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马辞赋讽谏论

辞赋是存在讽谏的,但又不是直言谏诤,而是在铺排渲染中寓讽谏之意,比较委婉含蓄,这是辞赋讽谏的特殊性。司马相如以辞赋讽谏汉武帝,扬雄以辞赋讽谏汉成帝,结果都失败了。辞赋讽谏失败的原因,不在辞赋本身,而在于“讽非其人”。因此,辞赋“劝百风一”之说,应予推倒。     

论周代献诗制度“以美为谏”现象

西周中期以前,周礼走向成熟,特定的礼仪文化使时人对君王的谏、戒、刺被隐蔽在一片颂美之词中,即以颂美之词讽谏君王,把讽谏之意隐于颂美言辞中。这种献诗礼俗是由周代礼教制度所决定的,是周礼在文化上打下的烙印。"以美为谏"现象贯穿于《诗三百》,而犹以《雅》诗表现得最为突出。毛诗和三家诗在诗义阐释上"美"与"刺"的不同,实际是以不同视角对"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加以观照的结果,二者殊途同归、相得益彰。"风雅正变说"与"以美为谏"献诗传统有关。"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决定了《诗经》温柔敦厚的特质,对后世诗歌创作亦有深刻影响。     

论汉赋的结构

赋的“讽谏”说汉代人从一开始就把赋和讽谏相连，赋应当具有讽谏功能是最流行的看法。在迄今为止最早评论汉赋的文字中，司马迁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史记·司马相如传》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雅何异。”即把赋的价值与讽谏等同起来。后来汉宣帝的观点也与此相差无几：“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这种把赋与讽谏相连的理论根基是建立在《诗》学的基础之上，当时对于《诗经》的批评，其极端的例子是树诗》当谏书使用，所谓“以三百五篇当谏书”①。由于把《诗》当做经，所以…     

试论庄子对先秦立言观的批判与超越

立言是先秦时期“三不朽”之一。基于对道的体认,庄子对先秦立言观进行了批判,反对以言立道。为突破“道不可言”的困局,庄子创造性地提出并使用了三言,即寓言、重言、卮言。寓言是借他人、他物所说的话,重言是使人信服的庄重之言、耆艾之言,卮言是如酒一般让人品味又使人神往的载道之言。三言是《庄子》三种最基本的艺术表现手法,是构成其艺术特征的关键所在。     

古代诗论家“含蓄”说述评

含蓄,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含蓄”这个词虽然出现较晚,但这个问题在文学批评史上很早就被人们注意了。战国时代的《周易·系辞上》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三国时的荀粲说:“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之象以尽言,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志·荀或传》注引何劭《葛粲传》)粲荀的话,说明精深的道理是不能用物象完全表达出来的。他认为意内、象内可尽言,意外、象外“蕴而不出”,不可尽言。这“意外”、“象外”就是后人所说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旨”,“蕴而不出”就是后人所说的“含蓄”。可见,“言不尽意”说,实在就是“含蓄”说之本源。众所周知,语言尽管     

阿丑的艺术天才与政治影响

关于中国优伶的记载,在元代以前,因为戏曲还处于形成阶段,所以具体地谈表演艺术的不多,而是谈他们如何对帝王们用诙谐的语言进行讽谏的趣闻轶事为主。元代起,象《青楼集》这样的优伶传记专著,就都是谈的艺术问题。后来的这方面的记载更是如此。 在明代中叶,内廷的阿丑却在对明宪宗朱见深的规劝、讽谏方面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但其表演艺术如何,却少有人提到。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当然有其客观原因。     

楚人尚乐散议

如果说,在先秦时代,楚国曾以其浓郁浪漫主义气息的音乐文化而闻名于时,那么,楚人对音乐的崇尚,则更非他国所企及.本文所论,权作引玉之砖.一楚人对音乐的崇尚,突出表现于楚国一些贤臣义士、乐师优人往往以歌赋等形式对国王进行干谒讽谏.这种寓谏于乐的方式所取得的效果,远非慷慨陈词或以死强谏所能及.楚乐人讽谏国君之事,尤以优孟歌谏楚     

简析司空图《诗品》的“景”“象”“味”

一中国古代文论偏重审美欣赏,《诗品》的“品”字本意就是品味即欣赏之意,欣赏出来的感受就是诗歌理论。古代文论家总是把诗歌的审美欣赏看作是一种复杂甚至艰难的精神活动。司空图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与李生论诗书》)。这里所说的“难”,就是指欣赏之难。之所以说“诗之难尤难”,是因为中国古代诗歌是高度提炼、高度含蓄、极有韵味的艺术。司空图是位高明的     

论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

汉赋的发展与儒学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初期,儒学尚未兴盛,反映在汉赋上则是百家思想并存。自武帝始,儒学居于主导地位,对汉赋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儒家批评君主过失的传统及诗教的“谲谏”原则,促成了汉大赋的“讽谏”功能;儒家向往古代圣贤及《诗经》中的“颂”,促成了汉大赋的“颂扬”功能;而东汉时期儒学与谶纬合流,又使汉大赋的颂扬功能更集中于对礼节仪式的发挥;儒学对汉代抒情赋中的“贤人失志之赋”与“纪行之赋”也有重大影响,使其表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本的特征。东汉末期,随着儒学的逐渐衰颓,汉赋的题材也突破大赋的京都校猎与抒情赋的言志纪行而逐渐趋于世俗化、多样化。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讽谏诗歌艺术演化论

春秋时期的讽谏诗人在传承西周时期讽谏诗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方面都取得了创造性发展。春秋时期的讽谏诗将政治批判对象直指周王与国君,综合运用“赋”“比”“兴”三体,采用呼告、设问、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使用以“美”为“丑”手法和“卒章显志”结构模式。其主要动因是政治生态的变迁、天道观念的嬗变以及诗歌艺术自身的演化。春秋时期讽谏诗歌的艺术演化对后世讽谏诗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与诗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兵何时由器及人?

工农商学兵。今日言兵,人们都知道指的是人——战士,而古代兵的字义是指兵器、军械。兵何时由器及人呢?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对此做过考证。他说:“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谓五兵也。”何谓“五兵”?《世本》说:“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弓、矛戈、戟是兵器,殳也是一种古代的兵器。所以《左传》中的“踊跃用兵”、“无以铸兵”,都是指兵器。直到《史记》,才有“信陵君得选兵八万人”、“项羽将诸侯     

陶渊明《闲情赋》的评价问题

在现存陶渊明的诗文中,《闲情赋》是一篇思想和艺术都比较复杂的作品,引起后人颇多的争议。主编《文选》的萧统认为它蹈袭了汉赋“劝百讽一”、“卒无讽谏”的窠臼,视为陶集中的“白璧微瑕”。后来,赞同萧统意见的人甚至将它归于“丽以淫”的“词人之赋”,说它“轻薄淫亵,最误子弟”,是一篇包含“邪心”的“情赋”。另一些人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起来发难的是苏武,他说:“渊明《闲情赋》,正所谓     

论小说反讽叙事的美学功能

小说反讽叙事作为小说中的一种非直陈式叙事方式,注重以与作者相“间离”的叙述者讲述故事,营构婉曲的多重叙事视境,从而使文本具有一种隐幽委婉的含蓄美;并且注重将两极悖立因素构成相互对比,在悖立状态中形成巨大的艺术张力;而在其委婉的外表下,反讽叙事所体现的又正是作家对世界深邃的洞察力与自信的心态,因此而呈现出一种“清澈见底”的消醒澄明的视境之美。     

简论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美

何谓含蓄？含的本义是日含食物，不吞不吐。《说文》：“呼也”，“目有所衔也”。刘熙《释名·释饮食》：“含，合也，合口亭之也”。引申之，则有包含不露之意。蓄的本义是蓄积储藏。《说文》：“蓄，积也”。据此，则所谓含蓄，即包含不露，有所蓄积。含蓄的作品，在艺术形式方面应是包含不露的，在内容方面应是蓄积丰厚的。刘勰把含蓄性表述为一个“隐”字：“隐也者，文外重旨也。”“隐以复竟为工。”“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乘潜发。譬交象之变互体，川读之韫珠玉也。”①刘勰指出了含蓄性的两个方面：一是有“重旨”、…     

略论陈寿《三国志》迴护司马氏──读赵翼《廿二史劄记》有感

《三国志》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但也受到后人的批评，主要有三：一是扶私曲笔；二是尊魏为正统，护司马氏；三是“失之过略”．关于扶私曲笔，古今已有许多学者作过带诬，本文不加繁叙，而仅就护司马氏一事略加辩释。最早提出陈寿《三国志》护司马氏问题的是唐朝的刘知几。《史通，直书》说：“按金行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蓉渭曲，见屈武虞；或发使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成社口无言，虞顿干宝、各相毫而废述．至习凿凿，乃申死葛走生达之言，抽文犯跸之言．”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清人赵翼．《甘二史…     

试论王船山游记体散文的语言特色

《小云山记》和《船山记》是王船山生平仅有的两篇游记体散文，是我国古代游记体散文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种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语言特色上，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词敛语约，洁廉果敢；二是句意曲折，摇曳生姿；三是动静相宜，神韵优雅；四是心凝形释，含蓄深婉。     

“丽旨腴词，文章领袖”——枚乘及其文学史地位

枚乘前后二封《谏吴王书》,从含蓄委婉到直白率放，各具精神，持说正论，纵横气象非凡，高士明鉴，清醒抉择。首创“七体”,虚拟摹划，贯通上下古今，牢笼天地四方之景，气势恢宏，充斥“神物怪疑”扑朔迷离的神秘气氛，通过主客对话，演绎生活哲理，阐述生命真谛，要言妙道，表达对天地人生的深入思考。劝百讽一之赋，继踵增华；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又见其弊。“枚乘杂诗九首”尚待考论，在文学史上，可谓独步当时，“丽旨腴词，文章领袖”,并非虚言，实为理解枚乘之壶奥。     

浅谈《红楼梦》双关的奇功异效

双关是汉语中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修辞方式。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修辞方式,一方面可以使语言幽默风趣,生动活泼,另一方面又可以用来描写人物的聪明机智;体现人物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使语言含蓄有力,意味深长,达到“一箭双雕”的艺术效果。在中国文学史上还很少有一部小说象《红楼梦》一样,运用了如此大量的双关修辞手法,而且运用得那样娴熟,那样的新颖别致,那样的恰到好处。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部《红楼梦》在艺术构思上是以双关的艺术手法来实现的。不管是历史故事、诗词歌赋,还是灯谜酒令,言谈戏语,往往都和故事的情节、作者的态度、人物的性格特征遭际命运密切关合。语言大师曹雪芹充分发挥了双关这一修辞方式的独特功能,为我们开拓出一种含蓄深邃的艺术境界。     

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

《金瓶梅词话》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只是一部有名的“淫书”,如今要论它的政治性,岂非是故作惊人之笔? 否!事实上早在它流行之初,人们就指出了它的政治性。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明确说它是一部“指斥时事”之书。最早透露有《金瓶梅》一书消息的袁中郎《与董思自书》说得比较含蓄,称它“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众所周知,《七发》一文是针对“太子”一类统治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乃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而发出的讽谏。《金瓶梅》胜于《七发》,那究竟是何等样的小说?与以上说法类似的,词话本欣欣子序结尾处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廿公     

禅与鲁智深

禅与鲁智深高曼霞禅宗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对中国的土大夫即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理性格、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着极为显著的影响．在艺术领域，中国文人的诗画讲究“禅思”、“境”和“禅趣”，从而使中国文学更加呈现出自然、凝炼、含蓄而耐人寻味的艺术特征。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