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草原小提琴手——“我的城市我的家”系列报道之三

我俩约在天津市交响乐团排练厅见面．我反复检查自己的穿着,因为即将邂逅高雅的艺术家,心中不免有些许惶恐。一路上,我在脑海里不断勾勒着这位少数民族小提琴演奏家的轮廓：端庄知性的女性,穿着优雅的黑色拖地礼服,沉稳、有内涵,在人前嘴角总是保持着淡淡的自信的笑容……     

黄海之滨的佤族媳妇——“我的城市我的家”系列报道之四

威海市文登区宋村镇紫金山村一户农家小院,院门背后站着个身材小巧的妇女——她就是在当地人见人夸的＂佤族好媳妇＂杨文珍。轻轻推开门,眼前是两间又暗又小的平房,有限的空间里散落着必需的日常用品,使原本就狭窄的过道只剩下一人行走的空间——这里,便是杨文珍和婆婆居住的地方。     

“西迁”与“归来”——《我的城市我的家》系列之一

2014年4月起,本刊记者沿着蜿蜒的海岸线开始了本刊编辑部策划已久的《我的城市我的家》大型系列采访报道之旅：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总行程将近一万公里。截至6月初,记者走访了其中的6省、直辖市,共计14个城市,采访了40位少数民族同胞。     

读懂“黄泥堡”之谜——从《黄泥堡裕固族乡志》看黄泥堡作为裕固族农业文明先驱的历史

黄泥堡的历史,是一个人群追求民族身份心路历程的真实反映。在民族文化特征日趋模糊、身份危机时时存在的情况下,黄泥堡裕固族在文化记忆中采取了淡化农业文化特征、强化游牧文化特征的策略,将游牧文化作为挽救民族文化的救命稻草。 我想这就是黄泥堡裕固族历史梳理中出现的怪现象的真实原因——     

远古文明的历史传承——评学术著作《红山文化区域历史与民俗研究》

在中国早期文明起源问题上,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黄河流域是文明的最早发源地,是文明的中心,而四周其他区域文明是黄河文明的扩散。但是,随着20世纪新的考古发现和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这种说法愈来愈受到质疑。学术界通过对红山文化坛、庙、冢等一系列重大发现的研究,提     

《丽哉勐僚》：填补影视族群志空白的纪录片—评12集壮族文化电视系列片《丽哉勐僚》

经历了千百年历史长河的壮民族,以其聪颖的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博大精深、宏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戴光禄、何正庭为代表的壮学学术带头人,继大型画册《壮族文化》和学术专著《勐僚西尼故》问世之后,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又让我们看到了体现壮族文化精髓,     

从赞普的神话时代到历史时代——读石泰安《西藏的文明》

现在尚难以想象我们能够为各个时代编制一套完整的资料书目,或者就某项文明内容沿时代的线索而追述.因此,我选择了一种既是同时性而又是惯时性的办法,使我们的视线从一个时代游移到另一个时代.--石泰安<西藏的文明>1962年第一版序言[1]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1911～1999),当代法国最有权威的藏学家之一,也是少有的几位既精通汉语,又能熟练运用藏文史料的法国藏学家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便开始了对包括锡金在内的喜玛拉雅山麓的考察,并撰写如<西藏民间史诗>、<弭药与西夏>,<汉藏走廊的羌族>、<喇嘛教>等研究论著.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国外之后,西藏问题变得尤为敏感,同为学人的黎吉生借此活跃于国际政治的舞台,并要石氏与之同台共舞.     

湘西乡土教材开发推广初探——以《美丽的湘西我的家》为例

<正>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源,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博物馆展出、民间艺人传艺、文艺团体演出等方式固然重要,但均局限在较小范围内,只是在做静态、被动或目的性不强的保护和传承。只有把民族文化纳入学校教育的轨道,才能在全州范围内,做活态、主动、规范的保护与传承。     

人类学回族研究的新拓展——序《互动调适与重构:西北城市回族社区及其文化变迁研究》

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其研究的单位并不是单个的人,而是群体,即它主要研究不同人群的文化特点。欧洲大陆的学术界将人类学(Anthropology)称为“Ethnology”,其本意是指研究“各种不同的人群”,而汉文将其翻译成“民族学”,并不完全准确。“Ethnic”有“民族”的意义,但又不等同于现代汉语的“民族”。其实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人不是仅以民族为单位,而是以各种不同的人群为单位。这个“人群”可以是一个民族,也可以是以职业、地域、年龄、宗教信仰、性别等的不同而划分的不同的人群,所以如果我们将“Ethnology”翻译成“人群学”或许更贴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