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风力琐议

西晋太康诗人左思,独具异帜,卓然不群,他的诗作,辞情兼胜,肉骨皆雋,气象雄辉而神韵悠远,钟嵘《诗品》列思于上品,①世有“左思风力”之称。这“风力”就是那种豪迈高亢的情调,劲挺矫健的笔法,深邃高远的意境,批评现实与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左思风力”代表了西晋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是建安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从左诗里还可以看到建安正始以来文学技巧的创新,它丰富了五言诗的风格,强烈地反映了西晋的时代风貌。一公元190至589年,即从汉献帝初平元年,至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的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我国虽然长期处于纷争局面之中,可是建安至太康时期仍出现了一个继乐府之后的文人诗歌高潮,诗人相望而出,打破了文人诗歌的消沉局面。东汉之末的建安时代,是五言诗的成熟时期。这时期的三曹七子与蔡琰等作家都饱经     

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西晋诗歌创作成就论

从"渐为新变"的泰始诗坛到"勃尔复兴"的太康、元康诗坛,最后到"变创新体"的永嘉诗坛,西晋诗坛群英荟萃,创作兴盛,前有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为代表的太康诗坛,后有元康时期以石崇为核心的"贾谧二十四友"诗人群体,其后又有郭璞、刘琨等永嘉诗人群体,故钟嵘称之为"文章之中兴"。西晋诗歌在题材内容的多样性、艺术表现的丰富性和语言词采的锤炼上继承、发展了发展了建安、正始诗坛,呈现出"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的创作特色,在中古诗歌发展史上可谓"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试论“风骨”在盛唐诗歌中的体现

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有两个令人神往的时期,就是“建安”和“盛唐”。这两个时期诗歌的共同特点,乃是艺术感染力强,诗人在作品中抒发的感情,极易为读者所接受。《文心雕龙·明诗》指出建安诗风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而盛唐时期诗人的创作,还是符合并发展了建安时期的这种诗风的。当公元七世纪的后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陈子昂即旗帜鲜明地提出恢复“汉魏风     

试论“风骨”在盛唐诗歌中的体现

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有两个令人神往的时期,就是“建安”和“盛唐”。这两个时期诗歌的共同特点,乃是艺术感染力强,诗人在作品中抒发的感情,极易为读者所接受。《文心雕龙·明诗》指出建安诗风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而盛唐时期诗人的创作,还是符合并发展了建安时期的这种诗风的。     

从《诗品》对刘宋五言诗的评价看钟嵘的诗学思想

钟嵘的《诗品》以其独特的诗学思想和精彩的批评实践,在我国古代诗歌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刘宋诗坛的五言诗具有富丽精工的总体风格。钟嵘在《诗品》中从诗歌抒情特征这一本质出发,对刘宋诗人的五言诗创作进行品评。通过对钟嵘评述和刘宋五言诗总体风格的对比分析,可从中窥见钟嵘的诗学思想。     

西晋太康诗歌得失探

本文所谓西晋太康诗歌,专指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诗歌而言,不涉及民间创作。关于这个题目,我想谈三点肤浅意见。魏晋南北朝诗歌史上一座高原。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西晋太康(晋武帝司马炎年号公元280—290年)时期,是继汉末建安后又一个人才辈出,创作繁荣的时期。从汉魏六朝时代的总体上看,如果说建安文学是一座高峰的话,那么,西晋太康诗歌就是一座高原了。从这个“高峰”到“高原”之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赖有阮籍嵇康,幽深清峻,得以标举。降及太康,正如钟嵘所说,“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式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诗品序》)刘彦和也说:“……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分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文心雕龙·时序》)足见这两位文论家对太康作家的推崇赞美。     

论钟嵘对刘桢的评价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关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代表诗人吗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历来人们把曹植看成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代表诗人。钟嵘《诗品》称曹植为“建安之杰”,说他在文学领域里的地位“譬人伧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风。”谢灵运更激赏曹植的才气:“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其它赞赏曹植及其诗歌的评语,如“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成书倬云:《多岁堂古诗存》卷三)、“与‘三百五篇’异世同律”(张戒:《岁寒堂诗话》)等等,比比皆是,俯首可拾。从现在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对曹植的评     

论钟嵘的雅俗观

雅俗是中国文学理论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 ,雅俗之争也一直伴随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 ,以《诗经》为代表的雅文学受到俗文学的冲击 ,特别是南朝的齐梁时期 ,诗坛上掀起一股有关诗歌雅俗之争的讨论 ,对当时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钟嵘创作《诗品》显然也受此影响 ,因此 ,认识钟嵘在雅俗观念方面的主张 ,对于解读《诗品》是很有帮助的     

钟嵘诗论及其批评标准

钟嵘《诗品》将汉魏至齐梁122位五言诗人分列为上中下三品,后世学者或然或疑,颇有争议。宋叶少蕴《石林诗话》率先发难,明王士祯《渔洋诗话》详论其谬,曰:“钟嵘《诗品》,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谬不少。嵘以三品铨叙作者,自譬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乃以刘桢与陈思并称,以为文章之圣。夫桢之视植,岂但斥鴳之与鲲鹏     

论双音词转型视角下的十九首与建安五言诗

建安五言诗和十九首、苏李诗等,共同实现了由两汉诗歌单音词为主体向双音词为主体的转型。汉魏诗歌的语言演变史,证明了十九首、苏李诗等古诗是建安之后的产物,并且主要与曹植为中心的诗人群体有关。     

建安诗歌与正始诗歌比较初论

建安时代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耀点。学界一般认为文学史之“建安”其上限可以上溯至曹操作《薤露行》的公元190年,其下限则可移至曹植逝世的232年。建安诗坛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三曹”和“七子”,他们学习和承继了前代文学创作精神,在当时现实形成的各种条件下,运用各自的艺术才能进行创作,使得整个建安诗歌放射出一派绚美的异采。而接踵其后的正始诗歌,因诗风开始出现于魏齐王芳正始年间(240——248年)而得名,阮籍、嵇康为其代表作家。虽然正始诗歌毗邻建安诗歌,但却在写作风格诸方面呈现出别一种面貌。在此,我们将这两个时期的诗歌作一比较,期冀在异同互见中透视与体悟出这段中古时期的诗歌之演进。以下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初探,祈请方家教正。     

魏晋南北朝文学举要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和整体风貌,可分为两个时期来考察,第一个时期是魏和西晋文学,第二个时期是东晋和南北朝文学。魏和西晋文学经过建安、正始、太康、永嘉四个不同的阶段。众所周知,建安文学不限于建安(196—219)年间,而特指汉末魏初时的文学。建安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主要作家有“三曹”、“七子”和蔡琰。他们以五言诗取代了两汉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辞赋,开拓出一个诗歌繁荣、群星灿烂的新局面。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无疑是历史学家十分关注的重要人物,作为诗人,他又确实是一位开一代风气的杰出人物。曹诗共二十余首,全是乐府诗,借乐府旧题反映汉末动乱的社会生活,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的《薤露行》、《蒿里行》是汉末社会的     

建安诗人代表商兑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诗风.一代有一代之诗人代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赵翼《论诗》)在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位位杰出的诗人,作为他们那个时代诗歌风格当之无愧的代表;可是,有时却颇见歧异.比如,“建安风骨”是有目共睹的建安诗坛的显著特色.然而,谁才是俊才云蒸的建安诗人的代表呢?自从建安诗歌问世以来,便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试从建安时代的特征,建安诗歌的特色,     

论“左思深于潘岳”

左思、潘岳为西晋中期太康诗坛的代表诗人,但两人的创作风格有着较大的差异.本文拟从钟嵘"(左思)深于潘岳"说着手,将左思与潘岳作比较,从而进一步探讨左思诗歌的风格.     

《诗品》二题

钟蝾反对用事,就针对齐梁诗坛的弊病来说,确有补弊救偏的作用;对田园诗、山水诗来讲,不宜用事,也揭示出这类诗歌的创作特点。问题是,他把局部性的创作经验,无限制地扩大,推论出“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这显然与抒写情怀的古典诗歌经常用事的历史事实不符,从而暴露了钟嵘立论不周,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钟嵘响亮地提出诗歌的形式——五言优于四言。这种主张,具有反潮流的精神,对五言诗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风力与丹采齐舞——从《诗品》对曹植的评价看钟嵘的诗歌审美观

钟嵘在《诗品》中以曹植五言诗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为审美标准来品评其余120多位诗人,他这种重风骨和丹采的审美倾向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审美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重风骨方面,它是对汉魏以来竞靡丽的文坛风气的拨正;在重丹采方面,客观上推动了诗歌自身的发展,突出了"文的自觉"这一特征。     

“三曹”诗歌异同论

建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以诗歌为代表,以“三曹”为核心。把握了“三曹”诗,便把握了建安文学,把握了我国文人诗的第一个高潮,把握了五言古诗“彬彬之盛”的时代。本文拟就“三曹”诗作一比较,以就教于同行。 第一,从数量和题材上看。 曹操“身亲介胄,务在武功”,不过“息鞍披览,投戈吟咏”,故其诗不多,流传至今者仅二十首;题材上也多限于政治、军事、民情等重大社会问题。建安诗人大量抒写的宴酣游乐诗、男女风情诗、寄赠应答诗、曹操绝少染指。     

从语汇语句角度考量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

十九首、苏李诗、建安诗歌应是三位一体的同一关系.建安五言诗带来的新兴文学观念和写法,是华夏诗歌演进历程中孤明先发的产物.在曹操的诗作中,还基本上没有十九首的痕迹;七子中只有少数诗人的少量作品中出现与十九首相似的个别语句;曹丕开始出现十余句左右与十九首相似的语句,而到了曹植的诗中,则出现三十余句与十九首、苏李诗的相似、相同诗句,特别是出现汉魏之际由曹植才开始在诗歌中使用的语汇达到十二个之多,这个事实,基本可以说明,十九首中的部分作品,其作者就应该是曹植.     

论钟嵘的诗歌批评标准及其理论体系

《诗品》是我国诗论史上第一部专论五言诗的专著。对其批评标准的解释历来有多种意见。钟嵘的《诗品》以“怨”为核心标准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情感批评理论体系 ,其他问题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进行阐述的。从《诗品》对具体作家与诗歌作品的评述中分析概括钟嵘“怨”的内涵、内容、形式和艺术效果各方面的理解和要求 ,以及“怨”说在诗论史上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