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工夫论视阈下的中医诊疗术及其当下困境

中医在现时代面临多方面的质疑,尽管为中医寻求哲学基础是一个传统的应对方式,然而这不免将中医与哲学割裂开来,从而使中医自身的哲学功能隐而不显。在儒学工夫论视阈下,中医的哲学身份得以有效彰显。可以说,中医诊疗术的工夫论价值,在于通过身体生理层面的自我调理与治疗,实现对人自身主体意识敏锐性的培养与对意志力的强化,以为道德行为的完成提供保证。对中医哲学身份的揭示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医及其困境,并促使我们更好地推进中医乃至儒学的发展。     

湛若水儒学体系构架及其思想影响

本体论和工夫论构成了湛若水儒学的基本框架。湛若水在人与自然一本的基础上贯通了心体与道体,以道体的中正、自然特征诠释心体的中正、自然理念,形成了儒学本体论体系。湛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体认路径,以勿忘勿助为体证工夫,形成了儒学工夫论体系。道体作为客观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以道体印证心体,在此基础上实现心无内外,是湛若水儒学区别于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重要特征。湛若水及其后学的思想对明朝中后期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以道体印证心体、兼顾心体与道体的儒学架构,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的易简派对心体阐释的偏颇;随处体认天理的体认路径与勿忘勿助的体证工夫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的易简派对儒学易简性的过度诠释。     

“日本儒学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距今四百多年前,有个叫德川家康的人取得了日本的天下,并在江户即今天的东京建立了管理全国的幕府政权。这个在日本历史上称作江户时代的历史阶段,延续了近三百年,其时代特点,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战争的和平生活环境。在这一时期,原本肩负战斗任务的武士们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取而代之的,是治理国家、经营领内的责能。而责能的改变,又促使他们开始学习中国古典。被日本人称为"儒教"的儒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当时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的。当时的幕     

明代心学工夫论与周敦颐的“主静”思想

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其思想对理学各派皆有深远的影响。就明代心学关心的主题而言,显然有偏重于工夫论的一面,即如何通过合理的修养技术,使平凡的个体“优入圣域”。周敦颐的“主静”思想对明代心学的工夫论起到了先导作用。从王阳明开始心学各家对周敦颐的“主静”思想进行了各种创造性的诠释和解读,比较突出的有阳明的“主静实兼动静”、王畿的“心极”说和罗洪先、聂双江的“主静归寂”说,这些诠释和解读体现了明代心学工夫论的丰富性及其与周敦颐思想的深刻关联。     

高丽中期儒学的心性论倾向研究

高丽中期儒学中重视心性学的倾向首先是在私学教育中表现出来的。其次,在宋与高丽使臣、儒生的交流中也有不少证据表明,高丽中期的儒生和官僚阶层对北宋新儒学重视心性学的学术思想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再者,这种重视心性学的倾向在宫廷举行的经典著作讲论中有了进一步的深化。高丽中期出现的重视心性、义理的思想倾向体现了高丽儒学的新发展,在韩国儒学史上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陆陇其“工夫论”思想研究——以《问学录》和《三鱼堂剩言》为中心

陆陇其为明清之际尊朱辟王、践履笃实的理学代表。基于对学术的认知和时代的要求,他较少措意冥想,而侧重对“工夫论”的阐发。其虽解释“格物”之意义在明善,非是博物洽闻,却并不因此认同只须求诸心,而主张格物与存心两进。他剖析“敬”之内涵,在“敬”“静”之辨上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以及师承中的分离倾向。总体而言,陆陇其的“工夫论”思想消解了传统道德的形上色彩,对清初理学之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儒学之“本”与“源”——评安靖如“进步儒学”的思想方法

美国哲学家安靖如的政治哲学进步儒学,基于有本的全球哲学观念,在伦理—礼—法或德性—礼—政治的模式中凸显礼的重大意义,以联接儒家传统和现代价值,是富于创造性的。然而,有本的全球哲学的思想方法毕竟属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末、体—用、形上—形下的思维方式,礼是沟通形上之本与形下之末的中介,尽管探及儒学之本,但未溯及儒学之源。此外,他关于生活儒学先有对现象学的信奉、并以此为基础来综合改造儒学的判断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论柳宗元对儒学发展新方向的探索

对于柳宗元在儒家革新运动中的作用 ,研究者往往重韩轻柳。其实柳宗元对于儒学变革的探索 ,如提倡把握“孔氏大趣”以取代传统的解经方法 ,拨开两汉以来笼罩在儒学上的神学迷雾 ,重申原始儒家的人本精神 ,提倡重视“生人之意”的“大中之道” ,提倡援佛济儒、取其韫玉的新儒释观 ,在儒学发展史上都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代表了儒学发展的新方向。     

论儒学在中国文化思想中的载体性

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学说,它兼容并包、与时俱进,最全面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载体,各式各样的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们在儒学的外衣包裹下,表达的却是自己独特的思想内核。正是凭借载体性,儒学作为“显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道学与心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经典诠释——以吕大临思想研究为中心

如何理解北宋“道学”的核心精神,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的内容。吕大临的思想特色在于他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力图阐明儒学道德修养的心性工夫路径,从而显出道学的实践意义和话语转换,而这也恰是以往道学研究未能充分注意的内’容。因此,研究吕大临思想,对于深化和反思当代道学研究的得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简论儒学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中的传播影响

儒学至少从取得独尊地位而成为官方哲学始,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哲学和思想文化中就有了明显传播和影响。云南纳西族的阴阳观念渗透着《周易》阴阳观念的文化基因,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白族僧侣被称为"儒释"或"释儒"。阳明学对贵州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在壮、黎、瑶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岭南,儒学的传播影响和发展,更有广泛深刻而长足的性质。     

陆象山“发明本心”的工夫论及其当代启示

象山心学思想体系以“心即理”为基本命题。象山所言之“心”,既是认识心,又是道德本心。象山所言之“理”,既是客观宇宙普遍之理,又是本心所固有的德性价值之理。象山的本心思想,既受到了孟子等人的重要影响,又受到佛老的深刻启发。就如何“发明本心”,陆象山提出了“先立乎其大者”“存养本心”“优游读书”等具体的修养方法。在当代社会,象山“发明本心”的工夫论对于人们树立道德信仰、实现心理健康以及转变为学求学的态度与方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五四”时期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时期,面对围绕儒家文化所引发的各种争论,梁漱溟以"有责任讲明孔子学问"之态度,对儒学宗教性问题和西化思潮做出回应。他重新阐释儒学性质,重新鉴定儒家文化的蕴涵与价值,并在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路向中为儒学的复兴指出了具体途径。     

论儒学引领下学校伦理文化的构建与启示

作为中国传统主体文化的儒学,是孔子在集夏、商、周三代礼制文化之大成的基础上形成的,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将其定为官方哲学而一统天下.     

如何在西方哲学语境中做中国哲学:以儒学研究为例

在西方哲学背景中研究中国哲学,其核心问题是西方哲学家为什么要关心中国哲学,或者能够从中国哲学中学到什么东西。因此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所要做的就不能是简单地比较中西哲学的异同,指出各自的优劣,而应该首先对西方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及其代表性的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可能存在的问题有所了解,并在此基础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在这些问题上是否有比西方哲学更好的观点。由于这种研究属于比较研究,在转向这种研究方法之前首先要讨论一般意义上的比较哲学的可能性。     

现代新儒学的“中国特殊论”辨析

现代新儒学以中国有落后的生产力,有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特殊的文化而拒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中国特殊论"无论是对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对"生产力落后论"的最为有力的回击。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国情所作的分析,说明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把中国文化和儒学等同,夸大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使现代新儒学不能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儒学,更不能简单等同于儒家的"心性之学"。马克思主义不否认中国有特殊的国情及特殊的文化,但反对"中国特殊论"。     

先秦儒学“以人为本”思想诠释

先秦时期中国原始儒学中以人为本的思想相当丰富,主要包括以人为尊、以民为贵、以仁为本三个方面,其精神蕴涵十分丰富,不仅奠定了中国人文主义传统,对传统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与当今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思想颇多相通。科学地挖掘和利用中国传统人本思想,对于推进现实社会文化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儒学复兴的理性思考——杜维明“儒学复兴”论刍议

“儒学复兴”论是杜维明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和学思路向的旨归所在。杜维明“儒学复兴”论以直面列文森、分疏“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为逻辑基点;以继承“五四”精神、矫正“五四”心态为先决条件;以超越启蒙心态、回应西方文明挑战为必经之路;以设置“文化中国”、倡扬“文明对话”、期盼“公众知识分子”为具体设想和实现途径。杜维明的“儒学复兴”论具有理性、审慎的态度和强烈的担当意识,可以加深人们对于当代“儒学复兴”的诸多问题的反思。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儒学”的分析

"反儒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反折中与反调和的产物,从总体上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彻底"反儒学",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儒学"是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入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要废止儒学,而是要改造儒学,重建儒学,以图缓解儒学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