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艳体诗对词的影响

中晚唐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艳诗，这些艳诗对之后新的诗——词产生了重要影响。晚唐的许多词作者，往往同时也是艳诗作家，因而创作时会不自觉地将艳诗中的内容和手法运用于词中。同时，艳诗作品在当时被谱曲传唱且颇受文人的欢迎，因而其在与音乐结合且具有娱乐功能这一点上与词取得了同一。在艺术手法上，李贺、温庭筠、韩俚等人的艳诗多用暗示烘托的手法来抒情，诗中具有幽深细腻的意境，轻灵悠扬的韵调，绮艳精关的语言，这些特点后来都推及到词的创作之中，并促进了“词为艳科”观念的形成。     

中晚唐社会城市结构的演变和晚唐词的关系

唐代社会生活尤其是中晚唐社会的城市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转型的特色。唐代社会城市生活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无疑为其文化的多样性和世俗化趋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长土壤。“词”这一文学样式的起源、发展直至定型的演变历程,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城市生活的最佳诠释方式之一。晚唐词尤其是温庭筠的词则可说是晚唐社会城市生活的一面镜子。     

晚唐五代词和士人心态

以晚唐五代士人心态为基本切入点,探讨晚唐五代词之兴起。在唐末五代社会动荡,王纲解纽,儒学失去了其权威性,皇权也失去了其向心力,士人人格在乱世的震荡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顺时听命,追逐名利,注重享受娱乐,作为文化的建构者,士人人格的世俗化必然会对文学产生影响,于是"词"这一原本流行于民间,只供佐欢娱乐的文学样式开始受到士人的青睐。     

汉魏皇权嬗代与士人心态

汉魏皇权嬗代是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建立霸府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登上皇位,达24年之久。汉魏皇权嬗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士人活跃的时期,士人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汉魏皇权嬗代这一重大政治变动,士人表现出了支持、反对、由不适应转向适应的三种心态。在汉魏皇权嬗代的不同阶段,士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士人心态的不同,除自身因素外,与汉末的政治形势和思想领域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士人对于皇权嬗代的心态不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命运。     

英汉亲属词浅探

各种语言都有其亲属词体系,却同中有异。文章介绍了亲属词的分类,从有无长幼的次序、有无性别的差异、有无姻亲和血亲的区分以及有无父系和母系亲属的区分四个方面列表对比了英汉两种语言中亲属词的不同,继而分析了产生这些差别的历史文化因素。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佛学背景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形成，与佛学东渐有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佛学东渐造成中土传统文化的新变是影响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背景；二是佛教中的新变观念是促成士人求新文化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三是晋宋之际佛教新思潮的大量涌入是推动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动力。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佛学背景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形成,与佛学东渐有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佛学东渐造成中土传统文化的新变是影响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背景;二是佛教中的新变观念是促成士人求新文化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三是晋宋之际佛教新思潮的大量涌入是推动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动力.     

纯美的注视——《珠玉词》浅探

《珠玉词》的雍容娴雅是晏殊作为宋代承平时期的卿相自有的一份风度。而那种诗意的光辉则源于他对生活纯美的注视。这种纯粹的审美关照,没有任何功利之心,他对自然、对人生的提升,也正是词人内心世界（心灵）的写照。     

汉民族色彩崇拜意识与色彩词的等级观念浅探

<正>一、汉民族的色彩崇拜意识受“天人合德”价值观念的影响,黄色和红色成为汉民族最为崇尚的颜色。黄色成为汉民族的象征,是汉民族最为崇尚的颜色之一,主要是因为在汉族文化里,黄色为帝王独有,代表着国威,显示着权力,显有无比尊贵的地位。但是黄色成为帝王之色始于汉武帝,而且当时用黄还没有严格的禁忌,到了唐代,“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于是黄色才被封建帝王所占用,臣民禁止用黄。然而,汉民族尊黄、爱黄的习俗在汉唐以前已经形成,据《论语·乡党》记载,在年终举行腊祭时,君臣皆可服“黄衣狐裘”,可见黄色衣服     

宋人词选之词题的作者归属及其成因探赜

对宋人词选之词题的作者归属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模糊渐至明朗,并逐步趋向合理化的历程。宋人词选词题,多数为编辑者所拟,少数是词作者所为。在对早期词体认识发生偏向的理论指导下,宋人词选编者有感于宋词文本与调名乖离,从而拟作了大量词题。同时,也与为词消费者提供便利、诗文类编之风影响等因素不无关系。代拟词题,并非“妄增”之举,体现了选编者的词学批评的能动性。不少词题在昭示词作的创作主旨与情感指向、指导阅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试论中晚唐时期的"銮舆播迁"

中晚唐时期,屡次出现皇帝因为各种危机而逃离长安即所谓"銮舆播迁"的现象.笔者通过具体分析指出,统治者素质的严重退化导致军事防御中一系列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而长安危急时的仓皇逃离又充分显示出其无能与怯懦;另一方面,统治者在仓皇逃离长安后却力求速为收复,其重要出发点是对长安财富与宫室的贪恋.正是基于这样的主观原因,统治者不顾关中经济残破、强敌侵逼的事实,继续定都长安并以政治权力维持其稳定与繁荣.这种定都格局,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唐的灭亡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晚唐“苦吟”内涵的再考察

中晚唐的“苦吟”不仅是一种苦思的写法,还有更多的内涵。第一,苦吟诗人在人群上以科举穷士为主,内容上以吟苦及苦闷的消解为核心;第二,苦吟还体现了穷士诗人在困境中逆俗自立的不懈追求,他们或倚之科举及第,或倚之实现立言不朽的追求,或倚之寄托心灵、实现精神生命的延续;第三,苦吟还是苦吟诗人苦中作乐的生活方式与癖好,他们把苦吟与休闲结合起来,使苦吟成为一种颇有吸引力的写作与休闲自娱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有的苦吟诗人吟诗甚至达到了成狂成痴的地步;最后,苦吟诗人在风格上有苦吟以求怪奇和精妙的审美倾向。     

唐代中后期城乡关系之状况及其成因

中唐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乡关系由原来以对抗性为主转化为依存性、对抗性并存，反映了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给生产关系带来的变革。文章对这一状况及其复杂多样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僧诗

通过对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诗僧的探讨，指出在当时诗坛苦吟之风日盛的情况下，诗僧能融入时流，促进苦吟之风，将苦吟变成一种生命的需要，其创作行为本身就体现出诗僧诗歌创作的热力。     

唐后期朝廷和士人对少数民族的心理变化

经安史之乱打击,唐后期国力转衰,朝廷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心理由之前的"爱之如一"转为较严格的不信任;士人对少数民族的心理有排斥,也有认同,这种认同是随着当时历史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是"夷夏之辨"的明晰化。将这一明晰化的过程放在具体情境和大的视域下,去观察实际的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唐后期夷夏观的变化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颇有帮助。     

杨氏家族与中晚唐文学生态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文学发展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环境。中晚唐时期颇盛的杨氏家族,与文学发展的政治背景、社会因缘、地域环境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加以该家族成员文学名家甚多,集中体现了对文学发展颇有影响的多方面因素。以杨氏家族为切入点,以文学发展为指归,关涉地缘、党争、科举、婚姻等诸多方面而考察中晚唐文学的生态环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中晚唐教坊之商业化考论

商业化是中晚唐教坊变迁的一大显著特征。其形成原因在于:第一,唐教坊的皇家私属性;第二,地方音声的繁荣与教坊乐伎的流散;第三,唐教坊的外雇之业与商业谋生;第四,唐教坊曲商业化之潜在特质。     

中晚唐监察体制与宦官专权

唐代监察体制已日趋成熟和完备 ,形成了一张密布全国的监控百官之网。但安史之乱后监察权力就逐渐被宦官所侵夺、削弱 ,监察官丧失独立奏弹的权力 ,监察体制遭到严重破坏 ,致使中晚唐呈现出宦官专权的危局 ;而宦官专权又加速了监察体制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