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通》对明代史学的影响

刘知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其史学理论名著<史通>影响深远,就明代史学而言,这种影响表现在史家修养、史书繁简、史书体裁、史馆修史、史书评论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发展了刘知几的"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说,提出了诸如"史才五长"等理论;对于史书体裁、史馆修史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基本上赞同刘知几的史学观点.     

一幅元代社会生活的多彩画卷－－读秦新林所著《元代社会生活史》

秦新林先生新著《元代社会生活史》（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１８章，３５万字），是我国蒙元断代史研究的又一力作，读后令人受益匪浅。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己认为，历史学家应有“史学”、“史才”、“史识”，“三长”兼备。由秦著此书，我们可以约略看出，著者三...     

史德·史学·史识·史才 --略谈历史小说与历史修养

历史小说的特殊题材决定了历史小说家需要具备历史修养.当代历史小说的成就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作家历史修养的深浅相关.历史修养包括哪些方面?唐代刘知几认为史家应具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清代章学诚又提出史德的要求.他们所说的才、学、识、德均有特定内涵,而所选择的角度、归纳的方面则对今人亦有启迪.本文借用这些概念,从四个方面略谈作家的历史修养.     

梁启超眼中的史家素质述论

梁启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史家素质作了更进一步的探索,取得了新的进展。他非常强调史德,把史德放在第一位。他对史学作了明确的界定,史家的主要功夫应用在专、精上面。他认为史识主要指史家的观察力,并介绍了如何做到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在史才方面,他认为最关键的是组织和文采。他的这些论述与前人相比更加清楚,更易于把握,使后来的治史者少走了不少弯路。直到今天,梁启超对史家素质的论述仍值得重视。     

论文史关系与史学文体——《文心雕龙&#183;史传》的文化诠释

魏晋以降文学自觉历史背景中,刘勰以文体论史体,以宗法论史法,建立起一套包括史职、史识、史德、史体、史才、史辞等在内的史学文体理论。同时文史分化背景中,刘勰也是史学自觉的先行者。     

《洛阳伽蓝记》史学价值探微

《洛阳伽蓝记》虚实相间而兼有论赞之笔的书写形式,蕴含着两汉史家之遗意,于行文之际充分展现了作者杨衒之的家国兴亡之感和其独特的史观、史才与史识,也体现了中国史学传统的基本精神内核。     

试论朱熹的史学人才观——与刘知几、章学诚的比较研究

唐代刘知几对史学人才提出了“才、学、识”的“史家三长”说: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梗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勹冖目夂)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概而言之,史才是指史家应具备的各种能力,史学指史家掌握的各种知识,史识是指史家的品格和识见。刘知几的史家三长中,史识是最重要的,因为史家已具史才与史学后,若再具史识,则似“为虎傅翼,善无可加”,便可“所向无敌”了。那么,朱熹是怎么论述史学人才的?他的观点与刘知几有无不同?下面试作一分析。     

史家修养和史学反思

<正> (一) 注重史家修养,是历代著名史家相当关切的一个问题。他们把史家自身修养的好坏视为能否认识客观历史的关键,因而在他们史学反思工作中,同时也包含着对史家修养的反思,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反思。刘知几相当重视史家主体意识的培养问题,他的“史才三长论”和“书法直笔论”便体     

中国古代治史修养思想论略

治史者的史学修养关系到史学著作的可信程度和质量高低,因此,备受历代史学家关注.孔子提出"书法不隐",成为古代史学修养思想萌芽的标志.汉代和南北朝时期,秉笔直书成为著史的笔法和史家的道德信念.唐代刘知几的"三长论"明确了史学修养的范畴,初步建构了治史修养理论体系.元明时期,治史修养思想进一步完善,"正心说"和"二善说"成为清代"史德论"的思想先导.章学诚是集大成者,首次提出"史德"范畴,确立"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良史评价标准,提出养心术的方法,使得中国古代治史素养思想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     

敞开历史的襟怀──评《岭南文学史》

治史当才、学、识兼备，其中尤以史识最为难得。治史者之所以就同一题材写出观点截然木同的史著，就是因为各人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理论评述历史。假如埋头铺陈史实而缺乏理论经纬，写出来的书肯定是千人一面，干部一腔。相反，高明的史家甚至可以借编史来弘扬自己的学术主张，如法国人丹纳编撰《英国文学史》，自始至终宣传他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因素决定论。还有些史学寓自己的观点于取舍之中，如前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也编过《英国文学史》，书中不收入女小说家简·奥斯汀，因为作者认为文学应该反映重大题材，而奥斯汀的…     

一部不可多得的区域文化研究新著——评《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

潘承玉教授新著《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具有视野弘通、资料富瞻,体制宏伟、学理丰厚以及发覆立论、创见迭出等三大优点,体现了史学、史才、史识的较好结合.该书以其考证思辨功夫和大量真知灼见为特色,堪称一部不可多得的区域文化研究新著,标志着越文化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在区域文化研究模式上的探索和有关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根本走向等诸多方面的创见,对其他区域文化研究和一般史学研究亦势必产生启迪和推动作用.     

国学大师与《台湾通史》

爱国志士连横发愤著《台湾通史》,讴歌先民开拓台湾,传承台湾历史与台湾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于不坠,以笔为剑,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国学大师张继、章太炎、徐炳昶等人阅读《台湾通史》,对连横的史才、史学、史识颇为推崇,撰写文字,大力揄扬《台湾通史》.经过连震东的多方奔走,商务版《台湾通史》面世,使这部史学名著为中国大陆学术界所知晓.     

杨椿与《明史》、《明纪纲目》的纂修

杨椿作为《明史》和《明纪纲目》纂修官，在二书纂修过程中，提出了鲜明的史学考椐主张，当时却未被清廷和史馆总裁所采纳。然而，在《明史》刊刻成书40年之后，清廷对《明史》和《明纪纲目》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订改修，其内容却是与杨椿当年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这说明杨椿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史识。杨椿在清朝官方明史学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史学思想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史通》、《文史通义》比较研究略论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史学评论的双璧,共同反映出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刘知幾、章学诚二人都重视总结史学演进的经验和教训,以理论的创新推进著史实践的发展;二人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有独到的哲学思想作指导,重"独断"之学,重"别识心裁".刘知幾处在断代史正史纂修的高峰期,他承担的主要使命是总结以往、提出著述的范式,他提出的范畴、命题内涵丰富,且颇具体系性.章学诚则处于正史末流在编纂上陷于困境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开出新路,他洞察当时史识、史学、史才都成为史例的奴隶之严重积弊,又发现晚出的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的优点正是救治之良方,主张大力改造纪传体,创立新的体裁,其论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明代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与发展

明代学者在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中提出的一些新论断,比之刘知幾等唐宋学者的论述更为明快,也补充了唐宋学者较少论及的内容。而其探讨的最突出成就,是最终将“史识”的概念定格在历史见识这一观点和识断的层面,并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品德对于史家的重要性,独立补充“心术正”“二善”“四善”等品德方面的要求,从而搭建了由才、学、识“史才三长”向才、学、识、德“史才四长”转化与演变的桥梁和纽带,为以“德”字配“才”“学”“识”三字的“史才四长”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明代探讨“史才三长”论,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就。     

袁中道论修史

袁中道是明代晚期公安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文学理论和修养颇为时人所称颂。同时,他对史学也很关注,其《论史》一文集中体现了其史学见识,主张史文表述应注重简洁之美和生动之美;认为史家必须具备史识;反对专设史官修史,建议以布衣修史,这些都对当时及后世学者有很大的启示和影响。     

袁中道论修史

袁中道是明代晚期公安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文学理论和修养颇为时人所称颂.同时,他对史学也很关注,其《论史》一文集中体现了其史学见识,主张史文表述应注重简洁之美和生动之美;认为史家必须具备史识;反对专设史官修史,建议以布衣修史,这些都对当时及后世学者有很大的启示和影响.     

本期内容简介……

针对史学日益遭到冷落的现象，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沉教授撰写了《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论纲》，揭示出史学冷落的根源在于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并提出了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的主张。章开沅教授认为，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积极参与历史生活，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面对当代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而应该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并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达原因新探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达原因新探李颖科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史学发展史上辉煌灿烂的历史阶段，梁启超曾经指出：“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①相对于以前各朝，这一时期，史家辈出，史学范围扩大，史书体裁增加，史籍数量剧增，“一代之史，至数十家...     

“史德”范畴的演进与史学批评的深化

在史学批评范畴体系中,"史德"属于基本范畴。元以前,刘勰倡"素心",李延寿重"良直",刘知幾言"史识",曾巩论"道德",形成了对于史家品质的一种规劝和评论。这些评论的主要目的是评定、选择、培养优秀的史官,体现的还是比较朴素的、具体的道德标准,理论阐述比较薄弱。元末揭傒斯提出"心术"说较之"良直"更加抽象,具有学理上的意义。清中期,章学诚正式提出"史德",并系统阐释"史德"的内涵与修养方法等,但未能摆脱"名教"的羁绊。"史德"的孕育和诞生是史学批评走向深入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