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宏观调控及其法律规制

基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启示,在现代社会中,宏观调控本身也是一种风险,呈现出入为性、不可预测性、二重性、个体性和延伸性等特征.这种风险既源自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宏观调控行为功能的多重性,也源自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局限性和主观随意性.风险规制是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因而,有必要在宪法层面对宏观调控行为进行专章规定,在宏观调控基本法律原则层面确立经济稳定增长原则和一致行动原则,在具体法律制度层面完善宏观调控权力制约机制和宏观调控法律责任追究机制.     

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的法律规制：基于风险体系化的视角

互联网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促进了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创新发展,但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当前学术界主要从非法学角度对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划分,并没有从法学角度对其进行广覆盖、深视角的划分。依据法学视野下的“主客体关系”分析方法,可以将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体系划分为主体风险与客体（行为）风险,前者包括经营者适格性风险与消费者适格性风险,后者包括经营者不正当竞争风险与消费者信用违约风险。通过充分借鉴域外不同法系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的法律规制经验,从法律规制体系与法律规制路径层面,全面构建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的法律规制。     

论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管理

进入21世纪以来,主权财富基金迅猛发展,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机构投资者和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中较有影响力的重要参与者.随着中国加入主权财富基金俱乐部,如何加强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管理,使其既能增强中国对外竞争的主动权,又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将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的政府规制建设

我国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到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技术、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等各方面的封锁和渗透,给国内产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政府规制在保障产业安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制定政府规制必须跟踪世界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趋势,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平等互利地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为前提,以优化国内经济环境、维护市场秩序为中心,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重点,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     

美国基金会的税法规制及其启示

美国基金会的法律规制实践展现出以税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应成为基金会法律监管结构的核心。美国《国内税收法典》对基金会免税资格的认定、税收优惠的条件与内容、内部治理、信息披露与社会监督等方面的详尽而切实有效的规定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应当以税法规制为核心理念、以制定单行法为主要形式完善基金会的法律监管机制,并重点在认定免税资格、规制利害关系人交易、防止滥用免税地位等问题上推进相应的制度建设。     

从数据跨境流动的域外规制看中国对策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境流动中的个人权益和国家利益损害问题引起各国立法的关注。各国不同的跨境流动法律规制模式蕴含其对数据保护的不同价值取向:以欧盟为代表的模式重视个人数据权益保护,推动欧盟范围内的数据自由流动,限制数据向境外输出;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积极推动数据自由跨境流动,重视数据的经济价值,限制重要数据出境;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模式则重视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建立数据本地化规则,限制数据的自由跨境流动。身处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热潮之中,我国政府应坚持以保护数据主体权益和国家安全为基础,允许数据在合理范围内自由跨境流动,实现数据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平衡,提高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人工智能法律规制的正当性、进路与原则

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发展根源于人类的本性:恐惧和贪婪。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严重的不平等、失业、信任危机,对现有社会秩序带来严重挑战,最终可能失去控制。需要尽早对人工智能进行规制。规制的进路可以分为用技术规制以及用法律规制两种途径。尤其应当用法律来规制人工智能。用法律规制人工智能又可以分为法律规制人工智能本身以及法律规制人工智能背后的人。规制的原则包括目的正当原则、人类善良情感原则、公众知情原则或者透明原则、政府管控原则、分类管控原则、全程管控原则、预防原则以及国际合作原则。应当尽早制定人工智能促进法,确立人工智能发展的原则、划定人工智能发展的底线,并对现有法律进行整理,增加规制人工智能发展的有关内容。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主权

正如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一样,国家经济主权原则也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今日国际社会的发展,由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各国经济合作的需要,对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限制明显增加,许多原来属于国家经济主权管辖的范围均被纳进国际经济条约的体系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主权作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将消失,国家经济主权原则仍将作为国家经济法运行的基本原则而存在。国家经济主权不容否认。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构建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政府提出的利我利他的宏伟国家战略。中国应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加强环境法律制度建设:在国内应当主动规制海外投资的环境行为,推进中资企业的社会责任,利用金融机构加强对海外投资环境行为的监督;在国际层面,中国应充分发挥亚投行的作用,利用双边和多边条约来规制海外投资行为。     

非婚同居关系的法律研究

非婚同居作为男女两性结合的一种生活体,在我国迅速蔓延并得到人们的认可。对其是否进行法律规制也曾广泛的引起了争议。本文是在支持对非婚同居进行立法规制的价值观指导下,论证了非婚同居现象存在的合理性、立法的必要性、立法的原则及合理规制的内容,以期对我国现代婚姻法体系的构建有所裨益。     

国际法上的内政及不干涉内政原则新论

国际法上的内政是指各国在不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及条约规定应履行的国际义务前提下 ,属于国家管辖的所有对内对外事件。以此为基础 ,国际法上不干涉内政原则包括双层内涵 :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之事件 ,别国或国际组织不能列入议事日程和无权介入。但鉴于国际法对一些发达国家约束力不强、“区域办法”旗号的存在 ,不干涉内政原则经常遭到破坏。为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应坚决反对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违法行为     

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

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事关破产法中诸多问题的解决和破产管理人法律制度的设计.但大陆法系所流行的各种学说皆不能圆满地概括与表征其在破产程序中的角色与作用,我国应借鉴英美法系的立法经验,将破产管理人定位于破产财产之受托人.     

论资本维持原则和公司资产的保护

在大陆法系法定资本制下,其实只存在资本真实缴纳和维持两原则,公司的资本和资产、资本的维持和资产的保护是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维持原则的保护范围已延伸至公司整个资产。当出现公然或隐蔽的公司向股东的资本返还时,可产生一系列法律后果。     

健全与完善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论纲--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如何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理念和措施,创新与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机制,是我国法学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应明确建立健全预防犯罪、注重实效、加强国际间合作的反腐败法律制度的总体指导思想,并从完善刑事立法方面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通过健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等相关措施,构建立体反腐败法律体系。     

经济全球化对物权法的影响

物权法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历史传统和人民的生活习惯。在物权法面临全球化的挑战中,物权法中的固有法内容,比如:关于所有权的类型的物权规范,关于用益物权类型的物权规范,与各国的习惯及现实经济生活密切联系的物权规范等等,是难以改变的,而其他如关于交易的规则、有关担保的规则、有关公示方法、效力等方面的规定等等都是可以国际化的。只有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物权法才能真正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新市场规则

文章论述了市场形成的一些基础性变化:使用价值甚至劳动过程具有更多的储存方法,并且可以被“零成本复制”,使得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信息是非对称分布的,“观念价值”值得重视。新要素禀赋、网络效应、可乐定理、“知识产权可取得性”等是新的市场规则,体现了新的价值规律和商品交换关东。针对新市场规则, 文章分析了政府、厂商及个人的适应性选择和可采取的对策。     

论我国环境法治中的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较新型的环境价值观,由于经济、社会、历史等原因,我国环境立法中环境正义理念缺失,导致环境权益和责任分配不公,最终降低了法律的效率。事实上,环境问题不只是人与自然的失调,更是人与人关系失调的结果,因而要在我国环境立法中确立环境正义理念,明确环境正义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相关具体法律制度。     

新物权法中的区分原则对国际私法立法的影响

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在物权变动问题上明确采纳了区分原则,这一区分原则必然会突破传统物权法律适用中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则,对国际私法上的涉外物权法律适用问题产生影响。在国际私法上,涉外物权变动法律适用的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也应当分开,涉外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可以适用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而涉外物权变动的结果行为则适用物之所在地法。     

著作权保护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著作权保护的法律适用涉及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两个层面。中国法院在处理涉外著作权纠纷中应采用的法律适用原则是:在适用国内法律的同时必须确保其结果符合中国缔结或加入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原则。中国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中并不直接适用TRIPs协议,而是适用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有关规定。但对于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的适用则采用不同于TRIPs协议的适用方式,其基本原则是国际条约优先适用,条件是只有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相抵触时才优先适用,而两者相符时仍适用著作权法。此外,中国著作权法与上述两公约还存在着相互反致适用关系,此乃两者的条文具体规定所致。     

国务院决定行政许可设定权:问题与规制

《行政许可法》第14条第2款所规定的国务院决定的行政许可设定权是特殊状态下的临时性权力,国务院依据这一职权所设定的行政许可应及时转化为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国务院《行政许可决定》设定的500项行政许可存在数量庞大、个别主体不规范以及没有及时转化为法律、行政法规所设定的常规性行政许可等问题.为保证《行政许可法》第14条第2款的实施,应由国务院制定相关规范,从明确行政许可设定的“必要性”标准、规定行政许可实施的“临时性”期限、控制行政许可设定的数量以及完善对行政许可的评价机制等方面,对国务院决定行政许可权设定权进行必要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