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庆历学术”及其对北宋散文研究的启示

北宋庆历前后是中国学术转型最为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经世致用、以人为本等学术思想以及求新求变的学术风气也自具特色。厘清“庆历学术”的时限、代表人物以及主要学术观点,不只对研究北宋学术发展史很有意义,尤其重要的是,深刻把握“庆历学术”的丰富内涵对研究当时的文学,特别是散文创作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北宋河东路转运使编年

转运使是北宋最重要的地方高级官员 ,掌一路财赋、转运及监察本路官员之职 ,对宋代文史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将河东一路转运使去就列为年表 ,供宋代文史研究者参考。     

思想转型对散文新变的影响及启示——以北宋庆历时期为例

北宋庆历前后是中国社会思想转型的重要时期,其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思想新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对当时的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庆历前后也成为文风革故鼎新的重要时期。当今社会正处于思想转型时期,深刻地解析庆历前后思想转型对散文创作的影响对今天的散文创作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论北宋守成之君宋仁宗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第四任皇帝,一生没有太大的作为,历来不为研究者所关注。但仁宗在位时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得以涵咏和张扬,宋仁宗与他的士大夫合作者们共同构建了和谐的文人社会,为北宋的"极盛"时代的到来,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本文以宋仁宗所处的时代,其角色意识的政治文化意义,以及他在和谐文人社会构建中所起的作用,为重新审视宋仁宗的三个视角,对他在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功绩,给予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     

论宋代《诗经》学的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宋代《诗经》学在总体上呈现出怀疑、创新的特色,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宋代《诗经》学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一、北宋庆历以前的保守期;二、北宋庆历以后的创发新义期;三、南宋理宗以前的深入发展期;四、南宋中后期的衰微期。     

读《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评述》

正晚近以来,梁启超于政治、学术影响之大,贡献之夥,著述之众、流风之盛,时罕有其匹。故而梁启超及其政治、学术等诸多方面成为后此各时期的研究热点。然而,是不是梁启超的政治史、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价值已然被人们充分认识了呢?当然不应该这样说。一方面,研究者视野、意识方面的遮蔽始终是一种不容易克服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研究者研究范式的转捩亦相当重要。就梁氏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贡献而言,就必须重新认识。当然,作为持续不衰的研究热点之一,后来者对梁启超的研究如何置喙,则关乎作者的学术敏锐性和学术积累的厚度。近读陆信礼博士的新著《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评述》(中     

苏舜钦山阳守制行年考

苏舜钦是北宋著名诗人,但其生平事迹后人却知之不详,关于其山阳守制的具体时间,权威专著《苏舜钦集编年校注》所附年谱定在庆历二年春至庆历三年冬,但据苏氏兄弟庆历二年春天所作的《淮上喜雨联句》诗可知,是时他们还在自吴越奔丧还京的淮水之上;另据苏舜钦的《东京宝相禅院记》和欧阳修的《释秘演诗集序》,可证庆历二年四月和是年年底,苏舜钦都在京城;又据欧阳修庆历三年作的《答苏子美离京见寄》和苏到山阳后作的《涟水军新闸记》以及北宋汴河通航制度,可知苏舜钦南下山阳在庆历三年春。其终丧还京的时间,可据汴渠十月闭口的制度和苏的《九日汴中》诗等,可确定在庆历三年秋九月。     

欧阳修碑志泛览

欧阳修散文中,碑志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欧阳修的碑志可说是“庆历”风云录,“系乎治乱”文。它全面地反映了庆历新政前后北宋政坛上围绕革新进行的激烈斗争,借碑志系统地宣传了革新的思想。这些碑志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方式以及文章布局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具的特色。欧阳修的碑志是中唐、北宋中期事实上存在着的变法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民族经济研究的热点与前沿演进——基于CNKI民族类期刊(1979-2017)的知识图谱分析

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民族经济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运用Cite Space分析工具,对1979-2017年CNKI数据库中民族类学术期刊发表的18341篇民族经济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探究了民族经济研究的发展轨迹、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的演进特征。研究发现:我国民族经济研究近40年来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涌现出一批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研究者,其中郑长德是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民族类高校为民族经济研究的主力军,但研究机构之间联系较少,跨学科合作不多;民族经济研究的高被引文献主要集中在民族旅游开发领域,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被重点关注的话题,《民族研究》是高被引文献的主要来源期刊;民族经济的研究热点与国家政策或民族地区发展形势密切相关;应用型及对策性研究是研究的主流;一带一路、乡村旅游、文化产业、新型城镇化、武陵山片区等是当前民族经济研究的前沿课题。     

论北宋"庆历学术"影响散文创作的可能性——以欧阳修为例

＂庆历学术＂是指北宋仁宗庆历前后流行的包括了宗经复古、以人为本和求新求奇的学术理念与学术风气。这种理念与风气也与当时散文创作息息相关。因为学风的丕变与文风的变革紧密相联,庆历学术理念与散文创作观念有着明显的共通性,而且庆历学人是当时学术变古与文风转变的共同担当者,这些都为庆历学术影响到当时的散文创作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在欧阳修身上表现最为明显。     

预流、立场与方法——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

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本文讨论当下中国文史学界,可以如何通过改变研究视野、研究立场以及研究方法,来开拓传统文史研究的新局面。作者尝试提出:第一,从周边看中国,可以改变过去以自我为中心想象天下的时代和以西方为唯一镜子的时代的中国自我认识;第二,通过对海外中国学的批评和研究,了解他们与中国本土研究者在方法和思路上的差异,可以明确中国文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自觉立场;第三,提倡交错的文化史研究,可以避免研究领域和研究资料的偏狭。以上构想,也许可以拓展文史研究的新视野,追寻中国文化和历史研究的新资料、新方法和新典范。     

世界上最早的广告印刷实物

宋朝庆历年间,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广告印刷实物——北宋时期济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版,现在保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上面雕刻着“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标题,中间是白兔捣药的图案,于图案左右标注“认门前白兔儿为记”,     

论欧阳修“以人为本”的学术思想及对其散文的影响

北宋仁宗庆历前后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转型期,"以人为本"是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亮点。在众多庆历学人中,学坛盟主欧阳修"以人为本"的学术思想颇具典型性,而这种思想又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散文理论及散文创作,对宋代散文审美风范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宋学术新变与欧阳修散文创作互动关系

北宋仁宗庆历前后是学风转变时期,同时也是散文风格丕变之时.二者之间在重人情、宗法经典以及从散文创作角度论述学术问题等方面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无论是对中国学术发展,还是对欧阳修散文创作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准确地把握这种互动关系,能进一步开阔欧阳修散文,乃至于整个宋代散文研究视野,更好地把握散文创作理念以及创作风格的生成机制.     

北宋时期儒学成为主导价值观体系的条件

北宋时期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佛道为辅的价值观体系,虽然佛道在一定程度也有政治上的支持,但如果不以特定时间段为范围,不以特定群体爱好为标准,从最终影响力来说,能称之为主导社会价值体系的还是儒家的道德价值体系。对佛教的管制和教育的发展,以及科举制度、民间教育的成就在制度层面保障了儒学的地位。从庆历新政开始的改革引发了文学家对于儒学复兴的自觉;熙宁变法时期,北宋五子等哲学家和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理论活动,完成了儒学吸收佛道精华和自身建构的过程。     

道宗当世 名重本朝——简论范仲淹与王安石

北宋中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对当时的政局及其后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探讨庆历新政及其主持者范仲淹对熙宁变法主持者王安石的影响,王安石与范仲淹的交往,以及范、王文学创作的相同点。     

“休言耄耋可悠闲”——记上海著名书画家范韧庵

北宋大文学家范仲淹以及他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人们大概不会陌生。而在上海,现在就生活着一位他的第二十九世孙——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范韧庵老先生。     

析北宋三次兴学对书院的影响

北宋中后期,国家为实现取士和养士的统一,改变官学不振的局面,相继兴起了三次兴学运动——庆历兴学,熙宁、元丰兴学和崇宁兴学。兴学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为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设置和人才的选拔方式。书院在数量、教学内容、兴办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北宋前期,书院在性质上与官学并无差异;到了南宋,随着理学的兴起,书院演变为学者们自由讲学的基地,在性质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北宋中后期为中间期,在转型过程中起过渡作用。因而研究北宋中后期书院在数量、教学内容和兴办主体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对了解这一转型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北宋地方官学的兴起与发展

北宋的官学系统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在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中,地方官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由于朝廷对其发展的重视,到北宋末年,地方官学已相当发达。北宋地方官学从教师选聘、学生管理、教学方法等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为此后地方官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并对北宋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重庆抗战文化研讨会”述要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成功举办了"重庆抗战文化"研讨会.会议呼吁加强对史料的重视,尤其是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既为矫治空疏的学风,也为奠定抗战文史研究的坚实始基.在新的历史观的激活下,重新开掘和阐发这些史料,堪称当务之急,并由此带来研究领域的拓新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中日文学关系与文论比较以及地方性的建构,成为研讨的热点.诸多金石之言,也为基地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