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世界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对外软实力建设

软实力理论的提出,为研究国家实力与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和创设国际机制能力是一国对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国在注重自身硬实力建设的同时,更需要增强自身软实力的建设.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思想提供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是中国外交软实力建设的显著标志;同时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机制构建,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进一步提升对外软实力.     

约瑟夫·奈的“巧实力”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巧实力"概念,被奥巴马政府运用于美国外交之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约瑟夫·奈认为巧实力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结合体。巧实力作为一种方法,具有灵活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在巧实力运用中,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使用没有明确的比例,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运用来实现目的和利益的最大化。巧实力理论是外交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中国要使用巧实力理论增强外交功能,应当增强硬实力、提高软实力、善用巧实力。     

如何提高巧实力和整体外交能力——基于机会成本和边际效应的视角

国际政治中对于权力内涵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从国家实力到硬实力、软实力,再到巧实力。这不仅反映了国际体系的变化和发展,也意味着一国整体外交能力建设应该不断纳入新的因素。但如何优化组合这些因素,以提升一国的巧实力和整体外交能力,目前尚缺乏明确的原则。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和边际效应,包括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效应和生产要素投入边际产出递减效应等视角,可以在确定外部挑战和机遇、加强整体外交能力的软硬实力基础,以及提升巧实力方面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中国软实力建设中的理论和对策新思考——兼论中国的公共外交

当今时代正在发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大变革,大力发展软实力是新世纪壮大综合国力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所在.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大国竞争的表现形式在"硬实力"领域显得"软"一些.在"软实力"领域显得"硬"一些,也就是说,软实力的较量要更加激烈、深入和广泛.加强软实力建设要求我们重视公共外交的研究,特别是要密切关注公共外交的主体和受体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发现软实力建设中的悖论问题,并与时俱进地寻找适应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理论与应对之道.     

软实力与中国对东南亚外交

本文以软实力理论为指导,概括考察了中国与东南亚外交关系史。认为虽然软实力是个新出现的国际关系概念,但在中国与东南亚几千年的交往史中,软实力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运用。目前,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也与中国的软实力外交思想与实践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历史的经验、国际关系的演化趋势以及中国和平发展的需要出发,在今后的中国与东南亚外交中,软实力外交应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外交手段与外交领域受到重视,而软实力外交能否成功实现,取决于中国能否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先进的文明形态。     

德与周代宗教意识

周人重德,其"德"观念主要运用于政治领域.在周代,"德"乃受命开基之本,长保社稷之所系,为贵族阶级所特有;是以周天子和诸侯为中心包括整个贵族阶级在内的统治阶级向四方辐射的控制和统摄力量;是建立在宗法分封基础上,处理多层面政治关系的手段.     

从“设论”系列看汉代文人隐逸心迹

汉代文人的隐逸心迹往往会投射到文学创作之中,"设论"是汉代文人常常用来"发愤以表志"的文体,其中蕴涵着比较明显的隐逸之志。通过这类作品,可以看到,从东方朔、扬雄到崔寔、蔡邕等,由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及个人际遇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心理上经历了一条从"身仕心隐"到"离世绝俗"的隐逸之路,表现出由儒趋道的渐变。     

论经济制度的“软实力”与经济增长的“硬实力”

“软实力”是一个与“硬实力”相对应的概念,是指通过吸引而非强迫、合作而非收买的手段来达成自己所愿的能力,是一种具有吸引魅力的隐性能力;“硬实力”是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等,是一种具有强制特征的显性能力.最先提出“软实力”概念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Nye),他认为,“软实力”是以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本文认为:经济制度应属于“软实力”的范畴,经济制度是构成“软实力”形的基础;适合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硬实力”,从而极大地提升一国的综合实力;经济制度需要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目的不断地变革,才能持续不断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硬实力.本文以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以及新近崛起的中国的经济为案例,探讨了经济制度的“软实力”与经济增长的“硬实力”的关系.     

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源流

国家软实力的形成主要是一国主动的政治行为的结果,而华侨华人软实力的形成是基于华人的文化行为自然产生的。在东亚汉文化圈内,华人社会经历了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最终形成华侨华人文化并成为文化主体的过程;在东亚汉文化圈的内外交流过程中,华人社会文化经历了从古代影响主流文化的早夭到近代文化优势地位的初步形成,出现软实力的萌芽,再到当代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形成的历程。     

网络民族主义对中韩公共外交的影响及对策

近年来,中韩两国民众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随着彼此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误会与摩擦时有发生,这对双边关系的和谐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特别是随着两国互联网人口的急剧增加,作为网络外交的衍生品——网络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对中韩两国公共外交关系的影响不可小觑.因此,两国政府应该在构建软实力和公共外交战略方面积极投入,在完善公共外交的统筹协调、危机应对和新闻发布机制、拓展公共外交渠道、规范媒体、网络言论管理、重视“中国通和韩国通”等人脉资源、强化“人文纽带”等方面加以助力,打开中韩公共外交的新局面.     

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看抗战时期的中苏外交

依存与冲突是抗战时期中苏外交关系的一个主要特点。本文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为例,采用国际化的视角,从苏联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的背景、中苏在该条约中的收益、中苏在该条约中体现的外交敏感性和脆弱性以及该约所蕴含的中苏外交的不对称性等四个方面来解读战时的中苏外交关系。本文认为,战时中苏外交依存与冲突的本质就在于维护中苏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明了这一本质,对于理解今天我国开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和谐多边外交关系也是不无裨益的。     

略论国家安全视野下的中国软实力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促成了国家安全观的转变,国家安全的要素从军事、政治拓展到了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精神及社会方面,国家安全的获得不仅仅在于物质方面的"硬实力",更在于精神方面的"软实力",软实力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现崛起的重要指标,综合运用"软实力"和"硬实力",采用多种手段并重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全,已成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共识.中国软实力建构面临着威胁和挑战,主要表现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大举入境对民族文化认同的消解;网络文化传播竞争挤迫着民族文化滑向"边缘化";放纵无度的消费主义思潮的全球性扩张对主体价值观的冲击;西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兴风作浪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损害.当前,国家软实力建构范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强化民族意识,以文化自觉来引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路径;二是重构主流意识形态核心话语体系,捍卫国家和民族的主体价值观;三是倡导"和而不同"的国家安全模式.优化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     

“一带一路”战略中文化自信的彰显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具有全球视野、蕴藏中国智慧、基于长远考量的创新性发展战略,被赋予了深刻的时代内涵。这一战略的谋划和落实,既需要硬实力的支撑,也需要软实力的平衡。在发挥文化外交的柔性作用方面,不仅应坚持文化先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更需彰显文化自信,最大限度地形成对中华文化的价值认同。     

软实力是影响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不但对一国硬实力的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国际关系格局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软实力本身具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对国内综合实力以及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是隐蔽而持久的,一国对软实力资源的有意识运用产生的影响力和实际效果则较为明显,一国或国际集团对软实力的运用的成败得失会使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产生相应的变化,从而使国际关系格局也发生相应的变动。     

汉代外交使节的人选

中国古代外交使节人选从先秦到汉代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就是先秦时期的外交使节是以“辩士”为主 ,“勇士”(“壮士”)次之 ,而汉代则以“勇士”(“壮士”)为主 ,“辩士”次之。先秦与汉代外交使节人选特点的这种变化 ,根本原因是由于汉代突破了先秦时代的“外交圈”所导致的 ,即汉代突破了先秦外交基本上是在“东亚外交圈”范围内进行的局限而大为拓展 ,而这一突破引起了汉代外交态势与难易程度的一系列变化     

王霸之辩与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思想

王霸之说是先秦诸子在诸侯争霸背景下提出的政治概念,却与当今社会流行的软实力理论有着相通的思想内涵。王道推崇以德服人,可与软实力对应;霸道强调以力服人,可与硬实力对应。就思想主流而言,古人认为王道将伦理感召和道德震撼作为治道,其力量来自百姓的诚心拥护,具有硬实力所不能比拟的优势。而在实际运作中,王霸兼用,软实力与硬实力并重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民的主要方式。与西方意义上的软实力不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软实力首先强调的是自我完善,通过自身表率,给民众、社会及他国以正面影响,最终使得社会和谐、天下安定。软实力的作用不在于控制他者,而是取得与他者的共生共赢。     

朱熹、王阳明对《大学》诠释之比较

在宋明理学中,《大学》受到推崇,许多理学家都对之作诠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朱熹和王阳明。对于《大学》的"三纲领",朱熹以明德为本,新民为末,明明德之后"推己及人","止于至善"是"事物当然之极"。他认为,"明明德"与"亲民"是有先后的两件事情,是有先有后的不同修养功夫。王阳明则认为,"明明德"和"亲民"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明明德"就是恢复人所有的仁心,"亲民"即把此仁心施之于百姓和万物,而"止于至善"是明德、亲民的"极则"。对于《大学》中的"格物"与"诚意"的先后问题,朱熹认为,先"穷理"而后"意诚"。王阳明则认为,应以"诚意"为先,"格物"只是"诚意"的工夫。他们对《大学》的理解,存在着内在关系之不同,各自对《大学》作的诠释,都不乏创新之处。应该说,王学是在朱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扬弃,对朱学保持其相对的优越性。     

英国的全球战略与澳门——以1816年阿美士德访华为中心

19世纪初,英国政府派出阿美士德使团前来中国,希图通过外交渠道缓解越来越严重的中英贸易冲突,扩大对华贸易。澳门作为当时中西交往的前沿阵地,在此次英国使团的准备和使华过程的不同阶段发挥了多种不同的作用。围绕澳门所发生的中英交涉深刻体现出在以西方势力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初期,西方游戏规则并非处处适用,澳门在中国外交体制从"华夷之辨"到所谓"平等外交"的艰难转变中所起到的作用是耐人寻味的。     

从孟子看思孟学派的“以德抗位”精神

"以德抗位"精神在孟子这里形成独立鲜明的旗帜,显示出自尊其道、抗争、阳刚的风格气象。这固然与孟子个人气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孔子后学主要是子思等人的影响更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或者可以说孟子对子思之学的认同,以德抗位精神是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由郭店竹简等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可以重新认知,"心性论"、"五行说"之外,在既往研究中只能归之于孟子的"以德抗位"精神,显然是思孟学派一个极为典型的特征。     

孟荀王霸思想研究——兼评中美外交战略

王霸之说是先秦诸子在诸侯争霸背景下提出的政治概念,其中以孟荀的王霸思想对后世的借鉴意义之巨大、影响之深远著称;中国和美国分别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无论是在历史文化根源还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别,因此也造就了两国奉行不同的外交战略和价值观。将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到孟荀王霸思想的分析与研究中,兼评中国"王道"外交战略与美国"霸道"外交战略,是总结当今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现实启示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