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和CFO任期交错是否可以降低盈余管理?

本文以沪深证券市场2002～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CEO和CFO任期交错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CEO与CFO任期交错能够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两者任期错开的时间越长,该影响越大。同时,CEO和CFO任期交错只对公司正向盈余管理有影响,而对负向盈余管理的影响并不显著。上述结果并不受CEO任职时间早于还是晚于CFO的影响。进一步地,在区分CEO权力和公司产权性质的情况下,我们发现,CEO的权力影响了CEO和CFO任期交错对降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积极作用:当CEO权力较大时,两者任期交错对公司正向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同时,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任期交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发现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盈余管理等相关领域的文献;同时,对于如何降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以及CEO与CFO任命等人力资源管理决策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谁选择了财务经历的CEO?

基于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司聘请财务任职经历的高管担任CEO这一事实,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从公司特征入手,考虑公司的发展目标,实证检验了财务经历CEO任命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以发展为目标的非ST公司中,负债水平越低、盈利能力越差、成长机会越少和资本运作越频繁的公司,越倾向于任命具有财务经历的高管为CEO,显示出较强的"促发展"动机。而在以生存为目标的ST公司中,负债率越高、债务期限结构越短的公司任命财务经历的高管为CEO的可能性越大,"求生存"动机更为明显。这表明,公司特征对财务经历CEO的任命具有重要影响,而且这一影响依赖于公司的目标,公司特征、财务经历以及公司目标的匹配决定了CEO的任命。进一步地,从CEO变更的资本市场宣告效应看,公司特征与CEO财务经历的匹配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认可。     

改革,从董事会开始

为了削减CEO的一些未受到挑战的权力,美国的公司管理改革将对董事提出新的要求,他们有责任举行“执行会议”,这种会议将不让CEO参加。     

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的效度不仅应该体现在提高公司业绩水平上,更应该体现在稳定公司业绩风险的作用上.本文选取2004-2008年深交所上市的37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分析为切入点,分析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横向和纵向业绩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CEO权力强度越大,公司的经营业绩越高但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也越大,表明赋予CEO更多的决策权力是一把"双刃剑";(2)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并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能有效降低CEO权力强度加大的经营风险;(3)通过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分析,发现国有企业CEO的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显著地高于非国有企业CEO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对于CEO权力强度下公司经营风险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管家理论与代理理论的比较分析——对上市公司董事会与CEO关系指导思想的一种新阐释

上市公司治理理论丰富多彩，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是两种思想几乎完全相背的理论；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代理理论将CEO(代理人)视为完全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者，因而主张直接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应该对CEO实施严格控制，而管家理论则将CEO(代理人)视作为实现股东利益而兢兢业业、勤勉尽责的管家，故主张董事会应该与CEO发展一种相互合作、完全信任的关系。本文借鉴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的思想，结合现实环境，对上市公司董事会与CEO关系的指导思想作出一种新的阐释．即当CEO在公司尚处于领导地位和权力的发展阶段，在工作中还没有获取重大成就之前的任职期间，董事会应该借鉴管家理论思想与CEO发展一种相互合作、彼此信任的工作关系，而当CEO在公司中的领导地位和权力得到较强发展，其潜能得到充分展示，在工作中取得重大成就以后的任职期间，董事会则应该借鉴代理理论思想对CEO可能出现的自负心态及机会主义行为实施严格控制。     

制度环境、CEO权力与企业战略风格

检验CEO权力强度如何影响企业战略风格,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CEO权力越大,战略风格越趋向于风险型;反之,CEO权力越小,战略风格越趋向于稳健型.制度环境负向调节CEO权力强度与企业战略风格之间的关系.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地区制度环境约束性较强的公司,CEO权力强度对企业战略风格的影响在地区制度环境约束性较弱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战略风格越趋于风险型,企业绩效波动性越大;而企业战略风格在CEO权力与企业绩效波动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CEO为何丑闻频发？

企业管理机制不健全。CEO的个人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位高权重,任人惟亲,个人权力凌驾于公司内部监督及风险内控制度之上;在企业里是绝对权威,恣意妄为,事无巨细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个人权力的绝对放大必然形成对公共权利的侵犯,并促使个人     

CEO继任、业绩偏离度和公司研发投入——基于战略变革方向的视角

在CEO变更的情境下,董事会对新任CEO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督与考核,这使新任CEO面临着离任威胁进而产生"速胜"的动机,影响了新任CEO继任后在战略变革方向上的选择。本文将研发投入作为公司战略变革方向的维度,以2006-2012年1884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运用PSM模型、普通OLS回归以及Heckman二阶段模型,检验了CEO继任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业绩偏离度对CEO继任和公司研发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CEO继任对公司的研发投入具有负效应;公司行业业绩偏离度由于提高了董事会的监督强度,强化了新任CEO追求"速胜"的动机进而增强了CEO继任对公司研发投入的负效应;公司历史业绩偏离度由于使董事会将不良业绩归因于前任CEO而降低了新任CEO的离职威胁并弱化了新任CEO"速胜"的动机进而减弱了CEO继任对公司研发投入的负效应。本文深化了CEO继任对战略变革影响的研究,同时丰富了CEO遴选过程的研究,对公司在CEO继任情境下科学确立战略导向、确保研发投入以提升长远价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媒体追捧与明星CEO薪酬

本文以2005-2010年媒体评选的明星CEO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媒体追捧报道的动机及其对明星CEO薪酬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CEO的经营能力并不是决定其能否成为媒体追捧对象的决定因素,相反,获得上市公司的广告收入与迎合公众的认知偏好才是媒体追捧明星CEO的真实原因;另一方面,媒体的追捧报道不但没有提高公司经营业绩与明星CEO薪酬之间的敏感性,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明星CEO在公司管理结构中无形的权威和影响力,使其获得了丰厚的个人薪酬.本文研究表明,现实中的媒体可能为利益所“收买”,成为公司管理层攫取私利的“鼓噪者”,媒体的追捧报道不仅没有起到树立真正光辉典范的作用,反而弱化和降低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引发了消极的经济后果.本文对媒体追捧报道的动机及其对明星CEO薪酬的影响分析,将有益于全面和客观评价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     

中国CEO如何跨越职业化危机？——《经理人》与哈佛携手影响中国管理实践

很多CEO下课,问题都出在职业化上2005年6月8日,上海金茂大厦。《经理人》杂志和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CEO如何跨越职业化危机”主题论坛在这里隆重举行。这是2004年11月双方进行战略合作后,《经理人》与哈佛为影响中国管理实践联手举办的又一次盛会。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CEODAVIDA.WAN做了《哈佛影响中国管理实践——HBR与CEO成长》的主题演讲之后,又与中国本土多位知名CEO共同探讨了中国CEO的职业化危机及解决之道。CEO面临的挑战于绍文:新闻或者丑闻——CEO话题永远是公众关注的焦点!《经理人》杂志在     

CEO权力异质性视角下政府资助对创业板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结合高阶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提出一个权变的观点,即外部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受企业CEO权力水平和企业自身资源禀赋的影响,并选取2010~2013年创业板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政府资助对创业板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对于高权力CEO的企业,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对于拥有较高资源禀赋的企业,政府资助对其创新研发投入有更强的促进作用;CEO的组织权力、专家权力和所有制权力均对政府资助与研发投入两者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声望权力不具有调节作用;对于CEO权力水平高或者资源禀赋高的创业板企业,政府资助更有利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建议政府资助政策可以适当向这类企业倾斜。     

动态环境下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精神性的觉醒和焕发往往带来创新绩效的突破,但其动力机制尚待探索。为此,以企业精神性因素、组织创新成分理论和创新交互理论为依托,探讨企业创新绩效的精神性动力机制及其边界条件。通过对363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对公司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公司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动态环境不仅调节了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而且调节了公司企业家精神在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这种直接影响和中介效应随着动态环境的增强而增强。     

国企拒绝CEO

<正> 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始于80年代的美国,90年代传入中国,称为“首席执行官”或“首席营运官”。CEO最早风行于网络企业中,后扩展到其他各类企业中,形成了一股CEO热,我国国有企业,如长虹、海尔等也都开始执行CEO制。CEO及其出现的背景 CEO主要职能是监督落实董事会通过的各项经营决策,它是企业新制度安排、权利再分配的结果,有董事长兼任CEO和总经理兼任CEO两种形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业务的拓展,企业内部的信息交换日渐繁忙。由于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存在信息传递阻滞和沟通障碍,一些企业开始对传统的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式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改革,设置了统揽企业经营决策大权的CEO,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原董事会手中的一些权力过度到原有经营层手中,CEO的经     

CEO如何支持CIO?——基于结构性权力视角的多案例研究

以往对高管支持信息化的研究通常把"高管"视为整体,既误解了CIO权力普遍不足的事实,也忽视了CEO作为"高管"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的作用,致使现有文献缺乏对这个重要现象的深入理解。本文从结构性权力视角研究CEO如何支持CIO才能使其更有效。通过对10家企业的多案例研究,我们发现,如果CEO认可信息化的价值、自发提出信息化战略、信任CIO并赋予其较高的管理职位,则CIO能有效发挥作用。同时,CEO如果能够补充CIO所缺乏的IT管理技能,则CIO的有效性会更高。此外,CEO把CIO放在组织的网络中心也能促进CIO的有效性。本文阐释了CEO支持CIO的作用机理,亦即协助CIO获得结构性权力。     

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CEO变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CEO变更的视角,考察了家族控制和职业化经营特征对不同类型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家族所有权与管理层的分离以及家族控制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和家族CEO企业,在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代理问题较低,CEO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公司治理效率较高.家族职业化治理效率的实现机制主要是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较差的经营业绩期间,CEO变更决策所导致的代理问题会影响公司价值.上述研究结论说明,在CEO变更的情境中,家族控制特征降低职业化经营的家族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加重家族成员担任CEO的企业中的代理问题.     

从公司治理看王朝政治

正如果我们将"家天下"时代的郡县制帝国想象成公司,那么它显然是一个巨型的家族企业。皇室是这个家族产业的唯一股东,皇帝为董事长,宰相则是皇帝聘请的CEO,率领一个由官僚组成的职业经理人团队替皇上打理天下。这样的权力框架,在秦汉时已经成形。汉武帝是一个对独裁权力具有特别嗜好的皇帝,他当然不     

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趋同，私人关系等软性治理因素受到关注，独立董事私人关系成为目前国际上公司治理研究的前沿问题。与成熟资本市场国家相比，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尚不完善，为私人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在重视人情关系的中国，研究私人关系的价值有重要意义。        基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的视角，研究私人关系的价值效应，进一步探讨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的价值效应是否受到微观代理问题和宏观正式制度的影响。手工收集2005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与CEO的毕业院校、曾工作单位、籍贯省份、专业协会成员等信息，判断独立董事与CEO是否存在私人关系，并计算私人关系广度和强度。基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独立董事咨询功能、资源提供功能和监督功能的影响，探讨其对公司绩效影响。基于理论分析，研究微观代理问题和宏观正式制度的调节效应。利用14 02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使用OLS、公司固定效应模型和代理变量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程度越深，公司绩效越好，在解决了可能的内生性之后，结论依然稳健，证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具有提升公司绩效的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越大。公司所在地正式制度越不完善，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越大。        利用中国公司数据，提供了新兴加转轨资本市场独特的经验证据，补充和丰富了上市公司高管内部私人关系的相关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私人关系等软性治理因素的价值效应。为独立董事有效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独立董事的关注点应从追求形式上的独立性转移到重视实质上的有效性。对理解经济转型时期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应“因势利导”地发挥非正式制度的力量。     

对董事长与CEO两职状态的分析研究

董事长与CEO两职的状态一直是公司治理关注的焦点问题。关于两职状态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可归为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管理型公司与治理型公司之间的争论以及资源依赖理论,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尚未有一致的结论。中国上市公司整体治理环境尚不成熟但正在逐步改善,建议两职分任。     

CEO体制与公司治理

传统的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条件下的代理问题,通过建立一套既分权又能相互制衡的制度来降低代理成本和代理风险.在分析了公司治理的终极目标和CEO体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CEO管理体制能够解决竞争环境带来的决策与执行的矛盾.CEO体制是在现代公司治理方面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它成功地实现了企业重大决策权由董事会向经营管理专家的部分让渡,较好地解决了"决策层和执行层脱节"问题,丰富了现代企业组织管理的集权和分权的适度原则.但是CEO体制还存在着弊端,需要在监管方面不断地纠正和完善.     

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提高班子驾驭全局能力

加强企业领导机构权力制衡,形成科学的决策管理系统 公司董事会是在股东会领导下的公司执行机构,也是公司的决策机构,具体负责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管理活动,并对公司股东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