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名而来的土默特蒙语地名

呼和浩特地区蒙语地名的含义,人们较难理解,这主要是与地名形成的历史年代有关。一般说来,呼和浩特土默特蒙语地名的形成多在北元时期,而土默特蒙古族失掉本民族语言已有百年左右,他们中间知道蒙语地名来历、含义的人并不多。土默特蒙语地名形成年代较早,加之有些地方因人名、蒙古族姓氏得名,这都给土默特地名的理解带来了困难,因而出现了不少对蒙语地名猜测,套音(望文生义)的现象。这对准确恢复蒙语历史地名的含义和规范少数民族语地名的工作造成了不便。     

古代地名的复音化进程

中 古以 前汉 语一 般 词汇 是 以单 音词 为主 的 词汇 系 统，汉 语一 般 词汇 的 复音 化要 到 中古 以后 才 形成 趋势 ，直到 近 现代 才完 成复 音 化的 过 程。 但是 ，古代 地名 语 词的 复 音化 却远 远早 于 一般 词 汇，从春 秋 战国 发 轫的 地名复 音 化趋 向，只经 过 短短 数百 年，到 两汉 就已 完成 复 音化 的 进程 ，其 中原 因 是由 地名 词内 在 发展 的 规律 造成的 。     

《元史》“塔里寒”和“塔里干”辨析——兼论丁谦《经世大典图》错简问题

《元史·太祖本纪》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中分别有地名"塔里寒"和"塔里干",由于这两个地名对音相近,地理位置相距不远,学界常将其混为一谈。本文通过梳理中外相关文献,钩沉出这两个地名的历史变迁,认为塔里寒在今阿富汗西北部之恰恰克图(Chachaktu),而塔里干为今阿富汗东北部之塔卢坎(Taluqan)。另丁谦在研究《经世大典图》时,提出"塔里干"和"途思"错简问题,学界通常不认可,笔者认为丁谦错简说可能得实。     

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的lgl(lgil)

古代突厥语在8世纪记录外来词时存在词首的音与音相通现象,故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所记位于高句丽与唐朝之间的换写为lgl(lgil)的国家或民族之名称,可能存在另外一种变体lgil。另,古代突厥语自8世纪起至10世纪以后的写本时代,经历词中的γ音、g音并入ng音这一发展阶段,故lgil的转写之一lgil存在写本时代变体为lngil的可能性。lngil与源自新罗的蒙古语Solonggos(朝鲜)密切相关。高句丽以及突厥以前统治蒙古高原的柔然应为新罗名称的传播媒介。高句丽对新罗的称呼徐那忽(si-na-hol)、徐罗忽(si-ra-hol)在突厥语中最终转变成了lgil(新罗)。     

地名与年号同称辑论

在我国古代郡县州府的行政区划地名或自然山水地名中,有不少与古代封建王朝的年号同称。其中有些地名是由年号而得名,有些则与年号并无直接关系。这一现象既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内容,也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前辈学者虽有所论及,惜未系统爬梳整理。笔者今检得为数不少的与年号同称的地名,分类辑录,并略述因由。     

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的(c)ülgl((c)ülgil)

古代突厥语在8世纪记录外来词时存在词首的c音与s音相通现象,故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所记位于高句丽与唐朝之间的换写为(c)ülgl((c)ülgl)的国家或民族之名称,可能存在另外一种变体(s)ülgil.另,古代突厥语自8世纪起至10世纪以后的写本时代,经历词中的γ音、g音并入ng音这一发展阶段,故(s)ülgil的转写之一(s)(o)l(o)gil存在写本时代变体为(s)(o)l(o_ngil的可能性.(s)(o)l(o)ngil与源自"新罗"的蒙古语Solonggos(朝鲜)密切相关.高句丽以及突厥以前统治蒙古高原的柔然应为"新罗"名称的传播媒介.高句丽对新罗的称呼"徐那忽"(si(e)-na-hol)、"徐罗忽"(si(e)-ra-hol)在突厥语中最终转变成了(c)(o)l(o)gil(新罗).     

贵州古代地名蕴含的儒家教化理念研究

教化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移风易俗、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贵州地名中蕴含的儒家教化理念,在传统中国边疆省份中较具典型性。古代贵州大大小小各种层次的地名之中均蕴含有教化特色的地名,包含有宣传中央王朝威名、祥瑞吉利、儒家忠孝仁义三大类地名。     

吐鲁番地名Bujluq(葡萄沟)探源--兼谈葡萄种植技术的东传

吐鲁番地名Bujluq(葡萄沟)为中古突厥语"j方言"词汇,系由上古后期至中古前期费尔干纳盆地的突厥语"r方言"词汇borluq演变而来,本意为"葡萄园".borluq/bujluq在吐鲁番地区的使用,正是葡萄种植技术由费尔干纳盆地东渐的反映;而bor之为yzym所取代,borluq之为yzymzar或yzymzarl(i)q所取代,则又正与古代诸突厥语游牧部族、部落向定居的农耕型生产方式转化的进程和新疆及中亚诸农耕地区的突厥化进程相适应.吐鲁番名胜景地葡萄沟的维吾尔语名称--Bujluq,是对该地名中古突厥语东部方言(j方言)形式的保留.这一地名的使用,至晚也应始于10世纪中叶以前.如若考虑到bujluq是由borluq演变而来、borluq又是由budluq*演变而来的事实,则可进而推定该地名的出现当在两汉时期.     

唐乌兰县何在?——兼论敦煌以东丝绸之路

北周和隋、唐时期,今甘肃中部靖远县境有县名乌兰,与此相关的地名还有乌兰山、乌兰津、乌兰桥和乌兰关。这是古代甘肃境内黄河上的重要渡口。是敦煌以东丝绸之路(前称甘肃境内丝绸之路)北线必经之地。但是,这个乌兰县城     

《海国闻见录》所载非洲地名考

本文具体论证《海国闻见录》所载的“訚年乌鬼王国”、“訚年绻毛乌鬼地方”、“苏麻勿里”、“乌鬼王国”、“弥黎吕黎、惹林”、“猫喇猫里也”等6个地名应为何地,否定前人旧说。同时指出:考释古籍中的外国地名,在地理方位和对音方面都应慎重;对相互接壤的地区特别要确考,不然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一误再误;对原书所说的方位条件要全面分析,不能抓住一点,遽下结论;在对音方面也要注意比较准确的对音,使在方位和对音上都解释得通,不应凭近似对音随便作注,更不能把对音置之不理。     

岭南地名中所见语言的接触、浸润与交融

本文通过研究岭南地名的结构方式，在地名群与地名层等不同层面上，追溯岭南古代语言在地理上的接触、浸润与交融的状况。     

释“崦”

崦,有的字书只注明读阴平声,音烟(yān)。意义是“日没处的山名‘崦嵫’”,作为地名特有名词,并不单用。有些比较详细的字书、辞书才注明这字有两种读音,除上举的阴平声外,还读上声,音眼(yǎn)。意义则注明“义同”二字,仍指“崦嵫”,这就发生了问题。在唐、宋人的诗中也碰到过这个“崦”字,虽然不太常见,但还是客观存在的。在诗中多是单用。不与“嵫”字相连,均读上声,意义并不指“崦嵫”山名,而是泛指山中的某一地形而言,系作为一般名     

维扎尔与钵息德——阿拉伯语和汉语文献中的两个粟特地名

<正>阿拉伯语和汉语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中世纪早期粟特人定居点的大部分信息。然而，其中记录的地理注释往往含糊不清。数量稀少的粟特语文献在厘清这些问题上也作用有限。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大城市，在中世纪乃至以后仍然是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广为人知。与之相对，规模较小的定居点的地名经常被当地人或邻近区域的居民遗忘，后来又被重新命名。这就为我们比定考古遗址和历史文献中的古代地名造成了困难。本文探讨的对象就是阿拉伯语和汉语文献中的两个古代地名。     

贺兰山地名新释

释文诸说贺兰山地名释文,最早见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该书卷四“灵州·保静县”条载:“贺兰山,在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马交)马,北方呼(马交)为贺兰,故名。”即远眺峻山之色彩,犹如“(马交)马”,北方民族语称“(马交)”为“贺兰”,于是得名。自此许多史籍在解释贺兰山地名时,多采用此说。当今出版的一些辞书中仍沿用李吉甫之“(马交)马”说。如1931年商务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     

约定俗成和改革

“一名之立,旬月踌躇”。翻译名词,无论音译或意译,无疑均应力求准确。翻译地名的原则是“名从主人”,如意大利首都译为“罗马”,因为意大利文原文是Rome(与英文的Rome不同)。法国首都译为“巴黎”,因为法文原文Paris的最后一个字母s不发音(在英文Paris中,s是发音的)。但是,在现行的外国地名的译名中,也有不是那么准确的,如印度洋中的岛国Mauritius被译为“毛里求斯”,其实Mauritius的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有关古代社会的考古研究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十分重视古代社会史迹的发现和研究工作,并不断总结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给我们留下关于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典籍是很丰富的。从人类发生的初期阶段开始,以至对世界各地古代的(日耳曼的、克勒特的、希腊的和俄罗斯的,以及东方亚细亚的)原始公社制,和现代的(如美洲印第安人)氏族部落文化,不论从一般历史过程的规律性,还是具体的历史阶段,都作了精辟深刻的科学     

释“东”及与“东”有关之字

東字,甲骨文、金文中常见,有诸形。《说文》曰:“東,从日在木中。”“从日在木中”固然可鲜为日東繁升于林中,然又何尝不可鲜为日西于林中呢?况且、二形也与“从日在木中”并不相干,许说谬矣。故近世学者认识到:東字,与西、南、北诸字一样,虽用指方向,但字形本身并不显示方位,借音而已。那么,它的初义是什么呢?在甲骨文中,“東”或用指地名,如:“于東三小”(粹编·四六三),“東受年”(同上·九o三);或用指方向,如:“自東西北逐(水口)麋,亡。”     

辽宁省地名学研究会成立

辽宁省人民政府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在沈阳召开了辽宁省第二次地名工作会议暨首届地名学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一百二十余人。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谢荒田同志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中国地名委员会八十多岁高龄的曾世英老先生给大会作了学术报告,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际桐和李汉杰二位同志也先后讲了话。省测绘局副局长、地名委员会副主任过庆增同志作了《关于辽宁省地名普查工作的基本总结》。会议讨论了《辽宁省近期地名工作安排要点》。在首届辽宁省地名学学术讨论会上,代表们广泛交流了各种学术见解,宣读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属于地名命名研究的有《谈谈中国地名的起源和演变》(熊树梅)、《新宾满语地名的特点及释义》(刘庆华)、《试论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语专名的命名特征》(乌广聚)、     

试论“巴”的得名之由

“巴”是古代活动在川东及附近的一个民族,对这个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公元前三一六年秦灭巴、蜀,在其故地置巴郡和蜀郡,从此,“巴”成了代表四川东部的地名了。 关于“巴”的得名,向有多种说法。童恩正在《古代的巴蜀》中即列举了四种说法:1.得名于河流形状(谯周);2.得名于植物(司马贞);3.得名于动物(许慎);4.得名于地形(徐中舒)。他不同意这些说法,并提出了自己的第五种看法,即得名于“石”。他说:     

表面的美学与可见的声音:抖音的媒介物质性批判

论文尝试在数码转型的历史语境中,从媒介物质性的角度重新对抖音进行批判性考察。不仅通过视觉(抖音的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听觉(抖音作为一种从声音到图像的媒介转换游戏)和触觉(抖音用户的触屏欲望)这三个维度的认知图绘来分析抖音自身作为“新媒介”的媒介特性,还在此基础上将抖音视为当今数字时代的一种症候性表征,反思隐藏在抖音表面化的数字美学背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通过重启批判理论与媒介理论的思想资源,辩证看待以抖音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