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与动机:“二重证据法”提出的学术反思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一方法一直备受学术界推崇。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在殷商史著作基础上推论出的古史方法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方法;其提出动机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而发,却又不是针锋相对,而是有关注、有拨正,即虽然赞同疑古精神,但对"疑古派"否定一切典籍及传说的做法不赞成,虽然对"疑古派"有成见,但并不参与论战。"二重证据法"并不能完全代表王国维完整的学术旨趣。真正总结王氏一生学术成就与方法的是陈寅恪,他认为王氏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有三: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这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这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可见,王氏的学术范畴早已超出了殷史之限,但无论对哪一种方法的总结都包含了王国维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和求新开拓的科学精神。     

"二重证明法"的提出与王国维学术思想的转变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学术界影响极大,学者多以为是1925年他在清华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始提出,并由此论其前后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但在1913年夏,王氏已明确提出"二重证明法",并对之有较充分的论述,其出发点似与"二重证据法"有所不同,前者主要针对经学,后者则针对史学.因而对其学术转向的原因及在经史研究方面以"二重证据法"为表征的治学理念、方法有必要重新认识.     

反思二重证据法的局限——兼论多重证据法的演变之必然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20世纪文史研究方法论上的重大革新,但也有其时代局限性。本文从二个方面对其局限性进行反思,并由此探讨多重证据法演变的必然性:第一、二重证据法融汇西学的科学证明之学,开启了史学现代实证的先河,但后来却走向过分追求实证、证而不疏的极端,由此,必然向三重证据法的跨文化阐释演变。第二、三重证据法沿袭中国古代金石学的传统,仅把"地下之新材料"局限于出土文献,反映出中国文史研究的文字中心主义局限,因此,四重证据法突破文字的樊笼而把实物和图像作为证据成为必然。     

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兼谈与“二重证据法”形成之关系

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 ,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 ,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 ,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 ,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 ,博大精深 ,对后人裨益极大。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 ,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 ,对 2 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 ,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 ,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 ,写作《流沙坠简》之时。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 ,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2 1世纪历史学研究的趋势便是多学科交叉研究 ,尤其是将现代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相结合 ,这正是承袭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来     

论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哲学思辨特性(下)

三、深广渗透的辩证法王国维在学术研究中极善于发现研究对象、客观事物中的两相对立 ,并在对立之中把握统一 ,求其和谐平衡 ,且观其相反相成 ,抉其互动互化。他将学术三分为科学、史学、文学 ,又明察其互相联姻 ;他看到中与西之学、新与旧之学、有用与无用之学间的异立 ,又深辨其互相化合。这都是王国维的辩证思辨 ,然而不仅止于此 ,而且还深广渗透至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王国维的这一哲学思辨特征 ,我们剖视九端。1 .学术价值的贵与贱王国维之世 ,天下重实业之学 ,重功用之学 ,而于哲学、美术等则“嚣然谓之曰无用” ,“不知其贵且加贬焉…     

晚年王国维的学术转向及其对中西文化的再认识

《殷周制度论》是经史之学转向后王国维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对中西之争视野下中国问题的独特回应。他改变了早期学无中西、古今、新旧、有用无用的观点,而主张中西之别。欧战、俄国革命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他揭示西学之弊;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又使他提出“道出于二”以概括现代中国思想的困局。面对这种思想困局,王国维认为解决之道在于中国文化之回归。在这一逐渐明晰的思想行程中,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可以视为他对中西之争甚至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回应。     

筚路蓝缕 开创先河——《流沙坠简》成书研究

作为简牍学的开山之作,罗振玉、王国维合编的《流沙坠简》开创了中国简牍文书编纂的先河。《流沙坠简》创立的简牍分类法和“二重证据法”,开创了简牍学研究的范式。回顾百年来简牍学的发展,罗振玉、王国维两位先生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不可埋没。     

审美:痛苦人生的解脱之路——叔本华的美论及其对王国维的影响

叔本华是西方美学由古代向现代转型中一位重要的美学家,王国维则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奠基人.正是通过王国维的努力,“从此西方的‘美学’、‘美育’等概念以及叔本华、康德、席勤、尼采等人的美学思想、文艺观点,开始为中国人所了解,所接受.”王国维早期的美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他于1904年发表的《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等重要的美学论文中.由于这一时期也正是王国维沉潜于叔本华的哲学中为之陶醉并以之“为伴侣”的时代,因此,在他的美学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叔本华哲学与美学思想的鲜明印痕.     

王国维学术三变及其与"古史抹杀论"的明确界限

王国维一生学术三变,起先潜心于康德、尼采与叔本华思想,继而开展宋元文学研究,最终从事中国古史研究,以二重证据法为指导,钩沉发明,成果粲然。尤其是王国维在《古史新证》等著作中论证周世系确实存在,推想夏后世存在无误,并强调“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表示与胡适、顾颉刚“古史抹杀论”的明确界限。通过对王国维学术叙论认为,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文化是种群的根脉。王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根源的探寻、求信与确认,有助于中国人确定历史认同,维护民族自尊,也为中国文化建设奠定重要基石。     

神话与历史:探源中华文明的新视角——以《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为例

王国维有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之论,曾言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二者不易区别。如何看待传说与史实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近现代人文学术的主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