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孝伦理的法律化

儒家孝伦理创立之初,其治世功用并未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直到汉代,儒家思想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孝伦理才逐渐法律化,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实施,在行政法、民法、刑法及诉讼法中规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使“以孝治天下”成为汉代治国的一大特色。     

汉代以前的礼乐沿革与帝王统治术

进入周代,礼承担起道德政治的责任。乐是礼的基本构成,礼与乐是周推明道德伦理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为政治所设的统治术。春秋以降,文化解释权下移,礼乐的文化阐述落到了平民思想家的手中。刘邦建汉,礼乐作为统治大法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可以汉武帝刘彻继位为界,前一阶段表现为刘邦因尝到礼乐的甜头而肯定礼乐;后一阶段表现为汉武帝将礼乐建设放到政治的首位,以礼乐为治国大法。后世王朝的政治制度虽时有革新,但礼乐作为帝王统治术却得到了全面的肯定和继承。     

汉代儒家伦理类信仰的文化控制功能研究

西汉中期之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伦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对基层民众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儒家的忠孝伦理观渗透到民间信仰中,故而其所提倡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便成为民间信仰发挥文化控制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家伦理类信仰在明确家庭尊卑长幼的名分、维护家庭和谐及自觉控制越轨行为、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文化控制作用。     

对“道德法律化”的几点质疑

"道德法律化"是"制度伦理"中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本文从理论依据和逻辑方面、在调控范围和实践论证方面对道德法律化提出质疑:试图把道德变成一种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不仅理论上存在不足,实践上也会带来许多负效应,道德法律化是不可行的。     

试论汉代女性刑罚

汉代女性刑罚贯彻着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精神。汉代行之于女性的刑罚与男子类似,除死刑外,刑期从一至五年不等,政府还颁行了一些减免女性刑罚的规定。因女性社会地位较低,丈夫犯罪,妻子往往要受到株连。对女性的刑罚体现着封建的政治理念。     

汉代监察与社会运行机制述论

汉代监察体系是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运用社会思想史理论,从社会运行向度和维度两个层面论述汉代监察体系调控机制,其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汉代监察制度的得失,从而为我国当代监察制度及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新语》——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理论先声

我们习惯于把儒学制度化理论归功于董仲舒,而往往忽视陆贾的作用.陆贾在其<新语>中对儒学与王权结盟的方式--儒学制度化,儒学制度化的三种具体形式--儒学法律化、儒学礼仪化、儒学习俗化,儒学如何制度化--改造儒学、寻求王权支持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董仲舒正是沿着陆贾的路子使得儒学制度化,故陆贾其书<新语>实则是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理论先声.     

汉代财富消费伦理与道儒思想

汉承秦制,统治者适应秦末丧乱、凋敝的现实,吸取秦亡的教训,省刑少事,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制定了以恢复社会生产为主要目标的比较宽松的政策。这一政策从先秦以来的儒道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无论是司马迁的"三富论",还是董仲舒的"调匀论",也无论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还是道教的均富思想,均是汉代财富消费伦理思想的重要体现。     

汉代身份继承制度探析

汉代继承关系的法律,传世古籍未有具体记载,张家山汉简为汉代继承制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汉代身份继承法主要体现在宗祧继承、爵位继承和户主继承上.汉代身份继承法既以立法的形式强调了宗法伦理关系,也以立法的形式肯定并加强了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关系.     

水与汉代南方社会

汉代南方降水充沛,江河湖泊众多,成为一片水的世界,是著名的水乡泽国。水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汉代南方丰富的水资源对生产生活乃至社会风俗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汉代的南方社会。但是,汉代南方人也不是被动地做水的奴隶,他们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利用“黄金”水道发展水上交通,综合利用水资源,对水的利用和改造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试论汉代文人的政治情结——从汉代散文管窥

汉代文人有着深厚的政治情结,他们积极地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该文主要根据他们的散文创作来具体分析这种现象,并详细阐述了其产生的原因.     

汉代情论的时代嬗变特性及其道德特征分析

无论是历史学、哲学还是心理学,"情"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西汉、东汉思想家们对"情"的认识是存在重大发展演变的,情的主旨从达道、王霸转移到了修性,情的认识论重心从人文逐渐转向理性,体现出时代嬗变的特性。两汉情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重视道德的实现,希望以君子为代表的道德精英们,运用自律、推己和移情等手段,通过情感的培养来塑造德性,发挥他们道德模范的影响,从而达到维护宗族稳定、引领和规范社会的目的。最终,汉代以伦理化、规范化的儒家情感价值观为核心形成了一套社会控制体系。     

试论汉代日光镜符号的涵义

铜镜是汉代日用品中非常重要的器物,传世和出土的数量都很多,日光镜是其中比较流行的镜种.日光镜的镜铭之间一般夹有""、""、""、""、""等符号,对于这几种符号的含义,有的学者单纯将其作为一种符号,有的试图对其作出解释,但是至今没有一个较为公认的说法,结合汉代的其他物质资料和传世文献记载,一些日光镜符号当为"绮寮",而一些其来源当为星云纹镜.     

汉代商人的社会构成分析

本文从社会结构方面考察了汉代商人群体的社会构成问题。作者认为,汉代商人的社会构成主要包括官僚贵族,庶民地主、贩运商人和市籍商人等,其中庶民地主、贩运商人和市籍商人是汉代商人社会构成的主体。汉代商人社会构成较复杂,这是当时商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汉代社会结构进一步开放,商人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     

善恶之间:道德法律化的现实与法律道德化的理想及其相互矫正

人类怎样至善?又怎样除恶?这既是一个目的问题,也是一个手段问题。为了规范人类社会本身,人类发明了道德和法律两种利器,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善恶之间寻找平衡。善恶是人性的一体两面。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只是呈现在人类面前的理想与现实的镜像化。     

法律的伦理和伦理的法律

法律的伦理和伦理的法律是法律伦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法律的伦理,研究法律蕴涵的伦理精神及对法律的伦理评判;关于伦理的法律,探讨内含伦理精神的法律的伦理功能、伦理关怀和作用方式,并以此来整合社会大众的德性。伦理精神向法律实体化的转化应是我国当前道德建设的一个重点。     

里父老与汉代乡村社会秩序略论

在汉代乡村社会的内部秩序中,除官方设定的地缘组织与管理者之外,还活跃着“里父老”这样一个特殊群体。里父老并非朝廷命官,但又被官方认可。他们一方面对宗族事务有较大的影响力,甚至决定权;另一方面,对乡村秩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维持乡村治安、督促农桑、催缴赋税,还是祭社、求雨以及其他一些公共活动中,都有里父老参与其中。里父老在汉代乡村社会的秩序中,起到了官方地缘关系与宗法血缘关系交汇点与结合点的作用。     

关于道德制度化的社会学探讨

道德研究的重点已转入到如何使道德建设走上一个新台阶。从社会学社会控制角度研究道德制度化问题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作为非制度化控制手段之一的道德制度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具体到道德制度化控制机制,控制的辐射点,控制的实施、监控等环节需要制度化跟进。     

论汉代河洛地区的社会信仰

河洛文化是两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汉代社会文化的缩影。汉代是河洛文化的重要发 展时期,东汉王朝定都洛阳,丰富和拓展了河洛文化的内涵,河洛地区形成了以重孝、追求现世安乐和长 寿、升仙为主的社会信仰。其中孝道对后世影响巨大,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论汉代的乡规里约

汉代中央集权延伸至基层的触须是“乡里”,乡规里约作为其意识形态,反映了汉代基层的行政控制、经济调控、文化改造等一系列权力运作。从乡约的内容、来源、作用三个方面探讨与此有关的社会变迁,是剖析解读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另一路径,也是对汉代人文环境认识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