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及影响

基于对原始资料的收集,比较全面地考察了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概况,探讨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从中可以看出,近代来华耶稣会士继承了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传统,将文学作为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并较以往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化,为西方的汉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入乡随俗":明清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及其现代意义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揭开了中西两大文明之间的第一次直接相遇与对话的序幕.为了成功实现跨文化之间的交流,来华耶稣会士经过一段曲折历程后,创造性地采取了"文化适应"政策,即"入乡随俗".由于来华托钵修会天主教士对之全盘否定,从而引发了中西"礼仪之争",导致清初"禁教"政策的出笼和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中断.以林乐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晚清来华自由派新教士基本上继承了文化适应政策,从而使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得以恢复和发展.本文认为文化适应策略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而且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中仍有普遍性意义.     

艾儒略与明清之际西方教育的导入

一、引　言1 6世纪中叶以后 ,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 (以下简称耶稣会士 )来华 ,由此而引起了明清之际中西两大异质异构的文化在历史上的直接交汇 ;而且 ,这一过程延续到清初康熙朝 ,从而形成了学术界习称的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伴随着这一浪潮 ,西方教育也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被导入中国 ,在此过程中艾儒略 (Ｊ.Ａｌｅｎｉ)等耶稣会士作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本文以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来探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的导入及其意义 ,以期对这一时期耶稣会士的文化教育导入活…     

湖北天主教开教述略──兼评明清在湖北活动的耶稣会士

１５８２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ＭａｔｈｉｅｕＲｉｃｃｉ）、罗明坚（ＭｉｃｈｅｌＲｕｇｇｉｅｒｉ）进放广东肇庆传教，标志着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①。此次来华活动的耶稣会士足迹几遍全国，位于九省通衢的湖北更是欧洲传教士们需要进驻的地方。从明末至清中叶（１８４０年前）的二百余年里，有数位耶稣会士以及其他隶属罗马教廷修会的传教士在湖北传教，他们的群体活动与鸦片战争之后来华的传教士有所不同。传统的历史文化研究是以时间为主于的线性述说，宗教史的研究同样如此。本文尝试将一个地域的传教士的活动作为底色和积淀…     

明代的宗教旅游

宗教旅游是众多旅游活动的一种。明代佛僧、道士、耶稣会士乃至文人士大夫在宗教之名下所进行的旅游闲暇活动,说明明代的休闲文化已经开始与宗教的虔诚融合在一起。而两者的渐趋融合,其最终的结果则是导致宗教的世俗化。     

关于明清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评价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关于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评价问题,有些同志抛开耶稣会士入华的社会背景,否定耶稣会士传教活动与早期殖民主义、罗马教皇不可分割的关系;为了讴歌耶稣会士,甚至抹煞早期殖民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他们主要观点是:第一,“17世纪的情况与19世纪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欧洲资本主义正处在萌芽阶段,帝国主义还没有产生。虽然早     

西来孔子——艾儒略其人其文

艾儒略是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之一,他用中文写了大量的文章,既有宣传天主教教义、礼仪的著作,也有科学地理著作。其中,《圣梦歌》是一部宗教文学作品,而《职方外纪》则介绍了五大洲的地理、国家概况,是一部地理著作。     

儒学的“慎言”与基督教的“戒谎”——早期耶稣会士中文论著中的“言”及其对晚明社会的适应

先秦儒学倡导木讷寡言,基督教则力戒以隐瞒事实真棚为主要形式的谎言。晚明来华耶稣会f在沟通和揉合这两种不同的言论观时,依据其既定的适应策略,挖掘和突出共同点,淡化分歧点,尽力使基督教戒谎思想带上儒学的色彩而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不过由于在耶稣会士的宗教使命与其道德信条之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因此当涉及到神父们自身的道德践履问题时,戒谎信条便面Il缶着严峻的挑战。     

索隐派的代表人物白晋沉寂研究

白晋是法国来华传教士的代表性人物,在康熙的支持下,他长年从事《易经》研究。在《易经》的研究中,他沿着欧洲索隐派神学传统,开创了对《易经》的索隐派解释,将《易经》与《圣经》合一解释,企图用这种方法化解礼仪之争以来天主教思想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白晋的做法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引起争论。最终,虽然康熙仍然支持白晋继续研读《易经》,但白晋的全部作品在耶稣会内部遭到了封杀,白晋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沉寂了。依据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重要文献,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研究。     

清代雍正时期禁教论纲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的。当时来华的主要是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中国的强大实力。使他们不得不采取“适应策略”,以西方的科学技艺作为敲门砖。两种文化相遇。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本论文就从雍正的禁教政策展开,重点对雍正的禁教思想、禁教政策、禁教措施所赖以形成的社会的、历史的背景及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学概念的译介——以“天”的翻译为例

十六、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四书"西译活动实为"儒学西传"的源头,其译文直接奠定了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里,"天"这一儒学概念在跨文化译介过程中,其"名"与"实"在语境更迭中出现了分离断裂,继而由译者凭借自身的神学知识及价值取向重新进行人为设定,原文与译词表面一一对应的背后掩盖的是中西异质文化之下不同的天人观。结合"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亦可从译文中切实了解到耶稣会士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他们如何为自己采取宽容适应儒家文化的传教政策进行辩护。     

也谈“关于明清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评价的几个问题”

用两点论评述明清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贵刊1992年11期刊载何桂春同志的“关于明清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评价的几个问题”一文,读后感到文中某些问题的论述有失偏颇,不敢不辩。     

利玛窦的“大西三父说”与儒家的忠孝论——析亲子关系的中西歧异

旧约摩西十诫有尊重父母的要求,利玛窦等晚明来华耶稣会士依儒学传统,将此诫译为“孝敬父母”。然而,这种字面上的变通无法改变孝、信对立的严酷事实。由于中西家庭亲子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和理念,利氏的协调和会通难免导致一系列的自相矛盾和逻辑混乱,他融儒家忠孝论于“大西三父说”的梦想自然难逃破灭厄运。     

汤若望私生活之争议考

耶稣会会士汤若望 (JohannAdamSchallVonBell)系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科技史乃至明清正史上的著名人物 ,曾为明、清两朝修订历法 ,铸造火炮 ,有“耶稣会之二雄者”之誉。在耶稣会神甫的誓约中 ,“贞洁愿”排第二位。早期天主教教会的教父们认为 :生理欲望 (尤指性欲 )是罪恶的根源而应视作禁忌 ,提倡以宗教独身生活制度战胜性欲 ,以便专心事主。严格的禁欲理论在教徒中很难得到遵守 ,即便在神职人员中 ,贯彻也不完全。教会史上 ,教士违反独身制教规的情况亦不少。汉语文献中 ,尚未见到对传教士在近女色、男色方面的确凿记载 ,但外语资料中这方面的纪录则有案可稽。数种耶稣会史料涉及汤若望的私生活 ,透露他是双性恋 ,即好女色 ,又猎男色。但是 ,中国学界这方面的研究绝无仅有。笔者拟以耶稣会史料为基础 ,对此问题引发争议的来龙去脉做一试探。     

宗教与科学的双重失败——耶稣会士刘松龄研究新论

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感情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尚未研究的课题(伊罗生)。耶稣会士刘松龄在中国传教长达35年之久,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宗教和科学的传播,其实是失败了,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或这一名词背后隐含的含义,如"政治理念"和"组织建构"等)以及它们的历史作用,都应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同时,对于当事人刘松龄本身,在认识其复杂和多重人格的同时,仍保持应有的尊重。     

来华耶稣会士与晚明华夷观的演变

耶稣会士来华前,明代中国人的华夷观念大体局限在传统范围内.耶稣会士来华后,其温文儒雅的学者形象、广泛传播的宇地新知及其刻意倾销的欧洲文明,逐渐成为动摇晚明华夷观念的外来文化力量.部分开明士人由此认识到,中国既非天下中心,亦非天下最大,更不是世界文明之唯一所在.取消夷夏界限、否定中国中心论、质疑传统夷夏标准、主张多层次学习西方等,开始成为他们的思维新取向.此一思想倾向虽然不是晚明时代的主流思潮,但其思想史意义不容忽视.     

试论清朝前中期耶稣会士与澳门的汉学活动

从清初至清中叶耶稣会会士被驱逐出澳门 ,是耶稣会士在澳门主动进行汉学研究活动的时期。他们的汉学研究活动主要有撰写著作、书信和研究中医药三个方面。     

法国汉学界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下)

明末清初的16-18世纪,是中西两种文化首次撞击的时代。这次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媒介,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无论是在中学西渐方面,还是在西学东渐领域中,都做了许多有益的、他人无法取代的工作。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法国汉学界在该领域中始终居领先地位。本文对法国汉学界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鸟瞰式评介。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

十六、七世纪之交,也即我国明代末期的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欧洲的一批耶稣会士,联翩而至,到中国沿海和腹地开展传教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对西洋的科学、哲学、艺术作了相当广泛的翻译介绍工作。在这批耶稣会士中,利玛窦的名望最高,影响最大。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有种种评议。赞誉者给耶稣会士以“圣洁的布道者”、“西洋文明的伟大传播者”(见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礼物与明末清初天主教的适应策略

明末入华的耶稣会士通过礼物构建人际网络,为天主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空间。礼物传教是传教士"适应"策略的具体体现,也是天主教本土化的尝试。耶稣会传教士通过向士大夫、官员甚至皇帝赠送礼物的方式,适应中国环境来传播宗教,为天主教寻求保护者和构建高端人际网络,是明末清初天主教成功移植中国的有效方式。从"礼物"角度去审视明清天主教,或可为我们思考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