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的历史区分及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分析

武士道作为日本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过往的研究中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目前尚未有人对其做历史的区分.考察日本武士道的历史发展和内涵演变,可以清晰地认知日本古典武士道和明治维新以后的武士道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明治以后军国主义提倡的近代武士道,成为奴化日本人民的精神制剂和帝国对外扩张的残忍工具,个体的贵族的武士道变成了全民的大众的武士道.区分古典武士道和近代武士道,并加以研究,可以为分析日本的相关活动找出界定的标准,对于深刻认识武士道在日本当今社会各类组织的运用和衍生,认识日本文化以及日本民族特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武士道精神对儒家思想的汲取

日本武士道精神虽然凝聚了自己本土的神道教意蕴和外来佛教思想,但也汲取了中国儒家的许多思想.武士道的勇、仁、礼、忠、名誉等德目,无不渗透着中国的儒家思想,正像日本伦理学权威新渡户稻造所说:"至于严格的道德方面的教义,儒家孔子的教导是武士道最为丰富的渊源."     

浅谈武士道及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武士是日本历史上特有的社会阶层,他的出现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作为武士所遵循的武士道也成为影响日本民族性格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武士和武士道皆已不复存在,但是武士道精神仍然存在并且在社会各方面发挥着影响力,成为日本迅速发展的动力之一。日本企业大多都是在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下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如何发挥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     

试论日本近代武士道的确立

在世界军事史上,近代日本军队以野蛮强悍著称,这其中封建武士道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如何把封建武士道改造为近代军人意识构成了近代日本军事史上的重要内容.《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的制定与颁布,使传统武士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为近代军人意识,最终成为支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基础.     

从武士道历史看武士精神的演变

8、9世纪,适应武士群体战争实践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武士道在12世纪末随着镰仓幕府的建立而成为制度的道德规范,17世纪经山鹿素行等武士道理论家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又成为信仰的道德规范。19世纪后半期,由于明治政府的强制推行,武士的道德规范发展为日本全民的道德规范。在日本武士政权1000多年的历史中,武士道逐渐与日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融为一体,沉淀为日本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对日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义务与名誉”之论争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发生了一场由如何看待军人战场自决等问题而引发的"义务与名誉"之论争。早稻田大学教授浮田和民认为军人战场自决是一种错误的行为,主张军人应为义务而战,而不是为所谓的名誉而战。陆军少将佐藤正则认为日军的士气正是来自于为名誉而战,因此主张军人应为名誉而战,而不是为义务而战。随后,井上哲次郎等人也纷纷对此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论争扩大开来。这场论争不仅涉及文明开化后的日本如何看待武士道的问题,更触及到日本传统伦理思想与西方近代伦理思想的冲突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日本社会对于"被俘"的基本态度和观念。     

儒学的异化——日本武士道批判

儒学的本质是以“仁”为宗旨的思想，根本精神就是仁。凡是违反儒学的本质思想，违背以“仁”为价值导向，以人与人自身和谐发展的，一切反人性的道德畸形、人性变态和社会腐化等等都是儒学的异化。日本武士道正是这神异化的形态之一，并袁现出三神形式。     

武士道与文化侵略——探析近松门左卫门文学中的侵华意识

近松门借助文学反映武士道精神既是对文学传统的承接与延续,也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日本民众的侵华迷梦和幻想,演示了武士道外化为侵略形态时的一种更为隐蔽的侵略形式——文化侵略。     

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梁启超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析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梁启超启蒙思想的重要域外理论资源。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源于严复的《天演论》和明治日本的进化论思潮,其中加藤弘之的强权主义进化论影响尤巨。梁启超深信进化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之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天演之公例"。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在东亚的跨文化传播中被严重曲解,进化论在日本和中国演变为一种主张"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义更是成为强权主义的符号。在寻求富强的历史情境中,这种东亚版的进化论成为一种激发民族主义和改革意识的启蒙理论,而其在日本则蜕变成一种为军国主义张目的强权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性批判,其对进化论的信仰亦随之动摇。梁启超思想深处的儒家天下主义情怀,使他最终没有追随其日本精神导师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从民族自由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显示了中日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思想归宿。     

梁启超的日译西学与五四新文学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运用"和文汉读法"学习日语,意欲建造一座连通中西文化的巴贝尔塔,但是,翻译方法的急功近利、文学观念的返归传统,以及中、日、西多种思想的交错等诸多因素,都决定了梁启超难以跨越中国传统文学的樊篱,完成引导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历史性转型.本文从翻译手段、文学观念、思想文化等三个层面考察梁启超通过日文译介西学的行为,进而探析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中,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学的承续关系.     

回归还是超越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思想演变轨迹探析

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思想束缚,变得激进,倾向于革命.但是1903年赴美国考察回来,他却主张君主立宪,回归到改良阵营.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孕育者之一,然而1919年游历欧洲后,却逐渐拉开与"五四"人的距离,被认为是回归传统文化.考察梁启超由激进而趋于保守的思想演变轨迹,可以发现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内涵.他的回归非但不是落后,反而是对中国未来的超前思考.     

对日本武士道的文化诠释

武士道是日本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最初是以武士的行动为基点,逐步发展成武士群体的一种行为习惯,并随着武士成为统治阶级,这种行为习惯进一步内化为观念和精神.今天,即使武士道的行为基础和精神基础都已不存在了,但它作为日本所独有的文化仍深深影响着每一个日本人.     

硬币的另一面——浅析石黑一雄小说《长日留痕》的管家形象及其意义

日裔小说家石黑一雄第三部作品<长日留痕>题材与前两部大相径庭,然而主人公史蒂文斯身上表现出的"管家性格",与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仍保持一致,在这个形象背后是作者对民族与历史更为客观和立体化的审视,体现出了"国际化小说"的倾向与追求.     

论佛教对日本传统政治和军事文化的影响

佛教在日本经历了国家化及与政治相互扶持的长期历程,因此与其政治和军事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联系。日本佛教存在着某种功利化倾向,不太强调是非善恶的区别和“因果报应”以及“轮回”与“涅”等观念。僧侣和武士曾经相互影响,佛教禅宗在武士和政客的训练过程中发生过重大作用,对于日本民族独特的生死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成为武士道发生的重要精神根源。     

个人欲望:创造社作家日本体验的基点

在中国近现代学人的留日史与现代思想发展史上,1912年前后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问点,在此前后的留日学人受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有着不同的日本体验.此前的留日学人的日本体验其实就是日本社会文化的现实经验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中国目标的一种感性对话,而此后留日学人的日本体验则更多表现为日本社会的个人生存状态与留日学人自我的生存遭遇之间的感性对话.前期创造社作家群绝大多数是在1913年以后留学日本的.与梁启超、鲁迅兄弟等学人的"日本体验"不同,创造社作家更直接地陷入到了个人欲望的纠缠与挣扎之中.这一方面属于日本大正时期的"成金"刺激的结果,另一方面却也交织着个人生存的种种艰难与屈辱.以个人欲望为基点的日本体验构建了中国新文学作家精神世界中新的个人/国家的关系模式.这一模式,影响着创造社作家们自我实现、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方式,其动力、活力与问题局限都在其中.     

《清议报》停刊考

梁启超在日本所办<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社会影响力甚大.至于二者的关系,并非一般认为的是因<清议报>馆失火而自然停刊,其结果为别办<新民丛报>.而是由于另办<新民丛报>,才导致了<清议报>的停刊.论据可分为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方面,<清议报>馆的"失火",事实不明朗,难以成立,而产业内部的资产变动才是报馆暂歇的主要原因.主观方面,梁启超这一时期在思想和行动上正处于从"一党"到"一国"的变动中,1901年底恰是一个突破关口.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就是梁启超思想和行动上相对独立的标志性转变.     

理想与现实的背离--论梁启超的国会组织思想之流变

梁启超作为一名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其国会思想产生较早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的国会组织思想颇具特色,这种特色体现于其本身的流变不居中.梁氏一生中不断地在两院制与一院制之间摇摆不定,这种政治理想上的彷徨是随着其自身"在朝"或"在野"的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也是随着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本文力图通过对梁启超在国会组织思想方面的变化作历史的考察,以便较真实地反映出梁启超作为一名宪政民主主义者心路历程的变化及其深层根源.     

梁启超对于“善变”的解释

梁启超努力利用日本阳明学以及中国自身的王学资源为他的"善变"即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摇摆做出合理的解释.戊戌政变后梁氏选往日本,经由吉田松阴的<幽室文稿>接触到注重实行的阳明学,为其"至诚不动未之有"的信念所吸引,用以抵抗维新失败后招致的道义压力.这一时期(1898-1906)在改良还是革命的问题上,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发生了反复的争执,为克服自己"流质易变"的性格,他重新拾起了长兴时代的功课,潜心陆王之学,援引"不欺良知"的说法,应对个人也可说是整个过渡时代的道德危机.     

“新民”与“立人”:梁启超与鲁迅启蒙思想之比较

鲁迅"改造国民性"和奴性批判的思想与梁启超"新民"和反奴性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把奴性归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进而批判造成奴性之根源的专制主义。但维新派政治家梁启超与批判知识分子鲁迅的启蒙思想又不无分歧:梁启超的"新民"以英国式公民为典范,旨在以中等阶级为基础而陶铸公民;鲁迅的"立人"则以尼采的"超人"式审美乌托邦为理想,旨在以"天才大士"为桢干而达致个性解放的"人国"。与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之拥抱民主的启蒙主义相比,无政府个人主义者鲁迅对民主之以多数压制少数的"多数暴政"和平庸化的批判,则使其启蒙思想具有"反启蒙的启蒙"色彩。梁启超追寻之现代文明的"社会现代性"与鲁迅崇尚之精神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表征着一个现代化改革者与一个现代性批判者、一个启蒙政治家与一个启蒙文人深刻的思想分歧。梁启超之民族自由主义的政治启蒙与鲁迅之浪漫主义的精神启蒙,相映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