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群"·"变"与梁启超的自然观

随着20世纪初现代科学的猛进对17世纪以来机械自然观的颠覆,梁启超逐渐形成以"动"群"变"为表征的自然观,对"科学侵入哲学"风气的体验与批判,拓展了其自然观与哲学视野.现实关切和救世情怀,使其自然观与中外科学文化潮流和文化传统相表里,以强国新民为指归.     

“动”·“群”·“变”与梁启超的自然观

随着20世纪初现代科学的猛进对17世纪以来机械自然观的颠覆．梁启超逐渐形成以“动”“群”“变”为表征的自然观，对“科学侵入哲学”风气的体验与批判，拓展了其自然观与哲学视野。现实关切和救世情怀，使其自然观与中外科学文化潮流和文化传统相表里，以强国新民为指归。     

论自然观的科学基础

自然观作为科学历史的文化背景之一,对科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受到普遍认同的。然而自然观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科学发展的产物。在自然观与科学的逻辑关系中,科学是自然观形成的基础,科学在自然观形成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人类自然观经历了四次演变,即：古希腊朴素自然观－机械自然观－进化自然观－系统自然观。进化自然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自然科学领域最直观的表述,系统自然观是进化自然观的进一步深化。     

论梁启超科学观的文化价值

人文学者的特质和禀赋决定了梁启超对科学的阐扬毫无例外走的是文化路径,其意义广泛而深远。弘扬科学的＂形而上学＂,促进了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植入了科学理性。坚持科学的实践理性,为近代中国文化成功转型提供了现实理性思考：崇尚科学但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倡导西学但坚决反对西化,弘扬科学价值但又把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反思科学理性,为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视域。     

梁启超美学之“变”的现代性根源

梁启超美学从具有功利性的"文学救国"到强调审美非功利的"趣味主义",这种变化并非梁启超的"落伍"或者"善变",而是梁启超认识到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实现并不是单纯科技物质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现代人格的养成,所以他抛弃了自己前期的工具理性思想。但梁启超的这种"反科学主义"却建立在中国科学技术极端落后的现实之上,因此陷入了深刻的矛盾悖论之中。     

梁启超与王船山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他经历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北洋军阀当政,他一生多变,康有为很早就以"流质易变"相责,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曾多次总结自己的变化,<三十自述>即记载了青少年治贴括、治训诂词章、拜师康有为、读东书等四次变化.有人说梁启超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变化极为敏感,虽是细小的变化,在他亦常觉其巨.实际上综其一生,梁启超的人生旅途虽小变不断,其重大变化则只有三次,即光绪十六年秋(1890)拜师康有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游历美洲,与1919年游历欧洲①.在梁启超这多变的一生中,他用力最多不是王船山的著作,但对王船山著作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他的一生,从他对王船山的研究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戊戌变法的前后,二是在日本侨居时期,三是归国后尤其是脱离政治从事教育时期.当然,处于不同的时代的梁启超对王船山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往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评价过低。其实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并不保守,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他理应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     

在“伟大”与“鄙俗”之间——论民初时期梁启超的文化心态

民初时期,梁启超是以一个思想家的身份从事政治实践的。其思想尽管始终未走上革命派的轨道,却体现出因时而变自我更新的精神和介于“伟大”与“鄙俗”之间的文化人格结构。     

论日本民族自然观与民族文化

日本民族深爱着自然,对自然充满高昂的情趣。在自然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人与自然融合的独特的自然观和民族文化。日本民族十分擅长感情的流露,这种感情富于变化。在感情变化的瞬间又包含着突发性,同时,隐藏在反抗和昂扬的娴静之中,即冷静中的激情,战斗性的淡泊。这便是日本民族文化性格的内涵。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马克思的自然观与生态批判

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方面来揭示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一方面强调自然的优先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人在劳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还通过对物质变换裂缝的深刻批判来考察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马克思把实现"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确立为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马克思的自然观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其生态批判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也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武器。     

梁启超“新民”与“群治改良”之异名实同

近代意义的“群”概念的出现,是近代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在探索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时对西学的回响。在梁启超的文本中,“群治”是以“群”为核心,用以表达社会人建立的社会秩序,且是人以群的状态存在的社会;另一重要概念“新民”,则用于表达“维新吾民”或“新的国民。二者的核心都是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群,纵观梁启超“群治改良”的讨论路径和对“新民”的设计,在其经世思想的内核中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实则是异名而实同的概念表达。     

乔治·爱略特与托马斯·哈代自然观之比较

乔治.爱略特与托马斯.哈代作品中自然的功能和特点各不相同,分别代表着19世纪两种典型的自然观。乔治.爱略特所描绘的自然背景真实而又充满想象;托马斯.哈代则将自然背景有机地融入了作品中的人物情感当中。乔治.爱略特的自然世界是平静的,现实的。托马斯.哈代的自然世界是主观的,充满情感的。两位作家对达尔文理论的不同理解是产生两种不同的自然观的深层原因。而对二人作品中自然观的透视能帮助我们理解19世纪后半叶英国文学发生的背景。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对整个五四运动都起了巨大而全面的作用：梁启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北京大学是由康有为、梁启超所办强学会官书局演变而来;以《新青年》为标识的一代新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五四运动的两大旗帜是“民主”与“科学”,而作为“新思想界勇士”的梁启超正是这方面的先驱;梁启超领导的政治派别研究系也与五四人建立了密切关系。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3年是梁启超诞辰130周年,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今晚报》社、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0月13日、15日在天津隆重举行。150余位海内外学者赴会,提交论文110多篇。学者们在会上研讨了梁启超的政治观、宗教观、社会性别观、科学观,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新闻舆论思想及办报活动、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想,梁启超与传统文化的延续及其变革、梁启超与某些历史人物的关系等问题,其中有很多论文涉及梁启超研究中的传统与现代性…     

先秦文化中的自然观

先秦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先秦文化以自然为核心,研究自然的规律以及由自然内部引申出万物的条理和秩序;以自然论人生,"天人一理"讲感通;由天道而归于立人道,而天道之仁,即表现于自然,自然之理与做人之理同一。法则自然成为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研究先秦文化中的自然观,对于今天倡导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梁启超“国运”思想初探

所谓"国运",一般指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国运论"则指研究"国运"的思想和理论。梁启超的"中国国运论"主要包括关于国运所以衰落之原因、国运必将振兴之根据、如何振兴国运之构想三个方面的论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目标,我们有必要自觉地从这一思想遗产中吸取有助于我国未来国运日益昌隆的启示。     

梁启超与胡适关于"科学"的对话及其意义

"五四"期间,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实证论者,维护科学的权威,将科学方法的效用推向极致,形成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科学万能"的论调,遭到了梁启超以及具有相同致思趋向的人文学者的驳难.爆发于1923年的"科玄论战"即是集中反映了上述两类学者对科学的辩护与限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下,科学派无疑是胜利者,但从学理层上看,玄学派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肯定,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梁启超科学文化观中的科学主义之维

梁启超的科学文化观不是铁板一块,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尽一致的特点。在戊戌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至晚年思想的转变这一阶段,梁启超科学文化观所凸显出来的是其科学主义之维,这一认识对于深入理解梁氏晚年科学文化观转变的思想动因、更好地把握其科学文化观的全貌有重要意义。     

评中国特色的“天人合一”自然观

首先给出了"天人合一"自然观的概念,其次探讨了"天人合一"自然观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其对中国古代科技思维的影响,最后对其时代缺陷作了简要分析.     

“历史研究法”与1920年代的梁启超

学术与政治两种行当分途,传统的士大夫转化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关涉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历史性变革.梁启超的两部史学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新史学"进入学院的成果.梁启超的历史"著述"观念,表面上规定了现代史学的走向;实际上,著述、书写这种文章之业,还存留着中国士人千百年来铸"经国之大业",传"不朽之盛事"的价值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