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诗人对商人持鄙薄心态的成因——基于唐代商妇诗中商人形象的考察

通过对唐代商妇诗的考察可见：唐代诗人笔下的商人大多是轻易别离、薄情寡义的形象,这反映了唐代诗人对商人的鄙薄心态。这种鄙薄心态的产生与士商地位的差异、士商社会形象的反差及诗人与商妇失意心态的共鸣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

信佛妇女在接受信仰的同时势必受到信仰的约束,这种约束也一定会对她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而这种约束与随之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她们的受戒遵戒上面。唐代在家信佛妇女受的主要是菩萨戒。唐代一些受了具足戒而出家的比丘尼与家庭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因为这种关系不仅意味着它也是一种家庭生活,而且还说明了出家妇女对家庭生活的依然参与。这些不仅和社会的环境、宗教本身等因素有关,而且也曲折地反映了妇女提高自身在家庭中形象地位的一种努力,即信佛妇女藉此在礼教的氛围中维护自身的尊严与人格。同时,还显示了中国佛教戒律的情理化。     

唐诗中江南商人与商人妇的抒写

以商品经济发展为条件,江南地区的城市体系在唐代得以丰满并迅速发展.由此带来的变化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生活方式,并与区域传统交会碰撞,逐渐形成新的文化结构,进而影响到文学的生产.作为"诗的唐朝",涉及江南商人及商人妇的诗歌正体现了这一新的文化结构.诗中对他们生存状态与情感空间等的抒写,既彰显着这一区域的人文传统个性与现实政治生态,也昭示出江南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精神结构的新变化.     

论唐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主要表现为商人经济势力膨胀，并向政治渗透，商人获得一定的文化教育权利，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已受到正面宣传。政府扶商政策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前提。社会商品经济繁荣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基础。土地兼并及均田制的废弛为商人地位提高提供了大好机遇。开放的社会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地位提高，促使唐代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亦为宋代商业的鼎盛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唐代藩镇割据与商业

唐代藩镇割据势力比较重视商业活动,不仅颁布了一些保护商业的措施,而且实行官榷以垄断商业,通过征取商税来获得巨额费用。个别藩镇借助商人力量来支持自己的割据,而许多商人则通过与藩镇的结交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藩镇对商业利润的需要,构成唐代藩镇重视商业的社会条件。尽管唐代后期商人与藩镇的关系密切,在经济上相互勾结,但商人并不可能对当时的政局有多大的影响,不可能成为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     

唐代百姓通婚取向探析

唐代百姓通婚中存在着两种明显倾向,即等级观念和择婿、选妇各有标准。唐代社会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阶层——贱民阶层、百姓阶层和官员阶层基本都以阶层内婚为主;唐代百姓择婿重才和重未来发展,娶妇则重德、重财。唐代百姓的通婚对唐代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唐代后期的贫女难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山东旧族高门的身份特征,加速了旧士族的消亡;贫女难嫁的观念还对宋代社会产生了直接影响。     

《女论语》与唐代后期知识女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

《女论语》是唐代贞元年间宋若莘、宋若昭姐妹写的一部关于女子行为规范方面的书。这部书反映了她们对妇女家庭角色的伦理定位 ,是唐代后期知识女性家庭伦理思想的缩影。透过它 ,可以了解有关唐代的女子教育、唐代后期妇女地位的变化以及唐代政治的某些情况。其中的有些内容 ,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清代广东妇女社会角色探析

清代广东妇女作为广东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经济生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她们对清代广东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宋代妇女价值取向论略

宋代妇女基本上建立了符合儒家标准的价值观,官绅家庭的妇女虽然遵循不予外事的传统古训,但又不放弃自身的责任,她们通过各种途径来影响她们的儿子、丈夫,为国为家培养了许多忧国忧民、不慕虚名的士大夫,下层妇女普遍参与社会劳动,用勤劳的双手为国家经济贡献力量。宋代妇女在贤妇与慈母、家业与国事、责任与义务选择中,阐释了自身对社会角色与身份意识的感受和理解,对历史与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唐代婢女地位与小说人物命运

婢女 ,在唐代有“侍婢”、“侍儿”、“使女”、“女奴”、“青衣”等通称。根据大量史籍以及出土文书资料来看 ,唐代蓄养婢女形成风气 ,上自王公百家 ,下至平民百姓多拥有婢女的记载。唐代婢女从事最繁杂的劳役 ,其地位却处于社会最底层。文学反映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是文学的惟一来源。因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唐代婢女的生活状况及其身份地位 ,便在唐人小说中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结合唐代婢女地位对这群“最底层”的人物进行研究 ,不仅可以从人性的角度去审视她们的现实存在 ,还可以多视角地比较准确地解读小说作品 ,从而认识叙写婢女…     

唐代女性道教情怀的成因

唐代女性的诗歌或隐或显地流露出她们的道教情怀，作者从唐代崇道氛围的濡染、生命本真的向往、生存空间的拓展、生命翻腾的调和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这种情怀产生的原因。     

雅与趣的审美追求——对《云溪友议》的一种解读

《云溪友议》是晚唐居士范摅的笔记小说。范摅的创作目的是为文人提供论文会友的谈资,所以在小说的题材内容方面和艺术表现方面求“雅”、求“趣”。“雅”是通过诗歌的大量录入和对文人生活的描写来体现的,“趣”是通过对标题、诗的选择以及人物选择等方面的精心安排来体现的。因此,此书在对唐诗的保存、对中晚唐文人的生活和追求及其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影响的反映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从唐诗中的＂月＂看唐代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

月亮,向来是诗人的宠儿,与中国文学生而有缘,作为一种意象源远流长。唐诗中的月意象是古典诗词中最具魅力的形象之一。唐代的诗人或借月造境,或以月融情,将自己独特的人文、宗教体验寄予其中,展示了难以言表的情感流程,尤其是孤寂、凄凉、相思等感伤情愫。     

唐代小说与唐人的婚爱伦理观

唐代文化开放,唐前期妇女婚爱生活放纵,但是,唐人依然看重婚爱伦理,这种观念不仅反映在法律条文和现实生活中,而且唐代小说多有描写。此乃儒学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结果。唐初儒学复兴。唐前期的妇女婚爱生活虽然感受着"开放"气息,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行为方式。小说家乃社会意识的代表,中唐以后妇教强化,他们感受至深,基于纯化社会风气和规范世人行为之目的,便借手中之笔反映了唐人的婚爱伦理观。     

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

唐宋诗歌题材不但具有社会学意义,更具有美学意义。研究它能够显示唐宋诗重要题材的产生、发展、演进的源流及其文化轨迹,揭示唐宋诗题材之间的异同与联系,重现在唐宋文化背景下诗人对诗歌题材所进行的文化选择的心理脉络。通过对唐宋各类诗歌的开掘,能更深入地揭示唐宋诗的本质特征,为唐宋诗的研究提供新的开拓与转换视角,使整个唐宋诗研究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更高、更新和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特别有利于说明唐宋诗以最宽广的渠道通向社会生活的主潮,同时还有利于说明文化选择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影响。     

《文苑英华》判文中所见唐代官吏失职犯罪

官吏是国家政务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及管理活动的主要实施者。官吏依法履行职务是国家法制确立的重要基础。唐代法律惩治官吏职守有阙、违制违纪以及贪赃枉法等犯罪,涉及到方方面面,对各级官吏形成了严密而有效的法律约束。文章拟主要探讨《文苑英华》中所收唐代判文所反映的唐代官吏犯罪。     

唐宋茶道大行之原因分析

唐宋茶道,萌芽于魏晋六朝,成于唐中叶,盛于宋代。在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酌茶、品饮等方面,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系列的程序、礼法、规则。唐宋时期,茶道大行,究其原因,社会经济条件是其物质基础,茶之药用价值的进一步发现及养生理念促进了茶道嬗变,唐宋文人的品格特征引导茶道发展,饮食文化的贵族化特征使茶道趋于精致。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的影响下,唐宋大行茶道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     

论中晚唐爱情诗的兴盛

爱情诗的兴盛是中晚唐诗坛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中晚唐士人“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时代精神 ;由盛唐诗气势雄浑、境界阔大到中晚唐诗意绪细赋、境界狭小的审美趣味的变迁 ;中晚唐“崇侈游宴”的社会风气促使爱情意识的产生 ,是这一文学现象背后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