国际货币合作的特点入手 ,对国际货币合作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作一般性的研究 ,并沿着国际货币体制的演进过程 ,分析了国际货币体制发展的各个阶段国际货币合作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特点。由此 ,根据这个研究框架以及东亚各国政治经济特征 ,认为东亚货币合作很可能采取随机协调的合作管理方式 ,而不会形成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欧洲货币体系 (或欧盟 )的机构协调的霸权合作体制。     

论西方政党体制内外组织结构的相互关系

政治体制外政党从中央到地方和基层的各级党的组织结构称为“体制外结构”,而进入政治体制内,适应特定政治体制的规则而形成的党的组织结构称为“体制内结构”。政党体制内外组织结构的相互关系（法定的和习惯的）是政党在政治体制中正常运作的必要纽带。西方各国政治体制内和政治体制外的组织结构在人事、政策等方面的权力和责任是不同的,因而,各国体制内外结构的相互关系差别甚大。研究这些差别及其原因,对于我们深刻认识现代西方政党的运作规律和现代西方政党政治的现状、走向及其实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家文化体制的历史来源——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模式的结构化和制度化(1927-1949)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即高度重视对社会的文化动员,重视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的建设。从1927年开始,面对苏区、解放区和国统区两种政权性质、两种势力范围,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行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工作策略:在苏区和解放区,实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体化策略;在国统区,实行文化领导权的渗透策略。到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体制逐步成型,并在1949年后随着"以党建国"向"以党治国"转型的历史性进程自然过渡为国家文化体制。这种意识形态领导与政府文化管理职能系统相结合、具有战时文化动员功能的文化体制成为当下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起点。     

宪政体制论析

宪政体制是以宪法体系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核心的政治体制。本文从非价值判断的角度，剖析了资本主义世界各类宪政体制。本文指出，常规性（多元）宪政体制与非常规性（一元）宪政体制至少都承认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法定程序；都不承认天然血缘关系是权力合法性的基础；都把政党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在宪法的最高权威性上、在权力的制约性上、在政党制度、文官制度以及在是否承认少数反对派的合法地位方面，二者有根本区别。     

项目治乡：项目制基层执行中“规则转化”与治理

专项转移支付已经成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重要形式，项目制成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目前研究存在“制度”与“利益”两种分析框架，两者对项目制价值的整体判断有着尖锐的对立。本文以“乡镇”为项目制的研究起点，用“变通”理论观照项目制的基层执行，把项目制在基层的执行要素分解为四个方面：制度、结构、关系和技术。本文认为，项目制执行除发包部门的官僚制运作外，还必须经常性地转化基层权力系统和启用社会机制，才能有效提升项目的执行力和实现项目的最终落地。     

论权力的过分集中与合理配置

我国传统体制的弊端集中到一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迄今为止14年的改革历程正是沿着将权力过分集中的机制转换成权力合理配置的机制这一基本思路进行的。我们必须继续沿着这一思路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建立起保证我国政治经济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合理配置权力结构的机制。政治经济运行机制的权力配置不过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表层结构,它是由政治经济的利益结构、所有制实现形式的产权结构、所有制结构逐层深入的深层结构所决定和制约的。我们不妨由浅入深地剖析一下这诸层结构,从中探明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运行权力结构。     

于谦之死与景泰年间中央权力的再分配

“夺门之变”及于谦之死是明代历史上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然而,学界对于谦之死的深层原因———明代罢相后中央权力的结构却鲜有研究。通过对史书的文本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可以看出,“夺门之变”前后中央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加之于谦本人的忠君思想导致的不愿作为,最终使于谦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美国二战经济动员对联邦体制的政治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从1939年到1941年进行了局部的战争经济动员,从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到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进行了全面的战时经济动员.随着联邦中央的权力极大地进入和控制国民经济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动员推动权力向联邦中央政府流动,一个强大的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联邦中央政府迅速发展起来,美国联邦体制由此完全转向了"混合联邦主义".通过经济动员,联邦政府加大税收征收、大量发行公债和扩大联邦开支,构成了美国联邦体制政治变化的经济根源和经济基础.     

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

唐代的幕府制度，因为涉及唐代历史的重大转变，所以长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当唐朝军事制度的重心从临时出征(行军体制)转变为边防驻守以后，军镇的长官不仅继承了行军体制中的战时权力，而且继承了行军体制中的组织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幕府。军事长官依靠这个幕府组织运用自己的权力，组合自己的利益，建立自己的统治基础。安史之乱的发生，当然有许多其他因素，但安禄山手下的幕府在其中发挥的推波助澜作用也是不容忽     

战时体制下日本东亚振兴会的“对华文化工作”

东亚振兴会是战时体制下在日本本土从事“对华文化工作”的主要团体之一,作为外围机构接受兴亚院的指导与补助。围绕东亚振兴会的缘起、对华文化工作及战争末期与大政翼赞会的关系等展开探讨,可以揭示东亚振兴会在战时体制下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文化劝诱”,揭露其配合日本武力殖民侵略的本质特征。东亚振兴会的战时对华文化工作,具有投机性、深入化等特点。     

论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格局变迁

改革开放冲破了传统体制下的单极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政府权力一部分正向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转移，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地方政府既向市场、企业、社会转移了相当部分的权力，同时又拥有部分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没有逾越行政分权所致的弊端。地方政府最终只有将经济剩余分享权和控制权、社会管理权和自治权重新回归企业、市场和社会，才是地方政府权力格局优化的长期目标和最优选择。     

走出“体制唯一论”的误区

体制作为社会基本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领域的具体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毫无疑问，对保证整个社会的健康有序运行具有客观的、长期的、稳定的、根本的作用。显而易见，体制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义是无法也不容否认的。所谓“体制唯一论”显然不是指对体制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义、作用的正确而充分的肯定，而是指把体制及其作用绝对化和实际工作中的“唯体制论”的新造神论。比如，有人在谈到社会生活中的弊端时，往往一言以蔽之，将其全部归罪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似乎只要市场经济体制一旦建成，一切弊…     

法治与构建和谐社会

法治不仅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以法治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方策有其必然性.为了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我国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还要进一步完善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对现行的司法体制进行改革.     

“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反垄断法保障：功能、限度与路径

数字社会中，技术资本的非均质占有引致权力结构的失衡，进而催生了“数字弱势群体”,其权益可能受到平台权力不当行使的侵害。鉴于“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与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具有内在契合性，故而有必要引入反垄断法，以矫治平台权力的失衡、弥补私法保障的不足。同时，需把握反垄断法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合理限度，既不能僭越竞争价值的优位性，亦应尊重平台自治权力的正当行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证反垄断法理念和制度之调适。通过反思当前的效率至上理念，将彰显主体性价值和包容性发展的人本主义理念确定为“数字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基本理念。在具体制度层面，则需将权益主体、权益内容、权益救济的三重叙事纳入反垄断法的规范文本，并在其实施过程中通过协商治理彰显用户价值，以合规经营指引间接引导平台权力运行机制的重塑。     

苏共“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的性状与危害分析

权力结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党制度安排的基本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顶层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苏共执政74年间,斯大林及其后的苏共党人抛弃了列宁晚年关于权力结构的顶层设计原则和改革实践,创制并固化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高度重合的"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这一权力结构模式是一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战时权力结构,是一种压制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集权领导制度,是一种导致治理能力层层弱化的组织制度,是一种无法保障党的纯洁性的同体监督体制,因而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等级授职制选人用人、权力无法监督制衡、权力垄断腐败并溃败等制度缺陷,最终无人也无能替"天下"负责。     

弘扬“三大精神”与发展市场经济

弘扬“大庆、铁人、北大荒精神”（以下简称“三大精神”），对于加快我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步伐，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三大精神”形成于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前半期。当时的经济体制、价值取向和道德要求，在新形势下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第一，经济体制不同。大庆、北大荒的开发建设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三大精神”是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产权结构、经营主体、资源配置方式、产品分配方式、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第二，价值取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