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感》等诗的作者及其它

读罢刊登在我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上的《论〈革命军〉的思想艺术成就》一文,发觉有几个可能影响文章质量的小问题不能不提出来和作者商榷。     

《死魂灵》的主要成就是什么?——与汪靖洋同志商榷

汪靖洋同志就《欧洲文学史》和《外国文学简编》关于《死魂灵》的评价提出不同的看法,这对《死魂灵》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外国文学简编》认为果戈里只是对地主们的“丑恶存在”“饱含着‘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这是不够全面的。但是,总的说来,我认为它们的分析和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不同意汪靖洋同志的看法。(汪靖洋同志的文章《<死魂灵>的形象体系和思想倾向》,载《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鲁迅与果戈理的《死魂灵》

鲁迅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时,果戈理即已进入他的艺术视野。不独鲁迅的创作深受果戈理之影响,而且在他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中经常引用果戈理,并致力于翻译果戈理。他以中国没有《死魂灵》译本为耻,在晚年以健康与生命为代价译成此书,成就了"艰苦的奇功,不朽的绝笔"。他之所以如是为之,不仅因该作巨大的思想与艺术价值,更因鲁迅认为它对于中国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它可以作为中国人认识自己社会的参照。鲁迅还高度重视《死魂灵》的插图,为搜求各种插图而不遗余力,并自费出版了《死魂灵百图》。鲁迅认为这些插图能使中国读者更明白19世纪上半俄国社会情形,又可给中国的插画家提供借鉴。《死魂灵》中译本与《死魂灵百图》均已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珍品。     

浅谈《死魂灵》的艺术特色

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作家果戈理，在他的名著《死魂灵》里，以他精湛拥熟的笔触，不仅深刻揭露了那个时代封建农奴制度的腐朽和没落，同时也为我们刻划了五个不同的地主典型。他在小说人物的性格以及突出人物性格的环境描写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堪称为独具匠心。     

《儒林外史》与《死魂灵》的比较研究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儒林外史》与《死魂灵》虽然分别创作于十八世纪中期和十九世纪中期,相隔约百年,其作者吴敬梓(1701～1754)和果戈理(1809～1852)又分别属于不同的国度,但若就当时中俄两国社会形态而论,却又有十分相似之处,即都属于封建社会末世。此外,吴敬梓和果戈理又都是创作态度严肃,眼光锐利,娴于讽刺艺术,善于用笔刀剖析黑暗社会还其丑恶面目的高手。他们辛勤劳作,创作的两部小说又都出色地、讽刺性地表现了各自所生活的黑暗封建社会,且都可贵地表现了自己时代一些带本质性的东西,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关于《群山》及其它

本文把长篇传记文学《群山》置于世纪反思、弘扬延安精神、表现地域文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上来肯定其特有文化性价值和艺术性魅力,认为《群山》是传纪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     

写不尽的家乡情——浅谈周同宾同志的散文《乡情》及其它

<正> 同宾同志是社旗县人,我和他是同乡。我很早就知道他酷爱写作:小说、诗歌、杂文、乃至戏曲,他都写,可见其文学爱好之广。而最能显示他的写作水平且成果最多的是散文。自从他1963年开始发表散文起,迄今二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有一百多篇长短不同的散文作品问世。最主要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创作的作品。曾先后在《人民日报》、《羊城晚报》、《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报告文学》、《文     

鲁迅翻译《死魂灵》的四个启示

鲁迅先生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也是卓越的翻译家。《死魂灵》一书堪称先生的翻译绝笔。通过对鲁迅翻译此书的新解读，可以令译界学人得到四个方面的启示：翻译目的必须明确；翻译态度必须严肃；翻译理论必须与翻译实践相结合；务求努力引进原语的新表现手法以丰富译语。     

改良、洋务及其它——与罗澍伟同志商榷

读了罗澍伟同志的大作《关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评价》(载《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很受启发。同时,也有几点不同意见,特提出商榷。 一、“改良主义”是否“改良”的“两面性”之一 罗文认为,“改良具有两面性,而改良主义则以对抗革命为目的,是‘改良’的保守、反动方面,或向保守、反动方向的发展。”这是笔者不能同意的。     

汤显祖评《花间集》及其它

汤显祖在他诀世的前一年，出版了朱墨套印《玉茗堂评花间集》，但今难窥全豹。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出版的《花间集》收录了汤显祖１１条《花间集》评语，这１１条评语与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的由徐朔方笺校的《汤显祖全集》所收录的汤显祖２０条《花间集》评语无一相同，因此，特将１１条汤评佚文检出公诸于世。汤显祖的《花间集》评语，是才子评书，给以不少词学认识上的补订、考据、质疑、辨正。汤显祖成功地从《花间集》以及方言俗语中学习语言，为“临川四梦”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汤显祖对待《花间集》这一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给后人不无启示。     

《风景谈》的标题及其它

茅盾先生写的《风景谈》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章,认真学习和研究它,对提高我们的阅读、写作能力是很有意义的。 文章的标题就很不寻常。“风景谈”是谈风景吗?文章几乎没有一处是湖光山色的描写,也没有一点名胜古迹的介绍,写延安,竟连“宝塔山”都不挂上一笔,显然,作家的心思“不在乎山水之间”。那么,文章的标题为什么要叫《风景谈》呢? 在文章已讲过几遍之后的今天,我才解开这个谜。     

数理逻辑不能取代形式逻辑及其它——与吴牟人同志商榷

读了《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三年第四期吴牟人同志的《数理逻辑与形式逻辑是同一门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一文(以下简称“吴文”),觉得与该文关于用数理逻辑取代形式逻辑、数理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区别、形式逻辑研究的指导思想、形式逻辑的作用以及推理的真实性诸问题的看法难以苟同。在此,我愿提出自己的观点与吴牟人同志商榷。     

“尽力飞腾逐大波”——访《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同志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出版的时候,我们访问了作者姚雪垠同志。姚雪垠同志是一位六十七的老作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中泡了半辈子,所走的道路是资产阶级的文艺道路。”他强调说:“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李自成》,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这个旧社会来的小说作家以新的艺术生命。”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作者就有写《李自成》这部小说的念头,然而“空有兴趣而不能认真着手准备工作,不仅没有生活保证,而且首要原因是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武器去征服这一重大的历史题材,不明白应该写什么和怎样写。”因此,他深有感慨地说:“倘若我用原来的思想感情和遵循原来的创作道路去写农民革命战争小说,必然是南辕北辙”,“纵然勉强能够写出一部历史     

对《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的一点质疑

最近,关于富田事变的性质问题,在部分党史工作者中发生了争论。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翻阅了一些历史文件。其中的《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是针对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江西省行委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而作的答辩,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总前委给富田事变定性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因而显得特别重要。富田事变是一九三○年十二月中旬发生的。事变发生后,总前委对于这一事变的估计,     

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观

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观是对文章的一个总看法,它包括什么是文章,文章的写作目的是什么,文章的内容如何能写好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无论在理论上,实践上,都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研究、探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观,对我们的写作理论、写作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源于现实,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什么是文章,古今中外都有不同的看法。《礼记·乐记》说:“诗,言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就是把诗歌、舞蹈看做本源于“心”。有人认为文章“都是意象的客观化,都是世界观之外臆造的世界。”这是唯心主义的看法。毛泽东同志     

翻译的增减及其它——简评《图片说明的结构及英译》

在众多翻译技巧中，增译和减译是最常见且必不可少的。该技巧的适当运用可使译文增色不少。     

《述异记》及《文章缘起》真伪考辨

《崇文总目》记载《述异记》及《文章缘起》为南朝（齐、梁时期）任昉所著。清代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疑今本《述异记》及《文章缘起》为后人伪托任昉之名所作。有学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提出的疑伪之说不足为信。今本《文章缘起》虽然对文体辨析有烦琐可议之处,在某些条文上有被后人羼入的可能,但在没有新材料发现的情况下,不可轻易判定今本《文章缘起》为伪作。     

陈然烈士《论气节》及其它

陈然,北京人(1923-1949)。青年时代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向往光明,追求真理,志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地下党员,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陪都重庆。1947年初,他与蒋一苇、刘镕铸等在中共南方局文委何其芳同志关怀下,在重庆创办了《彷徨》杂志,引导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当时的重庆经常大雾迷漫,难辨东西,俗称"雾重庆"。那时政治气候也是大雾迷漫,有人看不见前途,有人彷徨,有人动摇,也有个别人叛变革命,投降美蒋。陈然针对现实,奋笔写了《论气节》,发表在1947年《彷徨》新五期"小论坛"上。原文如下:     

死魂灵求仕的血泪文章--蒲松龄笔下的书生形象

蒲松龄创造了死魂灵求仕的文学格式,以冥界为主、以仙乡、妖域为辅,将日常取士现象加以想象性升华。设幻为文,死魂灵为功名滞世,鬼王割书生髀肉,鬼僧以鼻嗅文,阴司名士厉鬼报仇….鬼影憧憧,怪诞不情。它们对现实中取士制的凸现,却比任何照相式实录刻骨而尽相,蒲松龄烛及了前辈作家才能未能触及的角落,是对古代小说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