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物性格“合理的发展”论——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

一历史剧塑造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是可以赋予历史人物以现实的血肉,使其得到合理的发展,还是依照历史上实有人物的面貌如实地写出?这是常常发生争议的一个问题。郭沫若通过总结前人的特别是自己的实践经验,对这一问题从理论上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从古至今,在历史剧的创作上同样存在着两大流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古希腊的戏剧理论家亚里斯多德在《诗学》里谈到了诗人摹仿现实的两种不同方式,即“照事物的本来的样子去摹仿”或是“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子去摹仿”。郭沫若曾经说过“写作历史剧可以用诗经的赋、比、兴来代表”。他所说的“赋”的方法,就是严格按照历史的记载,“敷陈其事而直     

略论郭沫若的历史悲剧观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剧创作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剧创作。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剧主要由悲剧组成,是郭沫若历史悲剧创作的发轫、成长和成熟期,其中包括了他五四时期的史剧创作和抗战时期的历史悲剧创作。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历史悲剧创作,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丰收和艺术的成熟。之所以称为丰收和成熟,主要是指郭沫若创作出一系列悲剧作品,同时还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思考,总结出较系统的历史悲剧理论,从而大大提高了历史悲剧创作的思想及艺术水准。这个贡献,是我们永远值得纪念和学习的。这不仅体现了郭沫若历史悲剧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也开创了我国历史悲剧创作和理论探索的新天地。正及于此,学术界对郭沫若史剧的探讨,已写出大量论文与专著,这是十分可喜的。但遗憾的是,对郭沫若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悲剧观的探讨,就显得不足或忽略了。本文就此想作一试笔,以求方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谈郭沫若历史剧处理史与戏关系的艺术经验

在现代戏剧史上,郭沫若同志是最喜欢运用历史题材进行创作的一个作家。他一生写了十九个剧本,其中十八个是用历史题材写成的。他的历史剧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的历史剧在处理史与戏的关系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郭沫若抗战历史剧的悲剧叙事与现实关怀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出现历史剧创作的高潮,尤其以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最有代表性。郭沫若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六部历史剧,采用悲剧这一叙事形式,塑造了屈原、聂婪等志士仁人为祖国和民族慷慨赴难、从容就义的悲壮形象,彰显这些历史人物的高贵品质和悲剧精神;同时,这六部历史剧政治意图也较为明显。     

从郭沫若的历史剧观其乐观主义的悲剧观

郭沫若以诗人的气质与激情,以史学家的精湛研究,以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将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搬上舞台,使他的历史剧有了独特的风格。以史学家作剧,在大关节目上不失历史之真实;以诗人作剧,则剧中充满诗的韵味;以革命家作剧,则能紧紧地握住时代的脉搏,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因此可以说郭沫若的历史剧是史、剧、诗和谐的统一。     

理性审视 开拓创新——评周海波著《历史的废墟与艺术的王国》

周海波的近著《历史的废墟与艺术的王国》(以下简称《王国》)是一部系统地对郭沫若历史剧进行文化学阐释,并试图探究其文化命题中蕴含的文学价值的学术著作,展示了作者在郭沫若历史剧研究上独到的学术眼光和进取探索的勇气。     

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上海举行历史剧学术讨论会

六月中旬,上海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举行了“历史剧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上海、北京、江苏、山东等省市和部队的文艺、史学、新闻出版工作者一百余人。大家以历史剧和现实的关系为中心,对历史剧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探讨。正确处理历史剧和现实的关系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创作历史剧是为了向今人揭示历史的本质,挖掘表现对象内在的足以延伸到今天的种种秉赋,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为写历史而写历史的剧作是从来没有的,而无现实目的的历史剧向来为我们所不取。     

论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的现实意蕴——兼论解放区文学的现实性品格

作为解放区"旧剧改革"的代表作之一,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遵循有关意识形态的要求,将现实认知寄寓于历史之中、借历史题材的书写表现了现实需求。除为解放敌占城市提供"策略教育"外,它还宣传了阶级斗争理论和唯物史观,弘扬了整风运动所倡导的调查研究的精神,从而从"内容"到"方法论"方面均拥有了相当丰富的现实意蕴。剧作以历史题材承载现实意蕴,从而使历史剧服务于现实,这突出地反映了解放区前后期文学对现实性品格的一贯追求。在解放区文学的整体格局中,以历史题材的创作为现实服务,是解放区文学拓展服务现实的题材领域、强化现实性品格的重要表现。     

《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一书简介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抗战时期的郭沫若》是一本有特色的专著。本书作者对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活动史料,进行了深入的考查,准确地把握住了抗战时期郭沫若在政治上的特点。通过郭沫若一系列的活动的叙述,告诉人们,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一切言行,都是为了抗击日寇,反对投降,保卫祖国,保卫文化。他是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二是作者对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进行了周到的研究,准确地概括了郭沫若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成就。他的诗歌、历史剧、政论和杂文,都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剧

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第一个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以《女神》诗集登上“五四”文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为新诗开辟了发展的道路.郭沫若在新文学领域,以诗人的热情,在艺术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成为诗剧和历史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有独创精神的戏剧家.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是《女神》诗集绚烂夺目的奇花,是清新悦目、别开生面的中国现代新诗剧的开创性的作品.郭沫若从诗剧创作开始,走上新的历史剧创作的康庄大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历史剧作家,为历史剧创作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五四”时代的诗剧创作,正如有的评论者早就指出的,是“在蔓延的野草中特然孤立着的一枝苍松”,是“警聋启聩的创作界的明星”.     

有关历史剧讨论的讨论

回顾20世纪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历次争论的焦点在于历史剧所再现的真实是指历史事实,还是历史精神。真正的问题是历史剧的现实性问题。所谓历史剧的真实性问题,始终是现实性问题的隐喻。历史剧的真实性指的是历史意义的“真实”,而这个“真实”是由“现实”决定的。所以历史剧的真实性是个权力问题,不是知识问题,其中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     

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创作与诗剧翻译钩沉

郭沫若的早期历史剧创作与他对西方诗剧的翻译有着密切的关联,通过对西方诗剧的翻译,郭沫若产生创作历史剧的冲动,并进而完成系列体裁的历史剧创作.受西方诗剧翻译的影响,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无论是借助于现代生命意识的张扬回应五四文学的命题,还是对于现代戏剧创作人物构造,以及"情调"勾勒等方面都做出历史性的探索.通过对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创作与诗剧翻译关系的辨析,全面阐释郭沫若早期创作中的疑点和难点问题,对于进一步全面理解"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作家群体具有借鉴性的价值.     

关于文学的民族性和历史剧的民族化问题——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

郭沫若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见解,体现在他的史剧理论上,就是对于历史剧的民族化的论述;而他对于历史剧的民族化的论述,又丰富了他的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见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不打算涉及这些理论见解的形成过程,只着重就它的主要观点及其内在含义,结合郭沫若历史剧的创作实践作一些探讨。     

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新解

<正> 1959年和1960年,郭沫若接连发表了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那正是大搞阶级斗争(反右派)和路线斗争(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并以此为纲推进狂热的“大跃进”的年代。文坛上泛起了为错误路线呐喊助阵的“假大空”风气。这两部历史剧却发出了另一种热切的声音:珍惜人才,抓紧文化建设!“以道德化天下”,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非同一般的。由于各种原因,郭沫若本人和研究者对这两部历史剧的意旨都没有如实地阐发。现在有必要做一番揣摩了。     

论郭沫若戏剧的抒情性及其启示

欣赏郭沫若的剧作,我们常常会沉浸在文彩风流的诗意之中,会被剧情所挟裹的情感风暴、被主人公惊天地泣鬼神的歌哭深深感染。这,就是郭沫若戏剧的特征──热烈的抒情性──所产生的审美效应。郭沫若始终是一个重主观的诗人。在创作的道路上,他不断变化思想风格,但《女神》时期的“主情主义”,作为他艺术灵腑中的一道脉息,总贯注于创作的始终。诗歌创作如此,戏剧创作也是如此。郭沫若是写作历史剧的。他认为：“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①对此,陈瘦竹解释说：“历史精神是指历史发展规律;发展历史精神,…     

郭沫若史剧女性形象原型分析

郭沫若历史剧中最大放光彩的女性形象,是其吸收民间文学传统,积淀英雄—美人模式,并借古人之口,传递理想与现实社会的对抗。借助神话—原型批评,我们可以发现其人物塑造的某些特有规律。     

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战争历史剧叙事模式研究

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历史剧中基本呈现四种叙事模式:其一是贼寇祸乱模式,将农民战争视为匪寇,这种自古代农民战争历史剧以来的叙事模式在抗战的环境下又有新的含义;其二是豪杰之士拯救模式,将农民起义视为忠臣、豪士替天行道、重整朝纲的行为;其三是昏君失德模式,由于君王的昏庸而导致革命的失败;其四是亢龙有悔模式,主要出现在抗战后期中共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献后,在解放区出现的李自成系列历史剧,重点叙述在革命胜利后由于革命领导人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引起的溃败的历史教训,用来资鉴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后两种叙事模式主要出现在左翼革命作家的历史剧创作中。     

《孔雀胆》研究中不同观点综述

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中,《孔雀胆》是一部争议最多的作品。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郭沫若历史剧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同观点的论争日益热烈起来。 1942年秋,郭沫若写成了历史悲剧《孔雀胆》。当他把初稿拿出来征求意见时,人们对剧本所选取的历史事实和表现的主题思想就有不同看法,后来经过作者的几次修改,仍未消除这些争议,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时,周恩来同志就认为“剧本写得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     

现代悲剧艺术对峙的双峰——曹禺和郭沫若的创作风格

如果我们把中国现代戏剧史里的悲剧艺术比作一个山系,那么,曹禺和郭沫若就是这山系里巍然对峙、竞险斗奇的双峰。他们在选材眼光、人物旨趣、艺术精神、审美风格等方面,都形成了颇为引人注目的区别对照。这类对照既饶有趣味,也极富意义,既泾渭分明,又经纬交错。 “现实中的小人物”和“历史上的英杰” 曹禺悲剧和郭沫若悲剧在表象层次的区别对照十分明显。曹禺悲剧题材无一例外地来自当代现实,它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代中国社会,挨得紧密贴得着实,郭沫若悲剧却毫无二致地采自古代历史,它在遥远的历史生活领域里纵横驰骋。悲剧女神的锋利刻刀,在曹禺手中雕琢着背心旗袍、粗衣短褐的现代人物,在郭沫若手里则塑造出峨冠博带、佩剑陆离的古代英雄。郭沫若手中还多拿了一把历史女神的尖锐匕     

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宣传作用

从抗战这一历史背景下,看郭沫若所创作的六大历史剧的宣传作用。主要对这六大历史剧进行了分析,结合剧本演出后社会各界的的反响来看作品的宣传功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