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景教“格义”论发凡——兼论“格义”之利弊

“贞观”之期步入中土的唐代景教,由于受制于入传之际的时空环境,受制于儒释道“三位一体”式的异质文化生态语境,为求新声于他邦,不得不效仿佛教“东扇”之初所择用的“格义”宣教范式,对中土文化资源进行广采与博取。然而,为何景教在历经如此这般的“格”致之后,最终落得的竟然是个了无痕迹的不“义”结局？“格义”之法自身有何利弊？景教“格义”的态势到底如何？景教“格义”的得与失究竟何在？诸如此类的论题．正是本文拟将开掘和阐释的论旨。     

论“空”及其实践义

佛学中所谓的有,含义有二,即自性有与无自性之有;无则可区分为自性无与绝对无两种含义。在梵文中,空也可解作无,但作为佛学的核心概念,空的特殊含义为无自性。诸法缘起故无自性。无自性之有即假有。缘生法既是空又是假有,此为中道。故缘生法与空性、假有、中道等概念的指称相同,皆为无自性之有。对空的理解,最终依赖于实践的体证。     

论“吉”之坚实义

今吉多表示吉祥、吉利义,而在古代文献中吉还可有坚实义。对于坚实义,《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均未收录。吉有坚实义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证据:第一,从字形看,吉从矢,而矢在古代有正、直之义;第二,音近义通,声符具有示源功能,从同声符字来看,以吉得声的字多有直、坚义;第三,坚实义与吉祥义具有相通性、关联性。     

论邓小平的“义”“利”观

邓小平的“义”利”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过程性、具体性的色彩，因而是辩证的、科学的“义”利”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一“义“利”观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正确理论，它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而成为我们的政策导向，它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以及“两手都要硬”的行动方案中得到了升华。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我们依然需要得到这一理论的指导。     

论《三国演义》之“义”——“义”与战争的关系

《三国演义》的"义"是与战争描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说对战争的起因、发展、结局等都进行了"义"的阐释。本文着重从"义"是衡量战争性质的一面旗帜、"义"在攻守之战中的重要性、"义"关乎主帅性命和军队命运、"义"有感化制服对方的功效、"义"能改变战争形势甚至决定战争成败等五个方面来论述"义"与战争的关系,以充分肯定"义"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     

东、西道德论“义”、“利”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从道德的阶级性和历史性之统一为出发点 ,认为道德要求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所决定 ,按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 ,根据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 ,处于改革开放中的我国必须集东、西方之长 ,采古今之精 ,整合构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精神——“贵义尚利”、“义利合”的新型道德价值观。     

再论“诺苏”非“黑族”义

我们发表了《“诺苏”为“黑族”义质疑》一文后,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说明有不少人关心这一问题,值得高兴。提出疑义,有助于扩大眼界,深入研究。由于彝族族称涉及彝族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拨开迷雾探其庐山真面目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为此,我们再撰此文,愿与大家共求科学结论。 一、在拙文中,我们认为“彝族有些方言、缅彝语有的亲属语言族称和‘黑’不同音,是两个不同的词。”     

说“义”

对“义”字的口头语言和古代文献的部分意义用法进行归纳,认为从先秦到现代,“义”字都含有“与众人共同抵御灾难”及“分财与人”的意思。又通过分析同源词来推求古义,考释出“义”字的本义应是分配猎获物分得公平。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思想史上“义”字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点看法。     

殷周金文“献纳”义动词释论

殷周金文中的“献纳”义动词共有“献、羞、入(纳)、荐、尊、享、进、共(供)、稟、觐、惠”11个,总出现频次为74次,除“献、羞、纳”三词外,其余各词的出现频率均很低,总体出现时间为殷商1例、西周46例、东周27例；句法功能上,不带宾语的略多于带宾语的,与同属取予范畴的“赐予”义动词相比,“献纳”义动词在个体词目和总出现频次方面均明显少于前者,反映了两者的不平衡存在状态;与殷墟甲骨文相比,殷周金文中此类动词的词目和出现频率均有所增加,与先秦传世文献相比,殷周金文中的多数此类动词都见于传世文献且出现频率很高；同时先秦传世文献中也有一些此类动词是殷周金文未见的,表明殷周金文中此类动词虽已初具规模,但尚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     

论汉语词义演变中的“相因生义”

关于汉语词义的演变方式,一般只提引申和假借。但有很多词义演变现象,无论是用引申还是假借都解释不了,本文将要研究的“相因生义”现象就是一例。     

论汉语词义演变中的“相因生义”

关于汉语词义的演变方式,一般只提引申和假借。但有很多词义演变现象,无论是用引申还是假借都解释不了,本文将要研究的“相因生义”现象就是一例。一所谓“相因生义”,是指这样一种词义演变现象:一个词由于受另一个与之相关词意义的影响而产生新的义项。这种现象叫“相因生义”,这个新产生的义项就叫“相因义”。汉语词汇中各个词是通过一定的关系集合在一起的。它们可以通过意义上的关系而被集合在一起(如同义词、反义词等),构成一种聚合关系,也可以通过造句时各个词的联系程度     

论“兴”义的演变及其思维特点

既往对兴的理解大致可分为内容关联说、声韵限制说和音义关联说,但在实际文本中,却存在一种既无关内容,亦无关声韵的兴体。现有兴体多样化成因论多停留在事实的层面,着眼于历史语境等外在性因素,而缺乏对兴体自身的考察。因此,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从自由的维度出发,我们发现作为表现手法的"兴"亦是人自由创造的产物,即是一种基于自由意志的音、义任意关联,它不是一种实体的指涉,而是一种关系的表述,这种关系,存在于兴句与其所对应的正句之间。     

论假借义与语源义

假借义与语源义在概念上迥然有别。假借义是字义的一种 ,与字的本义不相关。语源义是同族词所共有之义 ,就具体的词而论 ,即是该词的命名之义。语源义既可能是词的具体义项 ,又可能是某一义项的义素。在实际语言中 ,假借义与语源义有时又有一定联系。我们既不能将二者混为一体 ,又不应将它们对立起来。     

“和”义源流

从上古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和”有基源意义、衍生意义与派生条件的不同，由此所呈现出的思想文化内蕴及其源流特征也有明显的差异。     

“里”义探源

“里”义探源钟如雄关于“里”的最初意义（本义），今人因不明其源而阙为。郭锡良、唐作藩等先生编写的《古代汉语》教材中说：“从词义方面来说，有些词造字时候的本义已经失传了，字形虽在，它原本的意义却不存在了。如‘里’的本义，许慎说：‘居也。从田从土，会意。...     

“事略”补义

“事略”一词,《辞源》解:“文体之一种,以记人或事。宋王偁有《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记北宋九朝事迹。明归有光《震川集》二五有《先妣事略》,记其母之生平。”《辞海》解:“传记文的一种。记述人物事迹的大略。多用于已死的亲属或戚友,如明归有光所作《先妣事略》等。也有记述若干人物事迹的大略而辑成一书的,如清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新编《汉语大词典》亦略同。     

“苗裔”探义

《离骚》首句屈原自述家世曰:“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其中“苗裔”一词,《辞源》、《辞海》、《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都解作“子孙”,众多的选本,也直注为“子孙”。看来,是受了《左传》注和朱熹注的影响。《左传》注“玄孙之后称苗裔。”又朱熹注:“苗者,草之茎叶,根所生也,衣者,衣裾之末,衣之馀也,故以为远末子孙之称。”(并见《辞海》)我以为以上两说似牵强。试作新解。一般注本已将屈原家世追到这一步:“高阳,古帝颛顼(zhuan xu)的称号。……楚之始祖熊绎是颛顼之后,事周成王,封于楚。传国至楚武王熊通,生子瑕,受封     

“仁”义新探

“仁”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核心与精神支柱 ,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它具有一个非常好的意义内核 :以人的方式来待人处事。本文通过对“仁”造字初义的探析和对关于“仁”的主要认识的诠解 ,阐明了“仁”这个意义内核的产生由来及其潜在的因延。     

“恨恨”义辨

“恨恨”义辨王兵《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恨恨”各家选本或不加注，或注云“无限愤恨”、［１］“愤恨到极点”［２］等等。义虽可通，检以他例，多有格。而且魏晋南北朝时期单音节动词重叠，用以表示动用的持续与反复，并不能表示动作程度...     

“朕”义辨析

随着历史洪流滚滚向前,“朕”已经成为文字学上的“化石”。《尔雅·释诂》:“朕,身也。”在先秦时代,“朕”是第一人称代词。到了秦始皇赢政一统天下后,“朕”方为皇帝所垄断专用。《史记·秦始皇本纪》:“天子自称曰朕。”即此事。但是,在秦以前,朕并不等于后世的我、余、吾之类第一人称代词。先秦时代,朕往往用作“领格”(所有格),同于今天的“我的”。甲骨文、金文就是这样。《说文·舟部》释“朕”:“我也。”许慎汉人,故所释并不确切。顾颉刚、刘起钎氏指出:“朕——甲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