銮披汶·颂堪政府时期的泛泰主义研究(1938-1944)

1938-1944年间,銮披汶逐渐掌控了泰国的军政大权,构建了以大泰族主义和领土扩张为内核的泛泰主义的意识形态,把泰国20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引向极端.他对内推行法西斯模式的泰化政策,对外采取了机会主义的领土扩张的外交政策.具体实践体现在三个方面:国号的变更、泰化政策的推行和泛泰帝国的追求.銮披汶政府的泛泰主义给战后泰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留下了诸多负面遗产,诸如诱发了战后至今的泰南马来穆斯林分离运动、泰柬柏威夏寺之争以及导致国内经济秩序的混乱与战后和平外交开展的艰难.泛泰主义的历史兴衰给当下世界政治中的民族国家建构留下了有价值的启迪.     

纳粹德国时期的文化政策

纳粹文化从德国统一那一时刻起就掺杂着民族主义与容克军国主义思想,纳粹党采取了一系列欺骗人民的手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尤其是通过宣传纳粹思想和文化,并制定一些为纳粹党服务战争的文化政策,将纳粹的独裁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最终,德国人民成为纳粹掠夺他国利益的工具,也正是这些文化政策的实施,使德意志民族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与痛苦,对德国二战前后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泰国电影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分析

电影不仅是承载文化的容器,更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近年来,泰国电影风靡中国,泰国文化元素通过电影找到了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并迅速在中国展示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本文首先分解了泰国电影文化在中国的三个主要传播阶段:泰国民俗文化传播期、泰国潮流文化传播期和中泰合作电影文化传播期。然后从坚持民族文化特色、构建多元文化理念、精准把握潮流动向和开放优秀电影资源四个方面分析泰国电影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策略。接着,解析了泰国电影文化乐于被中国观众接受的主要原因:中泰亲近的地缘文化和中泰友好的邦交环境。最后指出当前泰国电影文化传播存在的严峻挑战,期望能为泰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提供更多思考和启示。     

中国文化在泰国的影响力研究

文章从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测量中国文化在泰国的影响力。通过对泰国北部、中部、南部、东北部地区5所孔子学院的调查后发现:泰国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目的以实用和理性为导向;泰国学生对中国文化总体立场趋于正面,这种立场的形成与职业因素相关,与其他人口学背景无相关性;泰国学生区别接收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不同层面文化的影响力存在显著差异;泰国学生接触中国文化的渠道和模式以课堂教学为主,汉语课的重要性超过大众媒体。     

泰国金融危机成因及其启示

二战后泰国由于实行较正确的发展战略,经济发展迅速,但近年来在信贷投向、国际收支、固定汇率、外资利用、外汇储备、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等方面把握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据此,我国应坚持适度从紧货币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外资管理和金融监管,以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刍议泰国传统婚俗的文化内涵

在泰国传统婚俗中,成婚后的男子多到女家居住。新房多由男方负责建造梁柱和地板,而由女方出资备料来搭建房顶和墙壁,夫妇共同建造的房屋象征着他们共同创建的新生活。文中主要以泰国传统婚俗中的仪式为切入点,探讨婚俗的文化内涵。     

浅析泰国的传统文化与民俗

泰国是一个典型的佛教国家,佛教的哲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泰国的传统文化和民俗等各方面。本文试图通过介绍宗教文化和社会文化来简要说明泰国的传统文化,并通过概述泰国传统节日和生活方式及双手合十的礼貌礼节来阐述泰国的民俗,希望能对国际跨文化交际有些许帮助。     

泰国北部云南华人的文化认同

围绕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阐述作为跨界民族的泰国北部的云南华人的历史及其现状,本文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考察他们的日常生活。笔者认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泰国北部云南华人的文化认同是多层次的,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依然还比较强烈。     

吞武里王朝时期的泰国华人社会及其特点

吞武里王朝时期(1769—1782年),为了促进泰国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达信大量招徕华人,泰国华人社会得以快速发展。随着华人社会的发展,有"王室华人"之称的潮州人逐渐开始代替福建人成为泰国华人社会的主角。本文试图通过有限的文献资料对吞武里王朝时期中国人移民泰国和泰国华人社会的特点做初步的考察。     

略论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文化统一战线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统一战线 ,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具有自身特殊的发展规律。文化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政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但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该文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过程 ,论述了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以及归纳了文化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内容     

泰国、马来西亚两国经济调整政策措施之比较

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泰国和马来西亚两国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渡过危机、恢复经济,它们的措施具有不同的特点,造成的影响也各自不同,但两国目前取得的成果却难分上下.比较两国的政策措施,会给我国今后发展提供许多经验借鉴.     

文物返还互惠协议评析

作为解决文物返还国际争议的一种合作型策略,文物返还互惠协议在明确文物来源国对争议文物享有所有权的同时,要求其作出承诺,将同种类别和价值的其他文物租借给移交该文物的博物馆等收藏机构并号召双方在更广阔的领域开展文物交流。互惠返还协议兼顾了文物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利益需求,为文物返还争议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理想方案。     

法国语言政策与其“文化多样性”主张的悖论

法国政府强调保护文化的特性和文化的多样性,赞同＂语言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要素之一＂观点。但是,法国的语言政策作为其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却与＂语言多样性＂主张存在诸多相悖之处。一方面,法国一直维护法语的独尊地位;另一方面,关于外语和方言的教学,虽然赞同＂语言多样性＂的主张,但实践中却显得非常无力。     

论汉英词汇中词义的民族文化特征

汉英词汇在词义内涵上具有复杂的民族文化差异,解释和理解造成其文化差异的原因,是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需要重视的。对汉英词汇的词义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会更清楚地看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是语言的坚实底座,掌握好民族历史文化背景对语言教学大有裨益。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口政策演变探讨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人口政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向现代生育文明转变的分水岭。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口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段：1966年至1968年,政治动乱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人口生产处于一种无管制的增长状态;1969年至1972年,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政府适时提出了＂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口号,但只是单个部门的单独行动,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所取得的成果有限;1973年至1976年,国家在＂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基础上形成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较好的预后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政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价值取向,奠定了现行人口政策的根基。     

广义的社会福利理论及其对公共政策的意义

狭义的社会福利理论认为 ,所谓福利 ,仅仅是经济福利 ,即收入和财富给人们带来的效用 ;个人福利优先于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个人福利的加总。广义的社会福利理论则认为 ,人们的福利除了经济福利之外 ,还应包括政治福利和文化福利 ;社会福利是社会中全体个人福利的总和 ,个人福利只是社会福利中的一部分 ,按照系统论整体决定部分的原则 ,个人福利是由社会福利决定的 ,而不是相反。广义的社会福利理论在研究方法论上与当代公共政策理论是一致的 ,在实质上对于我们制定和理解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权力话语与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借助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和美国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意识形态因素论,探讨文革时期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对的外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发现文革时期的主流权力话语对外国文学翻译的操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在对翻译题材的选择、译作的出版发行、对译者的管理和组织以及对原作的阐释和批评等方面。同时期潜在翻译的存在表达了译者的自我追求,作为特殊年代的个人话语具有重大意义。对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充分表明翻译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活动和单纯的语言转换,同时也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     

论礼器的文化意义与哲学意义

在先秦礼学中,人们将世间的器物划分为祭器与养器两种类型,这是基于神圣与世俗两重世界的理论;而将礼器分为祭器与明器两类,则是依照存在人与鬼神的两个世界的理论。周人在死者的随葬品中,兼用这两种器具,正是灵魂禁忌潜在地表现出理智与情感两种矛盾的反映,礼的器具下蕴含着深刻的礼意。礼意依存于礼器的朴素思想,开启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道器关系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