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徐福文化当代传播与流布的特点研究

正中华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绝,靠的正是文化的传播与流布。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呕心沥血创作的《史记》,就是中华文明传播与流布的杰出典范。正是《史记》中记述的徐福东渡这一重大事件,2200多年来不断在东亚沿海地区传播。文化的传播是与各个时代的需要分不开的。20世纪后半期,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扩大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随着徐福故里及徐福遗迹的不断发现,东亚各地的徐福     

明代东亚国际秩序的演变

明初,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相互关系为基础的东亚国际秩序基本建立。14世纪后期至16世纪,三国间交往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地区和平稳定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趋势。自16世纪始,倭寇渐次对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猖狂侵扰,及万历二十年,日本发动的、针对中国的领土扩张的侵朝战争,使东亚国际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回顾这段历史,给人以深刻启示:中国是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核心力量;儒家文化是维护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思想基础;国际政治与经济具有密切相关性。这些对现实处理地区间国家关系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更多还原     

日本火器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视角——试论16—19世纪日本火器的发展

技术与文化是科技哲学重点关注的一个范畴,而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总体而言,文化的类型对于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技术本身也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这种相互的关系对于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即是通过分析16世纪到19世纪日本火器的发展,结合这一时段的日本文化形态,展现这一过程中技术与文化相互作用的具体过程,进而说明技术与文化深刻的相关性。     

吴越文化对史前日本的影响

古代中日交流源远流长,吴越文化与史前日本关系密切。文章旨在探索先秦至魏晋六朝间吴越文化对史前日本的影响,如吴越移民东渡与日本弥生人的形成关系;稻作文化的东传与流布;铸铁纺织技术的传播等。古代吴越文化大量东移,对7世纪后日本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兵器技术对阵法的影响——以13—19世纪火器发展为例

火器的发明是兵器技术发展的重大突破。自北宋以降,火器的种类、质量得到不断的创新和提高。明代前期,中国的火器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明代中期以后,欧洲火器技术后来居上,火炮和枪械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随着兵器技术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阵法战术也必须不断地作相应的变革。进入16世纪以后,欧洲各国军队装备的火器越来越多。为了充分发挥火器的威力,既能克敌制胜,又能减少己方伤亡,在欧洲出现了拿破仑的火炮战术、科尔多瓦的火绳枪手与长矛兵混编战术、摩利士的前后分排依次齐射战术等新阵法,军队的战斗队形、作战方法、指挥方式乃至整个战场的面貌随之发生重大变革。兵器技术的发展与阵法的演变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     

中国火药火器的欧洲之旅

13世纪，游牧民族带着从中国中原地区学会制造的火药火器席卷欧洲。到16世纪，中国人已经开始接受从欧洲回流的火器制造技术，并遗憾的未能在技术上实现更高的超越。火药和火器在改变欧洲战场的同时。也改变了这个大陆长久以来受游牧民族威胁的历史，进而开始让他们带着被自己目益完善的火器，开始了对整个世界的入侵和征服。这个暴力的过程改变了欧洲本身，同样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进程。     

19世纪以来日本东亚秩序观的主要历史演变

在19世纪至今的近两个世纪中,日本的东亚秩序观伴随着世情及日本国情的变化经历了多次的变化,主要有三次变化,即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共同体.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共同体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是却一脉相承,都有一种"亚洲联合"的思想在里面,大东亚共荣圈只是对亚洲主义的一种扭曲.了解日本东亚秩序观的变化及其实质,利于东亚各国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采取积极行动.     

《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中的东亚“共同起源”与“分途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使英国东方学的触角延伸到东亚,客观上呈现了中国影响下的东亚文化圈,为西方研究东亚打开一扇窗户。但是,在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背景下,这些研究站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挖掘朝鲜、日本民族化的发展,企图论证中国影响东亚的历史已经过去,使日本、朝鲜在价值观上与西方接轨,蕴含着日本、朝鲜从“东方之极”走向“西方之极”的思想。日本、朝鲜是东亚文化圈的成员。东亚文化是圈内各国认同的文化,它不会因为日本、朝鲜民族性的觉醒而消失。它只会包融西方文化,而不是被代替。中国学者应构建东亚的整体联系,提升东亚文化圈的集体认同。     

论近代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以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对朝、对清交涉为主线

近代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过程,也是东亚国际关系从前近代性向近代性过渡的过程。19世纪70年代,日本首先尝试对这一秩序作出调整,与中朝两国相比,日本吸纳了西方条约体系,主动挑战旧有的东亚秩序,尝试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构新的东亚国际秩序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以完成对朝、对清交涉为目标和手段,从多个层次完成了自身的外交近代化转变,同时也促使中朝两国对东亚外交政策作出了调整;近代日本在羽翼渐丰后,遂以欧美列强的方式对邻国实施侵略扩张。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东亚社会变化与国际环境第一次研讨会述评

“东亚社会变化与国际环境”共同研究计划是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主持并于1989年开始实施的学术活动。它旨在通过文献史料的研究,搞清18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东亚社会变化与外部世界曾经有过何种有机的联系的问题。该计划拟每年召开两次学术讨论会,每次讨论将安排不同的议题,并邀请外宾出席会议。其成果将依次发表于《东亚史研究丛刊》和史料集《东亚史资料丛刊》。     

清代严禁私藏私造私贩火器

自公元10世纪火器发明以来,历代统治者对民间私造私藏私贩火器作了种种严格规定,清朝统治者在这方面尤为突出。本文就清朝政府严禁火器的范围、内容、特殊情况的变通处理,对违禁者的处罚措施及严禁火器的原因、效果、社会影响等问题作了探讨。     

挑战·应战·选择——评李小白博士著《信仰·利益·权力》

16世纪中叶至 19世纪中叶三百多年 ,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 ,即日本逐步摆脱了封建制度 ,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完成了“脱亚入欧”的历史转折 ,使地处世界东方的日本跻身于“西方”国家行列。日本在完成社会转型过程中 ,基督教传教士在日本的一系列活动开启了日本文明转型的契机 ,也是东亚文明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 ,研究日本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最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小白博士著《信仰·利益·权力———基督教布教与日本的选择》(以下简称《选择》) ,比较系统全面地对这一…     

20世纪90年代东亚经济崛起对日本经济的冲击

国际经济竞争关乎国家兴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东亚的“四小龙”、东盟和中国，通过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相继实现了经济起飞。到90年代，日本在外贸、投资和金融等领域面临中韩等国的激烈竞争。随着中韩等国产业竞争力的凸显，日本在东亚精心构筑的“雁行模式”开始解体，在东亚和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急剧下降。在对外投资和国际金融领域，日本也面临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严峻挑战。因而，东亚经济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90年代日本经济的衰退。     

一个王国的兴衰覆灭——对十七世纪前后中日关系的反思

中国与琉球国之间有着特殊的渊源。17世纪初,日本以侵略战争的方式控制了琉球,中日之间为此展开了一场特殊较量,对其结果的分析和反思有助于更加深刻地了解当时东亚的国际形势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萌芽与发展。     

从布帛到黄金：试论古代东亚的国际货币

日本遣唐使入唐后获得书籍的途径多种多样,等价购书是其中之一。长期以来,东亚古代货币史一直是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领域。虽然国别货币史研究已有丰赡的学术成果积累,但有关东亚各国通用的国际货币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宋明时期中国货币的域外流通,很少有人论及隋唐时代东亚朝贡贸易圈内的通用货币问题。日本学术界流行一种说法：从8世纪开始,遣唐使就携带大量黄金到中国消费,给唐人造成日本盛产黄金的印象,这一印象又通过唐人传给伊斯兰商人,从而促使9世纪黄金之国“外克瓦克（al-Wāqwāq）”传说在亚洲的流行。事实上,日本到8世纪中叶才首次发现黄金,之前百余年的黄金消费完全依赖进口,之后约半个世纪所产黄金仅供内需。公元804年派往中国的第18次遣唐使首次携带黄金在中国作为货币使用,而整个8世纪东亚流通的货币是布帛,这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引进中国的“租庸调”制度密切相关。     

一个王国的兴衰覆灭——对十七世纪前后中日关系的反思

中国与琉球国之间有着特殊的渊源.17世纪初,日本以侵略战争的方式控制了琉球,中日之间为此展开了一场特殊较量,对其结果的分析和反思有助于更加深刻地了解当时东亚的国际形势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萌芽与发展.     

日本室町时代禅僧日记中的中国情报——僧侣、商人与东亚的信息传递

明王朝主导的朝贡体制和海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当时东亚各国间的政治、经济交往形态,同时引起此区域内信息传递方式的变化.留存在日本室町时代禅僧日记中的中国信息,从多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在中日之间充当信息传递载体的人们,是通过何种渠道了解中国的信息,如何将之传达给日本,之后又被日本人沿着怎样的途径去理解、传播,以及出现了什么样的误读和误传.这些材料从一个侧面展现出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后半叶东亚历史空间交流的场景.     

甲午战争前日本近代东亚国际体系观的演变

近代日本东亚国际体系观的主要内容是为打破华夷秩序 ,并以日本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取而代之。它具有包含封建主义、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属性 ,以及日本的“皇化”特性。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体系观是在同历史与西方影响的双重关联中发展的。日本近代化的国家导向决定了日本官方东亚战略构想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对日本近代思想史作的考察也证明了这一点。到甲午战争前 ,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体系观基本成型     

明代对佛郎机炮的引进与发展

16世纪初,西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来到中国。当时,明朝人称之为佛郎机、葡都丽加、干系腊。“宫军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明朝人称葡萄牙炮为佛郎机,或佛郎机铳、佛郎机炮、佛郎机神器。那时,“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佛郎机炮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火器(17世纪的先进重型火炮是荷兰的红夷炮。明朝对它的引进,笔者已另撰文阐述),比之于明朝及其四周邻国的火器独步精良。明朝兵家对这种火炮及其制造工艺迅速地进行了引进,并将火器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对此试作考述,冀图探讨古代对西方科学技术引进的历史和经验。舛误之处,请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