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的身份认同思考——以广西大新县A村为例

A村是位于中国广西边境地区大新县的一个村庄。该村村民主要是壮族,和越南邻村边民属于同一个民族。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中越关系改善以来,该村与越南邻村边民之间的跨国婚姻越来越多。但是,这类逐渐普遍的跨国婚姻,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导致这些越南妇女难以取得中国户籍、国籍,从而产生了国家、群体、自我身份认同三重危机。作为中国家庭的重要成员,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后果。走进这些越南妇女的内心世界,可以感受到她们在社会身份认同方面的无可奈何。加强对这种跨国婚姻现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模式分析

本文通过阐述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现状,从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中存在的婚姻家庭、身份认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分析了中越跨国婚姻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态势,认为在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中应建立科学的决策和执法机制、加强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以及构筑坚不可摧的制度屏障.因此,对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模式做出相应调适,使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治理常态化和长效化有着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例论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兼论"无国籍女人"的身份

中越边境地区上世纪80年代末两国关系得到改善以来,中国与越南毗邻村屯边民之间缔结的跨国婚姻数量呈快速上升的态势,越来越多的越南妇女嫁入到中国家庭。本文着力探讨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同时关注这些嫁入中国家庭并生育子女的越南妇女的处境。由于制度等各种条件限制,她们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最终沦为尴尬的无国籍女人,这对中越边境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韩国和日本跨境婚姻移民治理策略的分析与启示

跨境婚姻移民的社会治理是亚洲区域内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本文分析了婚姻移民和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可以通过灵活的政策调整对婚姻移民进行治理,详细梳理了作为单一族群性国家的韩国和日本对婚姻移民治理策略的转变和实施过程,并就这些政策对当地社会带来的影响作了深入分析.透过对韩日两国治理经验的分析,认为跨境婚姻移民的本土治理可借鉴日韩经验,分阶段解决跨境婚姻移民的身份问题,改变婚姻移民的弱势地位,发挥其在接收社会和家庭内部作为劳动力的优势力量.     

中越边境壮族跨国婚姻中的“拜后家”研究——以云南河口县中寨村为例

中越边境壮族跨国婚姻中的拜后家,是嫁入中国的越南壮族媳妇拟制姻亲关系的建构行为。它是越南壮族媳妇在传统后家观念的推动下,对拜后家文化习俗的借用;也是在现实边境政策的制约下,姻亲关系中断之后,因身份认同模糊而引发的理性选择。在越南壮族媳妇拟制后家的过程中,集中体现了妇女在姻亲关系建构中的主动实践。这种建构,也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一种文化策略。     

边境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实证研究——基于滇越边境10个民族的调查问卷分析

边境社会稳定与边境民族心理、文化特征紧密联系.问卷调查显示,在直接与越南北部接壤的滇越边境民族地区,当国家所实施的边境政策能够比较充分地满足边境民族的物质需求抑或文化诉求时,滇越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意识都会得到逐渐增强.滇越边民基于国家惠边政策所培养起来的双重心理,往往通过其极具鲜明族群文化特征的群体生活行为充分表现出来,激励着滇越边民积极参与和创建有序边境社会秩序.     

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国家认同——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

西南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子女的国家认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国家归属方面,他们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也为自己的母亲难以加入中国籍而遗憾;在政治认同方面,他们比同龄人冷漠;在法律认同方面,他们也面临一些迷茫.对于西南边境跨国婚姻所生子女在国家认同过程中遇到的特殊情况,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泰缅边境达拉昂人的迁移、族群裂变与跨国民族治理

民族的跨国分布是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现代国家建构与实践的结果。面对日益多元的动因促使下的跨国民族迁移与流动,跨国民族的研究必须直面民族的感性生活和现实问题,从本质论转向实践论、过程论的角度来分析跨国民族的内涵及其生成过程。文章通过对泰缅边境Nor Lae（诺雷）村Dara-ang（达拉昂）人(1)的跨国流动及其族别身份的获得过程的研究,试图提出族群裂变与人口治理是促成跨国民族形成的内生与外在动力,而民族跨国迁移的社会过程、现代民族国家整合与治理的需求以及国家的治理差异、族群的身份认同意识的差别则是跨国民族形成的动力机制的社会情境。     

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现有体系、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维度,边境安全治理是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协同治理为边境安全治理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当前,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初具雏形,形成了主体、机制和技术三个层面的协同关系。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主体性困境、制度性困境、效能性困境和资源性困境。构建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新理念、优化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机制、提高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主体能力、拓展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外部环境是提升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成效的重要路径。     

牧民专业合作社嵌入边境牧区治理的基础要素与逻辑链路

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蓄的牧民专业合作社是边境牧区治理的重要嵌入主体之一。边境牧区场域内存在着本土经济精英创设型、本土政治精英领衔型和非本土社会力量引入型三类组织建构模式,代表着牧民专业合作社的不同实践形态。边境牧区的制度规范、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等基础要素对牧民专业合作社的塑造是内在而深刻的,这赋予合作社嵌入边境牧区治理以合法性资源,并有助于滋养治理思维、优化治理效度。就嵌入的逻辑链路而言,牧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增进共同富裕和民主参与意识而嵌入边境牧区治理理念,通过推动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而嵌入边境牧区治理结构,通过巩固牧区发展、安全与稳定而嵌入边境牧区治理过程。要进一步引导牧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在真正发挥其嵌入作用中助力边境牧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     

缅北局势负向效应外溢下中缅边境治理研究

我国西南边境和缅北山水相连,缅北是缅甸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比较活跃、复杂的地区,其缅北长期冲突局势不仅阻滞了本国民主和平进程,其负面效应也给邻国边境地区带来严重影响,危及到边境地区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并且不断向外扩展的负面效应影响地区安全局势。因此我国中缅边境治理需要跳出传统边境治理垂直思维,采用跨境合作、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思维应对各种挑战,提升边境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     

清代乾隆年间成都将军对川边地区的治理

乾隆年间,先后共有七位将领担任成都将军一职。七任成都将军在川边地区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清政府的一系列边疆教化政策;继续实施朝贡贸易政策,协助派遣川边地区土司轮流觐见;及时传达清朝中央谕旨,宣扬中央相关政策;统筹规划川边地区的驻兵进行屯田,以促进地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都将军在治理川边地区时推行清政思想,采取刚柔并济、恩威并用的治边措施,增强了川边地区民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维护了川边地区的社会秩序,创造了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在成都将军设置之初,两金川地区平定之始,成都将军针对川边地区的治理,多侧重于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川边地区的屯兵驻防、清政府政策的推行等方面;在川藏边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时期,治理侧重点则在于以前期的治理为基础,逐渐处理和完善两金川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加强了清政府对该地的统治。     

论蒙元以前西南地区边疆要素积累及边疆产生

秦汉时期在西南所设郡县所及范围便成为统一中国的一部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格局,但这时云南地区还不存在"边疆"问题,因为没有境外政权作为边疆产生的相对参照.蒙元以前,云南边疆处于边疆要素的历史积累过程,积累的内容主要有民族文化归附力的历史作用,客观自然地理条件因素及其连带选择,等等.蒙元时,境外相对强大政权的建立使云南产生国家关系互动意义体系下的边疆.     

试论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的强边固防功能

长期以来,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并成为诱发各种矛盾及影响边疆稳定和边防巩固的重要因素。稳定边疆和巩固边防,不仅是我国长期的战略任务,而且是当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对稳定边疆和巩固边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促进民族团结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是增进睦邻关系以及提高维稳处突能力的必要条件;是加强边防建设和遏制战争及御敌制胜的基本保障。     

陕甘宁边区民族立法实践研究

本文探讨了陕甘宁边区民族立法实践的理论、政策依据和现实依据;通过对具体立法进程及内容的呈现,研究了边区政府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探索与实践情况;分析、总结了边区民族立法的特色、经验及不足,充分肯定其历史意义。陕甘宁边区的民族立法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建构平等和团结的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进行制度和法律建设的伟大探索,是当时边区人民政府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中国的民族法制建设提供了最基本的经验。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进路

土司制度是明清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政治基础，也是保障边疆地区稳定的必备条件。明清时期国家主导、上下互动、多元共治，无疑是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路，为王朝国家制度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历史、治理经验，对新时代国家层面的制度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制度治理不仅要以国家为主导，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双向互动，而且需要“多元共治”。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在变革制度、完善制度、维护制度、督查制度等下功夫，实现国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方面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增强国家制度治理的权威性。探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的进路，寄望于助力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西藏边境贸易发展初探

边境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展一个地区、国家的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西藏自治区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同邻国接壤的陆地国界长约4,300多公里,在发展边境贸易方面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特别是近年来,一系列边贸口岸和市场的建设更是为其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边境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文章从边境贸易的基本理论、西藏自治区近几年边境贸易的发展状况,以及今后繁荣边境贸易的措施等几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

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的主体、内容和方式上均有着特殊性,带有明显的本土性、民族性和"自治性",也离不开国家的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同样要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由"管理"转变为"治理",在社会政策决策、社会矛盾化解、社会"自治"等方面实现现代化。     

Social Governance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t the end of 2013 ,“The Decision on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s”( hereafter“Decision”)was made b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 th C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