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言”与文人

《文言》是《周易》"十翼"之一,在中国古代"易学"思想史和文章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文言"则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主要书写方式,其功能始终与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文言"都是言说主体身份的自我确证、自我建构的方式。对于周代贵族、先秦士人以及两汉以降的文人而言,"文言"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     

论形式逻辑的对象——兼论与辩证逻辑的区别

逻辑学是指导人们正确思维的重要科学。它需要发展,需要现代化。它的现代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辩证逻辑、数理逻辑、语义逻辑等新学科的研究进展;另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传统逻辑作更深入的研究和更科学的说明。显然,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是,近年来我国却有忽视后者的倾向,以致没有一本可以公认的逻辑教科书。对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甚至这名称是否恰当(本文论述中暂借此名称),都存在明显的分歧。     

“有我之境” “无我之境”辨析——兼论“写境”和“造境”

王国维《人间词话》首倡以“境界”论词之说。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境界”实为王国维文学思想体系中之重要艺术概念,为王国维文学批评理论之核心。在“境界”这一艺术概念之下,     

孙绍振的美学之“酷”和经典之“眼”——兼论与夏志清经典之“眼”的相关重叠

孙绍振在解读诸多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本身，如今也成了经典。谓予不信，建议认真读一读孙氏最新著作《演说经典之美》，有眼光的读者读后可能会大致以为此言不虚。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即便是“演说”经典也是演说，除了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孙氏演说的精神风采之外，     

“标本兼治”新解——兼论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主动调整反腐败策略,重拳反腐,以治标推动治本,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但有人提出这只治标而不治本,于是就引发了何谓"标"何谓"本"、什么是"标本兼治"的讨论。我们认为,在反腐败实践中,"标"与"本"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也没有什么主次之分,而是相互联结和变动的。"标本兼治"就是要将两者统一起来,通过严惩腐败将腐败势头遏制住,然后逐步形成不敢贪、不能贪、不愿贪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反腐败治本之策,就是始终保持高压反腐的势头,始终坚持零容忍政策,以治标来推进治本,最终进入"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理想状态。     

“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论中国文言小说的叙事规范

<正> 中国的文言小说,包括两种基本类型:一为传奇体,一为笔记体,或者借用纪昀的概念,一为“才子之笔”,一为“著书者之笔”。笔记体成熟于魏晋南北朝,以《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为代表;在宋、清两代又取得长足的进展,《阅微草堂笔记》是其中的佼佼者。传奇体成熟于唐代,宋以后偏重智慧与伦理的上层知识分子,一向冷落传奇;清代的蒲松龄以其强度极大的“孤愤”和非凡的想象才能将传奇体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试论转折关系的假设复句——兼谈“尽管”和“即使”“不管”的区别

一鲁迅先生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中有这样一个句子:(1)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①②③④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⑤⑥(着重号和为分句编的序号①②③等是引者加的。下同)好多书都把这个句子分析成了转折复句(有的把第一层次划在③、④分句之间,有的又把第一层次划在⑤、⑥分句之间)。《语文知识》1988年第3期刊登了孟治荣同志的《关于一个复句分析的质疑》一文,指出了这种分析的错误,提出了第一层次应划在③、④分句之间,全句应为假设复句。笔者完全同意孟同志的意见,但对孟文中的下面这     

论“将”动词词性的虚化过程

"将"本意为"扶持、带领",是一个实义动词。在古代汉语中,"将"常以实义动词在句中作谓语中心语。南北朝后期,"将"后往往连接一个名词性成分构成动宾结构。由于在语义上"将"不是句子的谓语中心语且"将"及其所联系的客事成分主要用于说明谓语中心语的状态,因此"将"的动词词性相对较弱。到了近代汉语时期,有些句式中"将"所连接的名词性成分既是自身的客事成分又是谓语中心语的宾语。在这样的句子里,"将"的作用是将受事成分位置提到谓语中心语之前,进而完全丧失动词词性。可以说"将"动词词性的虚化过程就此完成。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各时期代表文本中"将"用法的词性特征,从而描绘出"将"动词词性虚化的脉络并分析原因。     

“非x才y”相关格式比较-兼论“非”的词性及意义

"非x才y"是近年来新出现的语言格式,其中"非"的词性及意义极少有人论述.本文试从与"非x才y"近似的结构"除非x才y"、"非x不y"相比较中,论述"非"既非连词,也非否定副词,而是强势肯定副词.     

“汩”之音义关系考——兼论古书混淆“汩”“汨”字形之误

＂汩＂与＂汨＂本不同字形,但由于都与水有关,又加上篆书隶变的原因,古籍多有混淆。＂汩＂之音有三：＂于笔切＂、＂古忽切＂、＂胡骨切＂。古代辞书中＂汩＂之音义搭配有时出现龃龉现象,原因是＂于笔切＂、＂古忽切＂、＂胡骨切＂三音实为一声之转,其最初读音为＂于笔切＂,最初的基本意义为＂治水＂,＂沉迷＂、＂疾行＂、＂水流＂、＂光洁貌＂、＂涌波＂等都是其引申的结果。汉语中,＂汩汩＂,同＂＂,表＂水流动的声音或样子＂,本应读＂于笔切＂,即＂yùyù＂,由于受俗音＂古忽切＂的影响,今音已约定俗成,读为＂ɡǔɡǔ＂。     

达尔文进化论批判——兼论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的区别

文章用科学、哲学的思想方法对作者所称的“达尔文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认为达尔文进化论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学说,而是自然哲学学说,并进一步论证了近代科学与自然哲学的区别     

明末汪文言之狱考论

明末汪文言之狱是阉党迫害东林党的一桩冤案。汪文言因投靠东林党、与王安交好被阉党无辜陷害而两度入狱,屡经磨难,最终惨死狱中。阉党利用汪文言案,罗织罪名,株连东林党人,将东林人士一网打尽。通过分析汪文言案,可以看出东林党内部派系林立,削弱了其自身实力;其过度打击异己,迫使部分官僚倒向魏忠贤;“倒魏”斗争,既没有取得可以与魏忠贤抗衡力量的响应,也没有获得皇帝的支持,导致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以夷制夷”外交和“门户开放”政策——兼论现代中美关系

19世纪后30年间,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执行“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美国则在1899年和1900年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反映了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中国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国际关系;它对半殖民地中国有着深刻影响。     

论“风骨”和“建安风骨”——兼与王运熙先生商榷

怎样认识“风骨”和“建安风骨”这两个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概念?学术界虽然讨论过多次,但似乎一直没有获得圆满的答案。鉴于它们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涉及到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的许多重大问题,因而站在宏观的高度,联系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和     

简论“官倒”——兼论治理“官倒”的办法和措施

“官倒”是什么,它有什么危害?怎样才能惩治“官倒”?从理论上弄清这些问题,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谓“官倒”,是指某些机构或个人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职权,获得计划内的物资在流通领域中倒买倒卖而牟取暴利、中饱私囊的一种违法犯罪现象。它表现为机构“倒”和个人“倒”两种形式。     

如何理解巴门尼德的“存在”——兼论古希腊哲学两种本源观的区别

谢文郁教授根据希腊文的语法形式指出,巴门尼德残篇中"στιν"一词的原本含义是"它是",而不是通常翻译的"存在"。他据此指出,巴门尼德的"存在"思想乃是对古希腊早期哲学中的"本源"概念的界定,此界定导致了后来希腊哲学家有关本源思想的转向。但是,此文对巴门尼德残篇的解读在语言、思想以及思想史三个层面都是有问题的。其根源在于,谢教授意欲将巴门尼德与早期宇宙论自然哲学家整合为一个共同的思想体系,而没有充分意识到,他们代表着两类截然不同的本源观,即存在论本源观和宇宙论本源观。宇宙论本源观探寻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构成了西方科学理性的先驱,而存在论本源观追问事物的观念同一性,以此开启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大门。     

高校思想理论课教学改革新探——兼论科学发展观之“三进”

要找到提高思想理论课教学质量和推进科学发展观＂三进＂的一些有效方法,就必须从当前思想理论课教学及其推进科学发展观＂三进＂中存在的问题入手。经过调查研究,笔者认为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学的主体学生方面;二是教学的主导教师方面;三是教学的环境方面。通过对这三个方面问题的分析,笔者提出了提高思想理论课教学质量和推进科学发展观＂三进＂的几个有效方法。     

论文化改革的渐进方式——兼评“突变论”和“彻底重建论”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而又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我们应该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选择渐进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华兹华斯诗学：快乐的本体论认定——兼论韩、欧等“穷工论”的区别

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不只是发现了创作情感的回忆性和一般性的强调了诗中情感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以非常完备的理论阐释对“快乐”的诗学地位作了本体论的认定。华兹华斯的观点成了与既同属于表现论诗学却又认定“忧愁”为诗之本体的中国古代韩、欧等所倡导的“穷工论”完全相反的诗学观。华、韩等的区别源于不同诗性主体的构成:前者从诗与生存的分离出发,以超功利的真、善、美为基本价值追求;后者认定诗与生存的一体性,以功利性的生存关注为诗性情感的本源。     

理论之发生——兼论海德格尔和实用主义的关系

在"实践的优先性"的思想主题上,海德格尔与实用主义有相通之处。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海氏思想中实用主义面向的限度;聚焦于理论之发生问题,便可看清这一点。在此问题上,存在着转折模式和拓展模式的对峙,前者的代表是海德格尔和德雷福斯,后者的代表是劳斯和布莱特纳。在这两种竞争性方案中,转折模式比起拓展模式更具说服力。通过回应劳斯和布莱特纳的质疑,并且克服德雷福斯诠释中存在的不足,便可勾画一种修正版的转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