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研究

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是建立于社会和人民利益上的责任与义务。但是,由于一些管理部门和相关组织对其的保护制度和管理工作存有一定的缺乏性,相关组织单位的管理模式和人员配备不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合活动结构薄弱,以及缺乏专业知识,创新和宣传力度的有待加强的问题,已经成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濮阳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对文化传承、区域经济、旅游开发等方面的多元化发展有促进作用.基于此,结合濮阳地区的实际情况,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等方面展开研究,重视传承空间、文化认同水平提升等策略的应用,对濮阳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传承、可持续化发展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以马克思民族发展理论为视域

从问题的角度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为研究视角肯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价值,梳理了现代化进程中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出现的问题,从政府保护与社会保护结合、生产性保护与整体性保护相结合、赫哲族非遗传承人监管、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承和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化保护传承等五个方面进行研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与地域特色的非遗保护道路,形成一套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体系,能够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黑龙江省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以传统表演艺术类非遗项目保护与传承为例

"人口较少民族"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任务。目前,我国56个民族中,有28个民族的人口总数在30万人以下,被称为"人口较少民族"。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以黑龙江省的人口较少民族为研究对象,对黑龙江省人口较少民族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况、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最后论述了加强人口较少民族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对黑龙江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世纪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新世纪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卓有成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积极参与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步骤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展开;采取多种形式,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搞好文化遗产日活动;全面、扎实地推进普查工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四级名录体系,认定和保护代表性传承人;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有效地进行生产性保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的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蔚然成风。     

地方文化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优势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对于物质和精神需求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地方文化馆是我们党和政府基层的宣传机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首先对地方文化馆的职能进行了介绍,然后详细地分析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地方文化馆应该采取的措施,最后指出了地方文化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所具备的优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创举,也是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核心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具有保护主体多元化、保护内容层级化全面化、保护方式活态化等特征和优势,能有效提升区域内各民族成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参与感、认同感和获得感,是构筑行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可以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力抓手。     

海南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女性角色分析——以槟榔谷个案为例

海南民族旅游近年发展迅速,以保亭槟榔谷为例进行研究,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方法收集资料,认为黎族女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呈现出多元化的角色:核心角色、守护角色及推动角色。通过旅游市场的拉动探讨守护层对核心层的补充来解决非遗项目在旅游开发中所面临的掌握绝技的老艺人高龄化及难以吸引年轻人学习这一难题,为其他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提供些许借鉴。     

人口流动与河西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例

文章梳理了位于河西走廊的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不同历史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基本特征和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河西走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的人口流动与人类社会群体的整合,在一定层面上促进了该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为肃南县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历史与现实基础。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进一步增强了各民族之间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于河西走廊自古至今人口流动的关注,能够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到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主流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厘清民族交融的真正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传承”管理研究——以黔东南侗族为例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建立为非遗传承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这项制度在实践中也正不断地趋于完善。笔者调研了侗族地区在侗族非遗传承中进行的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认为在传承人队伍建设、徒弟招收、传承环境营造和考评机制建设上尚有进一步细化之处。     

文化传承视野下社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思路探讨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基于其源在社区,而且承在社区的特点,选择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是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践行方式。为实现开发与传承的良性互动,应以民族村寨为依托,构筑参与平台,提升参与能力,营造参与环境,充分实现社区主体角色的培育。     

四川民族自治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保护策略

一直以来四川民族自治地方开展了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渐形成了国家、省、市（州）、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后申报时期＂,四川民族自治地方应力争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文化资源与优势资源结合、民族文化资源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常态化、产业化、多元化、专业化、制度化的发展策略和制度支撑。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系统审视与建构路径——以云南省洱源县郑家庄为考察中心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推进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既是促进各民族相互嵌入的基本着力点,也是落实民族工作“重在基层”的重要体现。本文通过对郑家庄典型社区进行调查研究,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系统建构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相结合、相融通,见微知著,研究和探讨多民族社区治理的普遍规律,在共同体叙事中探寻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内在机理与框架体系。郑家庄通过系统推进“居住互嵌、组织互嵌、经济互嵌、文化互嵌与心理互嵌”,探索建构民族互嵌式社区生活共同体、组织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为多民族社区实现“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提供了实践样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源博弈

国际社会保护濒临消失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热切期待,推动了声势浩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潮流的形成和发展。文化主体之于文化身份的诉求、权力承担者之于政绩的追求以及商业资本之于利润的追逐,正逐渐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演变成为一场规模宏大且影响深远的资源博弈运动。正视全球化背景下断裂与脱节的文化经济秩序,客观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博弈现象,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繁荣,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路径选择。     

论文化生态保护区中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作为文化遗产的两种重要类型,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是从形态学视闽确立的两个概念.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特殊情境中两者具有尤为密切的联系,前者作为后者生态场的意义被空前突显,其中以物质文化遗产为展示空间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文化空间最具典型意义.如今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正大力推进时,唯有依循文化生态保护理念,在尊重两种文化遗产各自特性和保护规律的前提下,将两种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才能达到最佳的保护效果.     

铸牢城市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困境及路径

大量少数民族由农村迁移至城市,既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民族工作和城市治理带来了挑战。铸牢城市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能够帮助少数民族更好地适应并融入城市生活,并有助于在城市地区进一步做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有效破解城市治理的难题。应从完善保障城市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机制和体制,努力提高城市少数民族贫困群众的生活质量与水平,关注并及时满足城市少数民族的精神需求,充分调动和发挥城市常住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和带头作用四个方面去铸牢城市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选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传统民间舞蹈发展的动力探析

近年来,学界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方略展开了诸多探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文化路径也得到了极大关注。因此,探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动力所在尤为必要。以文化选择为视角,传统民间舞蹈的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观视：一方面,由传统民间舞蹈发展的过程性,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结构性动力;另一方面,基于多元行动主体对传统民间舞蹈的适应性发展,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主体性动力,力图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     

世贸组织规则与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制定《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把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纳入保护的范围;1989年又在《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中,把民族传统和民俗文化纳入保护的范围。世界各国大都制定了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法律规定,我国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立法正在抓紧进行,开发和保护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加快对民间文学艺术等遗产的立法保护,积极贯彻落实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公共文化服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学界对“共同体”的研究从关注具有某种群体性特征的有形共同体逐步过渡到关注精神层面的无形共同体。无形共同体更为看重的是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出发,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是要培养中国公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而认同感是联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桥梁。我国早已建立起了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设施,它具有公共性,可以营造公共领域,形成培育共同体意识的舆论环境;它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可以彰显中国公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主体性;它具有共享性,可以增强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充分利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存量治理设施,并对这些设施进行适当调适,使其形成新的功能。     

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交流交融下的文化共享与认同——以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为例

藏彝走廊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多民族音乐资源。多民族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上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实在性。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以多样性、包容性、互动性、流动性等特质成为族群音乐文化的内核之一,呈现出族群、跨族群传播的音乐共享现象。极强的音乐传播力促进了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以此成为各民族交流互动“美美与共”的文化纽带,作为共创共享的音乐文化,其发展蕴含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逻辑。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在藏彝走廊整个音乐文化中是具有代表性、标示性的弹拨乐器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藏、彝民族文化认同,增强了族群心理共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精神调节功能。本文打破民族、地区、乐器、乐曲的藩篱,以中华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视野和中华民族音乐交流交融的民族视野来研究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这对提升民族音乐的发展力、感染力和传播力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