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死亡观念探析——以《士丧礼》为中心

魂、魄观念是先秦儒家对于生死的最基本认识。人死亡之后,神魂离开体魄,就进入了死亡状态。在《士丧礼》中儒家的“事死如事生”便是围绕着对死者神魂与体魄的侍奉进行的。然生死终有别,即便是“事死如事生”,也不可能完全做到真的生死一致。人死之后,体魄归葬于土,神魂则由亲人迎回,在庙中以时祭祀。至此,死者的体魄、神魂都有了归处。     

现代新儒家学者对船山人性论的理解与诠释

以唐君毅、曾昭旭为代表,现代新儒家从理、气与授、受理解船山人性的内涵,并依此诠释船山人性中不善之来源,认为"善"存在于天与人、物"授"与"受"的过程之中,不善也源于此"授受"之际。在此基础上,人当继天道以立人道,最后归于人文化成之世界。在与宋儒的比较中,现代新儒家的诠释凸显了船山人性论的卓绝,他们期望借船山上下、内外贯通的人性论来开启道德主体的外通之路,进而走出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困境。     

传统伦理文化的根由——儒家文化对死亡认识的四个维度

死亡恐惧是人类的本能表现,而我们民族强烈的死亡恐惧更多是传统儒家文化塑成的。"恶死、讳死、慎死、哀死"是传统儒家文化对死亡认识的四个维度,而这又使儒家文化在生死问题上凸显出"喜生厌死"的伦理性格,也就是主要在这种生死伦理文化观的影响下,造成了我们民族对待死亡的强烈恐惧心理。     

儒家哲学是仁爱型人类中心论吗?

认为儒家哲学也是人类中心论的看法比较普遍,但是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其错误主要体现在对人类中心论的概念界定以及对儒家哲学内涵的理解出现偏差。概念界定的错误主要原因是过度诠释。对儒家哲学内涵的错误理解主要有:对于儒家仁爱万物的理由理解欠妥;对儒家以人"最为天下贵"的理解欠妥;对儒家"爱有差等"的理解欠妥。实际上,儒家哲学的生态智慧以"人——自然"的双向互动为核心,为我们建立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思维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现代新儒家视野中的儒家道德观

20世纪初,活跃于中国学术界的现代新儒家对儒家道德进行了新的阐述。梁漱溟、冯友兰、贺麟、徐复观、唐君毅、杜维明等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儒家道德观。经其诠释,儒家道德观成为一种以“心性学”为“枢纽”,建构在道德形上学基础之上的、由天道而人道而现实的规范律令,成为能够贯通社会伦理礼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形上学的系统理论。现代新儒家道德观是历史的产物,是对时代需要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它唤醒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美德的向往。儒家美德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了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结合点,一度在工业化过程中失去方向的儒家美德获得了新生。     

论先秦儒家死亡价值观的内在理路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既是儒家死亡观中的一种特殊死亡方式,又是儒家实现其人生价值的一种生死抉择。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规定了儒家由生观死的内在理路,因此要讨论先秦儒家的死亡价值观,必须从儒家的人生价值理论谈起。社会秩序是儒家人生价值的出发点;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人生价值观的内涵;修、齐、治、平是儒家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路径;杀身成仁是儒家实现人生价值的极端取向。     

先秦儒家生死智慧浅论

儒家以理性主义的态度直面死亡,经由"仁"的"生生"填平了"生"与"死"之间的鸿沟,并用死后的声名远扬采激励人们生前努力于事业的开拓、道德人格的培育和践履,从而实现生命对死亡的超越.儒家这种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死亡观,派生出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以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准则,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理想和规范.     

“超越性”还是“非超越性”——安乐哲儒学天道观论析

针对现代新儒家肯定儒家天道之"超越性"的观点,安乐哲主张儒学天道观以"非超越性"为基本特征。在他看来,儒家"非超越性"的天道观肯定世界的多元性,认为天道是过程性的、开放的、和谐的"共同创造性"。这种主张揭示了儒学基本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向度,拓展了儒学传统现代诠释的理论空间。     

易学对于中国哲学当代重建的意义——现代新儒家哲学与易学的深度关涉

现代新儒学将儒学加以哲学化的特点之一,是其哲学与易学之间的深度关涉。这种关涉有时是显性的,例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有时是隐性的,例如冯友兰的新理学。其共同点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表现为对《周易》的形而上学化的诠释。这与20世纪西方思想的去形而上学化趋向形成了鲜明反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去形而上学化就是不可商榷的、而现代新儒家哲学使得中国哲学再次落伍了。但是无论如何,一方面,旧形而上学确实是“无本”（无源）的,其对《周易》的单纯哲学化、形而上学化诠释确实是颇成问题的;另一方面,去形而上学化尽管同样偏颇,然而确实敞开了重新发现本源,从而重新诠释《周易》、重建中国哲学的可能。     

《学记》中的古典儒家教育哲学

《学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经典文献,文章将《学记》放在整个古典儒家思想的背景中来考察,诠释了其中所反映的古典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现代价值。中国古典儒家教育哲学思想具有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学＂和＂教＂两大范畴是这一结构的两个核心。＂学＂体现了＂为己之学＂与＂大学之道＂的统一,其目的既是为了知＂道＂,又是为了＂建国君民＂和＂化民成俗＂。＂教＂则包含着礼乐教化的教育制度、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与师严道尊的教育伦理三个方面的内容。文章认为古典儒家关于教育中的道器本末关系,以及关于教育方法和教育伦理的哲学思想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英国近代政治哲学中的"家"与"国"——以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的"家国关系论"为参照

对"家"与"国"之间的亲和关系和根本一致性的强调,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原则之一.而"家"与"国"或"泛血缘的家庭共同体"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对于近代英国的政治哲学而言,也是一个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但是,近代英国政治哲学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却与儒家的相关思想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甚或对立.比较透视近代英国政治哲学与儒家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看法之歧异,简要梳理和回顾现代新儒家对儒家"家国一体论"的重新诠释和现代反思,对于我们思考和解答这一依然有其现实性的政治哲学问题,具有参考的价值和启发的意义.     

不言之教——《易传》中的儒家道德修养思想

<易传>是儒家诠释<周易>的作品,其核心思想反映了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哲学.事实上,<易传>是儒家的一部道德形而上学与道德修养方法论的经典,它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作为一个真正有智慧和能力的人生活于天地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易传>中包含了儒家的一种以伦理化的世界观和道德修养体验为核心的"元教育"思想.这种"元教育"着眼于"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人生体验,它不同于作为文化内部传承过程的言传身教的"教育",而是一种指向语言之外的形上之思、道德信仰及其实践智慧的自我修养过程,一种超越了语言的"不言之教".<易传>的不言之教既代表原初意义上的教育,也表征着人类教育所应该遵循的一些根本原则,对现代和未来的教育具有意义深远的启示.     

朱熹解《论语》“无为而治”

自《论语》讲"无为而治",历代儒家学者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诠释。汉唐儒家以"任官得其人"言"无为而治",又讲"德者无为"。与此不同,朱熹以"恭己""德盛而民化"言"无为而治",同时又与《论语》"为政以德"结合起来,讲"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并将孔子讲"无为"与老子讲"无为"区别开来,从而对《论语》讲"无为"做了系统的论述。清儒更多地汲取朱熹的解读,同时又结合汉唐儒家的"任官得其人"。因此,今人对于孔子"无为而治"的解读,不能只是以汉唐儒家的解读为圭臬,而应当对前人的各种解读做出综合的考察,尤其要研究朱熹的解读。     

儒家传统如何支援现代民主——对亨廷顿问题的一种解答

本文针对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提出的问题 ,指出儒家传统支援现代民主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制度环境———市场经济和法治框架在儒家传统社会中的确立 ,二是思想前提———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经过自我限定之后 ,重新定位于社会中的个人。在此前提条件之下 ,通过儒家政治人这一中介环节 ,儒家传统中的精神要素 ,如忧患意识的责任伦理、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以及修身正己的自律意识等将成为支援现代民主重要的文化资源。     

制度与儒家之间——思想史视域中的制度儒家

本文试图通过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来思考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以及儒家的特征。钱穆先生关于这个主题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切入视角,他在制度与人事之间更为注重人事,突出强调士人对皇权的制约作用,但是未能充分地强调制度对人事的制约层面。而汉学家列文森则将儒家官僚制与君主制作为“理想型”,从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思想史上的梳理,这种思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分析的影响。列文森是以儒家的现代命运作为基本问题意识,将传统中国向现代的转型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过于强调自宋至晚清这一阶段的思想史,忽略了秦汉以来的经学传统。在这一方面,陈寅恪从儒学内部对中国政治传统与经学关系的论述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理解干春松教授在《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一书中所做出的理论上的努力。《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以权力—真理的关系为枢纽,对自先秦至晚清儒家制度化以及制度儒家化的过程进行了内在融贯的阐述,为我们把握儒家与制度的关系提供了相对整全的视角,同时本书将儒家在现代面临的困境揭示了出来,从而使得本书兼具思想与学术的双重内涵。     

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及其本体诠释意蕴

王弼的《论语释疑》是其带着调和儒道的魏晋"先见"对儒家经典文本《论语》做出的一种玄学化的理解和诠释。这种玄学《论语》诠释主要不是着眼于对《论语》文本本身的释读和理解,而是假借诠释《论语》来注解和说明其为调和儒道而"发明"的举本统末的玄学观念和方法。从其《论语》诠释中确立的举本统末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来看,王弼玄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儒道两家的"和解"。不仅如此,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以"无"释"道"、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所实现的本体论建构和运用,也使其玄学《论语》诠释本身具有了本体诠释的重要意蕴。其中体现的"六经注我"的诠释特点及其本体诠释意蕴,对宋明理学诠释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论语》中的儒家孝道及其伦理实质

在孔子之前,"孝"就是一个重要的德目。但是《论语》作为儒家伦理的经典,开创了儒家孝道作为家庭伦理重要德性的源流。历经两千多年,《论语》论述的儒家孝道,依然是现代孝道生活的主流。其中蕴含的最为稳定和核心的儒家孝道的伦理本质包括四个方面:儒家孝道的善端来源、儒家孝道的回报理论、儒家孝道中敬的主线、儒家孝道中礼的展现方式。     

从《周易》看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

《周易》中不仅体现了先秦儒家对旅行的客观限制即"命"的领域的关注,更体现了先秦儒家对旅行者自觉主宰即"义"的领域的强调。在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中,旅行者之主宰性得到了充分肯定。这种"义命观"有利于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和旅行者素质的提高。     

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想特质及其现代反思——兼论现代新儒家的"人文宗教"观

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其前提条件必须是道德自身成为一种信仰.儒家对"人文"精神及其道德教化的极端重视导致其"道德信仰"的最终确立.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钱穆、唐君毅在深入研究儒家思想的宗教特质时,都认同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维取向与思想特质,并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三阶梯".然而历史与现实都告知我们,当道德信仰放大为政治教条并强化至一个极端时,悖论就开始出现了.     

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