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天子传》成书非西周说举证商榷

《穆天子传》成书时间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自说自话的情况比较普遍,各家都重在选择有利的材料,从正面提出自己的主张,而对于其他观点的依据采取不利于论证自己观点的材料持回避的态度,这就使得各自取材是片面的,而立论自然就不坚实;大胆假设有余,而小心求证不足;甚至于拿假说当证据,导致无效论证。虽然新意迭出,但问题的研究却陷入散化和平面化、肤浅化而无助于问题的研究的深化与最终解决。     

试论《穆天子传》独特的审美观

《穆天子传》首次引起世人的关注 ,是在西晋出土的一座战国古墓中。至今 ,它的作者、创作年代等问题仍是学术界的一个谜。从作品取材、理想君主形象塑造、对自然的关注等方面考察该文独特的审美视角 ,可见出《穆天子传》在题材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如对君主爱情描写 ,关注山川美景的文字 ,都为后世文学开拓了新视野。     

《穆天子传》与昆山之玉相关名物辨析

先秦多种文献反复提到昆山之玉,《穆天子传》记载的玉的产地,均在昆仑之丘北部,而以黑水流域居多。书中出现的玉的名称,玗琪指玉之首,即档次最高、成色最好的玉;琅玕指质地坚实、硬度大的玉;璿瑰指质地坚固而又有纹理的玉,古人把它视为智的象征;枝斯指分杈生枝、旁出别逸形态的玉,体现古人对怪异之美的欣赏。《穆天子传》所涉的西北边远地区,已经形成玉石采集、加工、流通的产业链。重■氏部落除了从事玉石的采集、加工,还生产玻璃装饰品。     

《穆天子传》的时代和文献性质

文献的断代定性是历史研究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穆天子传》在近百年研究中,虽留下数量可观的参考文献,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并未解决,那就是它的成书时代和文献性质。本文从《穆天子传》的本文记载出发,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最新考古成果,提出了18个比较有力的证据,从各个方面论证了《穆天子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是方术家的作品。     

穆天子西征年月日考证——周穆王西游三千年祭

公元2007年是周穆王西游三千年的重要纪年.笔者就西周年代及《穆天子传》记录的穆王西征时日干支进行考证,认定穆王西征发生在三千年前的公元前994年-前993年,即周穆王十三年至十四年.《穆天子传》乃穆王的"史记",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古史演变分化说与《〈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的讨论

1938年,杨宽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对于《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故事演变的分析,颇有重要的理论启发和参考价值。1996年,杨宽先生写作《〈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时,并没有放弃“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但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在学理上呈现出诸多矛盾。杨氏关于《穆天子传》的“真实来历”,“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穆天子传》所述及周初历史的正确性”的信古倾向,反映出其学术思想呈现一定的倒退之势。     

明代中后期《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以王世贞为中心

明嘉靖至万历时期,以"舆论领袖"王世贞为代表的阅读公众初步形成,他们以荐读、研究、创作实践等方式迅速推动着《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从而掀起了知识分子阅读、讨论的风潮。考察其背后的社会原因,主要源于皇帝对道教的推崇、西王母信仰的兴盛及明中后期发达的印刷业。在《穆天子传》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传播偏向,一是以复古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偏重于"白云谣"诸篇章并将其应用于诗歌革新,二是经知识分子再创作的穆天子故事杂糅西王母仙迹而普及民间。两个偏向又重合于周穆王见西王母事件,使受众产生《穆天子传》的主题就是写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错觉,从而影响了文学史的撰写和当代人对此书的认知。     

论真人元开《东征传》的史料价值

日本文豪真人元开公元 779年撰写的《东征传》 ,不仅对研究唐代高僧鉴真大师的生平事迹、中日文化交流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而且对于唐史研究也同样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文章从唐史研究的诸多方面具体地分析了《东征传》的价值 ,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使用《东征传》应注意的问题     

论刘祁《归潜志》的史料价值

《归潜志》是记载金朝史事的重要笔记史料。该书作者刘祁在经历了金末的颠沛流离之后 ,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为依据 ,详细记述了金朝中后期的社会政局 ,深刻总结了金朝的政治得失。此外 ,该书还收录了很多金人的诗文作品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金朝末年的士大夫心态。《归潜志》丰富的记述内容为修撰《金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因而 ,它也赢得了许多后世史家的高度赞誉     

秦简《归藏》与汲冢书

历史上确曾存在殷易《归藏》,汲冢书面世之前汉晋学者已见到过《归藏》。亲身参加整理汲冢书的荀勖于《中经新簿》中另著录《归藏》13卷,可见当时确已另有与汲冢书之《易繇阴阳卦》不是一种书的《归藏》存在。时人郭璞注《穆天子传》诸书所称引的《归藏》,当即晋中经所藏之《归藏》。以为王家台秦简《归藏》即《易繇阴阳卦》或以为秦简《归藏》内容本事多出《穆天子传》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眉县新出青铜器与西周王室世系、年代学及相关问题

2 0 0 3年 1月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了 2 7件氏铜器 ,其铭文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按铜器铭文内容与器形 ,可分为 3组 8篇 ,并应与 1985年在杨家村发现的另一组青铜器做综合考察。这些资料叙述了单氏家族 8代世系与西周王朝 12代世系的对应关系及相关史事 ,其中的 12位周王与《史记·周本纪》所述西周王室 12位列王的次序与称名完全一致 ,将 1976年出土的史墙盘所未列的西周王室后半世系全部补上 ,从出土文献的角度第一次全面印证了《史记·周本纪》等书面文献的可靠性。同时 ,还为西周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 ,证明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西周年表”的基本框架可以成立。另外 ,还有助于我们对西周历史文化有关问题的辨误。     

逨盘与西周王年

陕西眉县新出土的逨盘,其铭文记载周文王至宣王的世次以及相对应的单逨家族的世次,将其与相关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估算出西周总积年和诸王在位时间的长短,于西周王年研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试析钱穆史学思想的特点

钱穆史学思想有几个特点:一是学术研究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中国传统社会非封建论、“史心“论、“古史层累地遗失“论。二是“以天下为己任,经国济世“的精神。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史观“、“生命史观“、“变化史观“、通史观念等理论。     

探析《格萨尔王传》中反映的军事法律

军事法律在藏族部落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也是吐蕃王朝最发达的制度之一。本文从《格萨尔王传》中反映的军事法律的具体内容入手展开论述,进而探讨它始终贯穿于整个《格萨尔王传》的原因,并总结出深入研究它将会勾画出古代藏族部落军事法律的立体轮廓,也将会完善我国少数民族地方立法,更好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对丰富中国法制史的内容,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法学,建立格萨尔学分支学科之一的军事格萨尔学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封神演义》与殷末史的流传

《封神演义》是明代的一部神魔小说 ,它是在《武王伐纣平话》基础上经过大量扩充、演绎而成的。它诠释、补充、丰富了史书对殷末这段历史的记载 ,使纣王的暴行与武王伐商事件具体化、情节化 ,为殷末史的流传奠定了基础 ,提供了条件 ,使三千年前晦暗不明的殷末历史在下层百姓中得到了有效的普及与宣传     

纣王时期朝廷政治生态——履卦与明夷卦本事考索

殷周易代之际,朝廷风云裹挟了诸多贤明君子,《周易》作者怀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履卦和明夷卦中,隐晦地记录了纣王对身边名臣比干、西伯、微子、箕子、太师疵、少师强等人的迫害与虐杀,反映出纣王的淫乱及其朝廷政治生态的极度恶劣。对照《史记》的记载和《周易正义》的解释,可知履卦与明夷卦所记不虚。     

历史时间的内涵及其价值

历史时间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旨在分析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的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意识的变化。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理论首先将时间问题引到历史研究中。莱因哈特·科塞勒克借助“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两个概念,考察了过去与现在的分离,以及过去与未来的关系。弗朗索瓦·阿尔托格发展了科塞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用历史性体制的演变去展示时间经验的变化,剖析了当下主义的特点与弊端。当前,人们既要超越当下主义,也要避免重新回到过去。人们应做的是,重建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意识,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之间达成平衡。     

国家对社会的顺应和社会的国家化——汉唐历史变迁中社会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动的基本特征

汉唐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虽来自社会,国家往往直接间接地顺应甚至屈从社会的要求,但国家并非简单、直接地跟随社会亦步亦趋,而是以各种形式,将发端于社会领域的经济、文化现象,盛行于民间的依附关系,崛起于草野的社会势力,整合到统一的政治秩序之中。汉唐历史变迁中社会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动的基本特征,可以社会的国家化概之。     

清初的遗民心态与《水浒传》的接受

遗民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群体。它出现于朝代更迭之际,表现出一种政治性特征,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传统的士人文化在特定时期的反映,并由此形成了遗民文学这一特殊的创作现象。清初出现了两部《水浒传》的续书,一是陈忱的《水浒后传》,二是署名清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与一般续书不同,这两种续书并非为了发扬、补足前书的内容,也不是为了商业上的利益,而是基于遗民心态下的遗民文学创作。从接受的角度看,这两种续书是遗民的期待视野与《水浒传》本文相遇的产物,作者和评点者都借小说的内容表达了亡国之痛、种族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