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约的门第观、政治地位、文学地位及其关系

研究南朝士族文学,不可不关注沈约。从史料可知,具有强烈士族门第观的沈约,在政坛和文坛上都表现出复杂性。作为政治人物,他是不足道的;但是,在文坛上,沈约的文学活动及他对南朝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应予肯定的。事实说明,他作为那一特定时期的文坛领袖当之无愧。.     

《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与钱锺书的文学观

钱锺书自20世纪30年代起即对文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不满,而以当时为主流学界所歧视的词章之学即文学批评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文学观念集中体现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当中。钱锺书主张从功用及效果方面定义文学,认为文学特征有二,即动人与美感。文学史应该客观论述文学演变的内在脉络,而文学批评则当揭示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中国文学没有西方式的统一的文学概念,只有分体的观念。中国文学有严格的文体界限,注重从形式风格方面横向辨别各种文体的特征及相互之间的差异;同时也重视从题材内容方面纵向衡定各种文体及同一文体内部各作品的价值高低。与胡适的文学史论述不同,钱锺书认为宋以前文学史只有雅言文学传统,而宋以后才有雅言、俗语两个文学传统。其文学观在当时独树一帜,在今天仍有参考意义。     

沈约古今相因思路下的文学史观与文学批评

沈约撰写《宋书·谢灵运传论》所秉持的古今观念与之前的史家有所不同,他受到佛家三世因缘说的影响以古今相因的思路来审视文学发展的历史,故而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专论。与这种古今相因的文学史观相一致,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沈约贯彻了与其古今关系认识相一致的古今观念。在肯定后世变革的思路下沈约为当时新出的声律理论摇旗呐喊;在肯定后世的古今观念下沈约在作家批评上避免了论家厚古薄今的一贯主张,并大力“奖掖后学”;在文学创作论上他又反对过度用典,从而提出“文章三易”的说法。     

黄遵宪的客家源流观

作为客家历史源流研究的先行者,黄遵宪在１９世纪末提出了客家中原旧族 说、客家方言证据说和梅州客家元代形成说等较为系统的客家源流观,开启了２０世纪客家 研究的先河,对此后的客家方言研究和客家历史的研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代辞宗”沈约与南朝诗歌的声律追求

今人论及中国诗歌史上的南朝永明体以及此后的近体诗,无不提及沈约和四声八病说。其实,四声是汉语发音时本身就存在的,在沈约之前已经被发现,沈约的贡献是将其运用于诗歌创作;而八病并非沈约所提,它与永明体也没有关系,后人将八病的创始归于沈约,是基于他是诗歌声律论奠基者的一种附会。沈约作为齐、梁文坛的领袖人物之一,勤于著述,长于理论,被誉为一代辞宗,极大地影响了南朝诗风,这是他被公认为四声八病说首倡者的重要原因。从南朝起,讲求声律逐渐成为诗人的自觉追求,这也是音韵研究和乐律演变对古典诗歌发展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     

客家文学与中央苏区文学源流浅论

客家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瑰宝,为中央苏区文学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客家文学从内在精神、创作队伍到艺术表现手法等多个方面为中央苏区文学提供了借鉴或支持,是中央苏区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为中央苏区文学的孕育、发展与繁荣作出了贡献。     

论沈约的隐逸诗与游仙诗

隐逸诗与游仙诗作为两类特殊的抒情诗,在抒发诗人内心的苦闷忧愁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沈约的这两类诗歌,从创作数量上看,前者多而后者少;从诗中所反映出来的情感倾向看,前者真诚深情,后者淡漠信疑不定.而这种不同是与隐逸、游仙本身的特征以及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相关联的.     

刘师培的文学史观

由晚清走入近代的刘师培,基于精专的经史学识,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以传统文论和西方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纯文学的观念考察了文学史,认为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留心文学史的变迁,并剖析了变迁的缘由;运用＂穷源＂和＂竟流＂的方法,探索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对中国文学史作了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这些研究建构了刘师培较为系统的文学史观,也体现出区别于旧学的时代特色。     

李德裕《文章论》考证及其文学观

《穷愁志·文章论》集中地反映了李德裕的文学观,在文学批评史上有一定的影响。但其真伪问题,后人却有不同看法,而在内容的具体阐述,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文章论》以及李德裕代表的文章观。首先考证了《文章论》的真伪,认为当属李德裕所著;其次辨析《旧唐书·武宗纪》中论及李德裕文学观的相关材料;最后,结合当时的文学思潮,分析了李德裕的文学观。     

魏晋六朝用典论及沈约“三易”说的批评史意义

魏晋六朝时期,诗文用典风气浓厚.流风所致,隶事炫博,乖离表达需要,渐成诗文蠹病.沈约提出“用典从易”“不使人觉”的观点,其诗文中之佳作,能融化典故,浑然一体,对南朝用典论及其实践,起到较大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批评史意义.     

以"世界文学"为出发点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构

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下,我们重读<歌德谈话录>和<共产党宣言>,重温歌德、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他们对于"世界文学"的远见和对民族文学特色的重视,在文化多样性愈来愈得到有识之士认可的今天,对于置身于多民族的中华大家庭的我们当下进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确立和建构有着启发和借鉴意义.     

论沈约的声律理论与“永明体”诗歌

沈约声律理论的核心内容为“四声八病”说,这一理论既从正面提出诗歌创作的声律主张,亦从反面指出创作中应力求避免的病犯,是一种提倡形式技巧的理论。在其指导下创作的“永明体”诗歌句数呈现出由多到少、由不定到统一的趋势,并出现大量平仄合律的句、联,形成最早的“对式”声律结构,在体制上向成熟的律诗靠拢,是诗歌律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诗体。     

论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与文学史观

本文从九十年代出版的两部当代文学史入手,分别从文学史的叙事方式、构成方式以及文学史观三个方面就文学史的写作方式进行历史纵向地梳理与探讨,进而试图寻求当下中国文学史的书写的可能性及可行性。     

新批评＂自律性＂文学观源流探

新批评的自律性文学观是对文论史上被冷落甚至被抹杀了的文学独立价值的再次申说和改写。从“审美不涉利害”到“为艺术而艺术”,从“非个性化”到“文学的内在必然性”,从“本体论”到“意图谬见”、“感受谬见”和“起因谬见”,新批评将作品变成了一个与作者、读者和现实无关的独立自足的文本。这种绝对化的文本崇拜,使文学研究具备合法性、超越性和神性的同时也丧失了有效性、现实性和人文性。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史论异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比较

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史涵论,蕴含着＂人＂（真人）的评史标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论带史,返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了＂志＂（感情）的评史标准。这两篇讲稿,虽各有治学路数,但都着眼于新文学的＂当下＂文坛,从不同方向推进＂人＂的文学史观。     

刘师培新文化建构中的文学观

刘师培的文学观呈现出新旧文学观转型期的特点,对于文学的阐释是其新型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学观从对于传统文学理论的总结、梳理和研究中,用西方的理论框架进行激活,寻找回应现代的资源,具有明显的近代意识。     

河汾之学与初唐文学观的建构

隋末唐初,王通续《六经》以绍儒业,并于龙门开筵讲学。受王道观念的影响,王通的文学观具有明显的功利特征,如对《诗经》的阐述及历代作家、作品的评论上,王氏皆以儒家政教观作为衡量的标准,强调文章经世致用的教化作用。此外,河汾之学也深深地影响到唐初文学观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即唐初史家、政治家对王通经世致用文学观的继承;受一定的家风和区域文化的影响,王绩、王勃等人的文学追求既有家学因素,又呈多样化趋势。     

以大文学观重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局

文学的历史存在,是以无序隐含着有序,以芜杂隐藏着潜流,维度多端,色彩斑斓,众声喧哗,一切都处在纷繁复杂的动态之中.必须以大文学观,才能总览文学纷纭复杂的历史的、审美的文化存在,深入其牵系着人心与文化的内在本质,展示其广阔丰饶的文化地图,揭示其错综纷繁的精神谱系.研究现代文学而对于与新文学处在不同层面、不同维度上的通俗小说、文言诗词、传统戏曲,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所知有限,甚至不求博学多识,乃是一种知识上的重大缺失.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应该分工合作,对百年文学多样、多层、多维的史料资源,进行卷地毯式,或竭泽而渔的清理,然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存在中,抽象出属于自身原创的原理、法则,用自己的声音与当代世界进行平等的深度对话,这才算尽了现代中国学人的职责.如此,或能重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局.     

赋体衰微与宋赋新变——以欧阳修赋的体制源流为例

赋体自《骚》体演化为大赋、骈赋直到律赋,屡变愈下,及宋人为之,鲜能追踵前代,唯于唐代律赋之后开创文赋一体,对于赋体源流递变的考察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历史阶段。欧阳修作为宋代诗文革新的领袖,其赋作足以影响一代风气,尤于体制源流,典型地反映宋赋的新变。欧阳修赋作24篇,可以确定其中官题赋11篇为律赋,《黄杨树子赋》为骈赋,《秋声赋》为文赋,《哭女师》《述梦赋》为骚体赋,《螟赋》为荀赋,唯无大赋继承。其他诸篇杂用诸体句式,未可指明一体,总体上由体物言情变为即物议论,赋题既小,且为短制,受唐宋古文写作的影响,具有泛文赋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赋体的演化,延续其脉,但缺乏赋之一体的严谨传承与认真创制,显示赋体的衰微。     

试论佛教生态观的理论建构

研究佛教生态观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佛教生态观的理论建构一方面应从自身的精神追求和生活准则出发,开出生态文化观念的新维度;另一方面也应充分发挥大乘佛教的人间关怀精神,适应时代要求,吸取西方生态文化观念关注现实、谋求现实解决途径的主体精神.佛教生态观的建构应以佛教缘起论为理论基石,包含相互关联的两个层面:俗谛(现实层面)和真谛(精神层面),在当前应着重关注前者.它的基本内容包括在佛教缘起论基础上所形成的整体论、无我论、生命观、慈悲观、净土观等生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