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理学愿想中的文学思想

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二程并非绝对地排斥文学,他们是要求把文学规范在“教化”“、礼义”的范围内,所以提倡“诗合教化”和“合道之文”。本文从二程的本末思想、对作者修养情性的要求、以及文质关系等方面探讨了二程的文学思想。     

客家先贤邓肃的理学思想与文学成就——邓肃记体散文探析

邓肃的记体文承继了北宋以来记体文人文意识浓厚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理学影响下的社会与人文关怀及其文学创作的内容特质.邓肃的文学创作,既受理学家文道观的影响,坚守重“道”,又极其重“文”,尤其崇尚韩愈古文.其文学实践即是对理学家“作文害道”的矫正.记体文文采斐然,艺术技巧高超,在文章立意题旨、结构布局以及表现手法、语言锤炼方面都别具特色.     

论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

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人情”说。程颐认为性善情恶,提出“主敬”说,强调对情的压抑与束缚;而苏轼等则认为情性合一,并无善恶之别,强调尊重、顺应人情,反对外在束缚。二、道统说及文道关系观。洛学重道轻文,甚至认为“作文害道”;苏氏蜀学则主张文与道俱,文道并重。基于这一认识,两派学者各自提出了自己的道德传承谱系,以儒家正统相标榜。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反映了两派学术的不同旨趣及确立自身在儒学中正统地位的努力。     

朱熹对文道观的本体论发展及其内在矛盾

文道观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学理论和艺术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秦汉儒家主张“文以明道”,唐宋古文家主张“文以贯道”,前期理学家主张“文以载道”或“作文害道”,朱熹则第一次明确提出“文道合一”。朱熹对传统“文道”说的突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唐宋古文家文道论的突破;二是对理学前辈文道观的修正。朱熹对传统“文道”说的发展则主要体现在第一次将文道关系明确地上升到了本体论的角度,将历来仅限于道德或道统内容与文学辞章关系的文道说,切入到体用关系的深度,从表象世界或表现方式与其本体世界或终极原型之间的关系来加以新的审视。然而朱熹的文道本体论自身包含着由其理气关系决定的两重性矛盾。     

略论程朱理学中的人治思想

<正> (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进行过一场人治与法治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究竟是作为统治者个人的“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统治阶级制定的“法”起决定性作用;究竟是“人”大于“法”,还是“法”大于“人”。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一般主张“法治”,而儒家则主张“人治”。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汇佛、道两家的一     

理学在朝鲜半岛的早期传播

率先在朝鲜半岛传播理学思想的是白颐正,而不是学界通常认为的安珦。理学在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很快与政治斗争、党派斗争发生密切关系,并在庆尚道、忠清道得到迅速传播,践行理学、推崇气节渐成为两道士林的特色。朝鲜王朝初期的几次士祸,皆对两道提倡理学的文人集团造成沉重打击,由此在当地逐渐形成了以士祸遇难者为核心的理学传承系统。     

程朱理学法治思想探源

南宋末期和元朝后期“程朱理学”的大势崛起和传播，实属历经社会逐渐稳定繁荣时期到社会危机时期的这样一个历史变革中的应运而生之学。皇权和儒生们之所以推崇程朱理学，都带有应用和解决其统治现实的功利需求因素。程朱理学的崛起，和宋元两朝皇家贵戚的极力推崇直接相关，传播则直接与元朝开辟的新科举形式相关。所以，程朱理学的诞生和发展根源于皇朝“礼治”、“德治”和“法治”实际需要，其蕴含的法治内涵及功能十分突显。下文从三个方面论证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法治思想对封建社会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完善和对徽州宗法制度的影响，阐述了程朱理学“礼法合一，德刑兼治”的法治思想特征以及对当今加强道德修养和教育、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的借鉴和引导作用。——编者     

法度去前轨 天下耳目新——浅谈苏轼对词坛的革新

苏轼主张词应像诗一样表现庄重而严肃的内容,词与诗应该有同样的职能地位和作用。这是苏轼词学观念的核心。他认为形式不能妨害辞意的表达,在乐曲音律和歌词文意发生冲突时,更偏重于词的文学属性,对协律问题持的是“不以文害辞”的观点。     

宋学·道学·理学

在宋明理学的研究中,对它的称谓一直没有统一起来,有的称“宋学”,有的称“道学”,多数的称“理学”。这看起来是个名称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性质等。 所谓“宋学”,一般指宋代的“性命义理”之学,它是与汉唐以来的词章训诂之学相对而言的。这种称谓出现于明末清初的反理学高潮中,当时戴震等人为了反对宋明以来的空谈性命义理之学,就把汉唐以来的词章训诂之学搬来,扯起“汉学” 的旗号,与之相对抗,于是便有“汉宋之争”。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直接点名批判程朱之学,因此人们把程朱理学称为“宋学”,把戴震一派的学术理论称为“汉学”。 所谓“道学”,是指“道统” 之学而言。唐代韩愈的《原道》,提出儒家有一个“道统”,即儒家的道发源于尧舜,经孔子传孟子,孟子死后就失传了。宋代的程颐则前进了一     

晚清湖南理学群体的道统意识与批判精神

晚清湖南理学群体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地域文化群体。这一群体以程朱理学为最高价值理想,坚守自身独立的学术性格与道德标准,主张治统符合道统,治统可变而道统不可变。考虑到道统沦亡的代价,他们采取与清政府合作的稳妥方式,利用道统所赋予他们的文化解释权批判专制君主与社会腐败,以儒家之道整合现实政治。由此,隐性的文化斗争与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交织在一起,决定了湖南理学群体与清政府之间的离合关系。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又意图在治统的前提下统合道统,引起湖南理学群体的不满。道统成为他们与皇权周旋乃至抗衡的理论支点。对文化权力的担当,一直为湖南知识分子所继承,并运用于政治活动,进而影响近代湖南政治生态。     

“崇尚眉山之体”——苏轼对元代文学的影响

翁方纲“苏学盛于北”之语，主要指金代，但元代也适用。元代的文学创作颇受苏轼影响，其“影响”表现为互为联系的两个侧面一是苏轼的为人，为学，理论，创作，对元代文学的影响；二是元人对苏轼的推崇。     

综百家之说开一代风气--戴表元的理学与文学

戴表元是元代著名学者、诗文作家和文论家,在宋元之际南方文人中,戴表元是能够以较为冷静客观的态度,从文化的、文学的角度反思亡宋、思考当代的一位。他的学术思想是自由的、开放的,兼综百家,不名一家,这为他的文学理论批评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基础,这使他在文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并形成了一定影响。他的诗文成就,也博得了后人的称赏,具有较高的价值。他在元代诗文史特别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从中国文化资源重新定义文学

西方对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虚构,是与现实不同的艺术,体现为诗歌、小说、剧本。这一定义由西方向全球扩张而成为世界性的定义;同时,又在全球化的电子主潮中让文学被边缘化了。但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汇通中,文学实际上最能显示一个文化的特质。如何让文学走出边缘化,而把文化的特质显示出来,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文化关于文学的定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资源把文学定义为语言之美。任何文体,只要有语言之美,就可以成为文学。这一定义不但让人们重新思考文学和文学的各种类型,以扩大文学的类型,而且使人们有一种新的眼光去理解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让文学的品质在全球化时代的各种互动中得到提升。     

柳贯的文学思想初探

有元一代,柳贯以文名世,与虞集、揭傒斯、黄(?)并称为“儒林四杰”,而他的文学思想,首人研究不多。柳贯兼重义理、事功、文章。论文主张明道致用,论诗主张自成于心、发乎自然,二者并非截然分开,有其矛盾与会通之处,恰体现了金华学派到金华文派的嬗变轨迹。     

论风俗文化对汉代文学的影响

风俗文化对汉代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从共时态的角度去看,风俗文化不但促进了汉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而且与其很多内容和艺术特质的形成都有密切关系;从历时态的角度去看,风俗文化的一些阶段性变化与其对文学影响力强弱的变化引起了汉代文学的某些相应的发展变化;从地域差异的角度去看,汉代不同地域风俗文化的不同特点使得本时期文学作品在内容、语言、艺术成就及风格等方面都表现出某些地域性差别。     

仇池国文学考论

南北朝时期，氐族杨氏在陇右地区曾建立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和阴平国五个相连的地方政权，立国时间持续386年。仇池国文学的发生与陇右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与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争及仇池灵活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仇池国文学家迄今可考者仍有十余人，杨氐政权300余年的文坛并不寂寞。仇池国文学表现出氐人特定的文化精神，其丰富的原创性文学资源，不仅成为中国文学地图组成部分之一，也彰显出中国文学的民族特点。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仕宦研究

元代江南寓居着因各种原因前来定居的蒙古、色目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承袭上辈的官职入仕。元朝开科以后,相比继承爵位,生长或生活在江南的蒙古、色目人更加积极地走科举入仕的道路。由于受到江南地区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这部分蒙古、色目官僚具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在政治实践中能够本着爱民之心。推行儒家的仁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蒙古、色目中的学者型官僚,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动荡时期,几乎都选择与元朝共存亡,一时“殉国”者层出不穷,完成了理学意义上的政治实践。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工具理性与科学理性

理性精神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主义精神特征以及强大思想冲击力和渗透性的重要表征。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是与现代传媒联系在一起的。媒体是人的延伸,它改变了人对世界、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生命与生存方式的认识。     

浅析比较文学的可比性

本文论述可比性内涵的文学性、跨越性和联系性等三个基本前提,以及其异同关系和互动关系的内容,以展现对可比性内涵进行分析和界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