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不说话:性侵犯受害儿童自我揭露的实证研究

儿童期性侵犯是一种隐蔽的行为,在中国虽然发生率很高,但真正被报告的儿童性侵犯的案件数量极少。为了更好地对受性虐待儿童提供社会支持,本文通过对126名儿童期性侵犯受害者的网络匿名陈述的一手资料进行深入整理,分析受害者对性侵犯事件的隐瞒原因与部分事件揭露后面临的状况,探索中国儿童自我揭露性侵犯事件的阻碍性因素,主要包括:儿童及其家庭严重缺乏性知识;儿童的恐惧(恐惧受到报复、恐惧累及家人、恐惧破坏亲属关系);来自社会文化对性污名化而导致的儿童羞耻感;缺失及时性的支持和帮助;儿童尝试揭露受到的家庭负向反馈等。利用社会文化视角,探讨在面对创伤性事件时,社会文化对儿童个体及家庭应急行为的影响,提出具体的应对建议,期望能够有助于家庭及社会尽早干预儿童性侵事件,保护儿童免受进一步伤害,推动儿童保护体系的有效运行。     

农村留守儿童性侵害的预防教育策略与干预路径

党的十九大将儿童保护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纳入国家行动议题,意味着国家将着力防治严重危害儿童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和权益的性侵害问题。从国际经验和国内政策导向来看,儿童性侵害防治的首要策略是预防。在此背景下,从儿童性侵害一般防治视角深入探讨农村留守儿童性侵害预防教育议题极有意义。在整合Jones团队"整合性系统模型"和Finkelhor"四先决条件模型"的理论内核前提下,建构了以儿童和性侵犯者之间"侵犯关系"为基点并融合我国文化传统的"整合性解释模型"用以解释我国儿童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性侵害的社会成因。基于生态系统和"差序格局"视角,构建了以儿童和(潜在)儿童性侵犯者为双圆心的"双线多层"儿童性侵害预防教育和干预网络模型,并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性侵害提出相应的预防教育策略和方法。     

亲属相犯论

就亲属间的人身犯罪包括性犯罪而言,在当今刑事法视野中,身份刑法已向行为刑法转化,应彻底剔除封建制度中以身份作为积极定罪的陈腐观念,把亲属身份作为司法实践中法官酌定从重处罚的因素。对于亲属间的性犯罪,不主张对成人间亲属性侵犯的刑罚处罚重于常人,但出于对儿童权益的保护和伦理法中内敛性和紧缩性的考虑,对于行为人利用亲属关系对儿童进行性侵犯的行为应从重处罚。     

孩子心理伤害是这样造成的

孩子的心理伤害是泛指别人的言行，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只要导致儿童在行为、智力、情绪或身体等方面，受到暂时或永久性的伤害。心理上受过伤害的儿童，在成长中所遭受的思想和心理阻滞，比在肉体上受伤害的儿童影响更大。因为心理上的伤害对儿童自尊心的破坏最为严重。有些性格内向的孩子，有苦只能往肚里咽，有时，会使他们郁郁寡欢，烦恼不安，     

流动儿童社会化后果及其原因探析

基于对某民工子弟学校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首先分析了流动儿童作文这一文本,指出民工子弟学校中流动儿童的社会化后果,如社会角色混乱、责任感缺失、能力弱化以及失范行为增多等,而且对流动儿童的心灵造成伤害。在布迪厄"关系主义方法论"基础上,从学校、家庭、城乡社区等方面探讨产生流动儿童社会化困境的原因,指出流动儿童所处城市生活空间通过相互叠加的作用,对他们的伤害已经合法化了。     

对我国性犯罪立法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刑法对于性犯罪的法律规定显得相对滞后。文章从性侵犯的主体、性侵犯的犯罪对象和性犯罪的界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我国刑法中有关法律设置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儿童忽视的保护原则与机制探究

儿童忽视是对儿童的伤害.保护儿童避免受到忽视的举措需要遵循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和必要时剥夺不合格监护人的监护资格的原则.儿童忽视保护机制涉及刑法、未成年人法庭、强制报告和保护服务四大内容.现阶段,在我国构建儿童忽视保护机制应着力完善儿童忽视保护制度的政策法律,强化儿童忽视强制报告和咨询决策制度,加强公众有关儿童忽视的专题教育和获得社会支持.     

对我国性犯罪立法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刑法对于性犯罪的法律规定显得相对滞后。文章从性侵犯的主体、性侵犯的犯罪对象和性犯罪的界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我国刑法中有关法律设置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论"儿童利益最大化"在家事立法与司法中之贯彻与完善

"儿童利益最大化"已成为我国家事立法、司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该原则在我国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对抚养费、探望权、儿童参与权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并没有充分体现"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加上对儿童心理疏导非规范化和父母轻率离婚造成子女身心伤害等问题,导致在家事纠纷中难以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要在家事纠纷中真正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我国立法应当调整抚养费的标准、赋予儿童主动交往权以弥补探望权规定的缺憾、提高儿童参与度、心理疏导规范化以及配套规定离婚冷静期和亲职教育以减少对子女的伤害,促进我国在处理婚姻家事纠纷中能够全面、准确地体现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立场。     

家庭自治与针对儿童家庭暴力的国家干预

基于性别平等考虑,一般都认为妇女是遭受家庭暴力最多的人群,似乎儿童比妇女更少受到家庭暴力侵犯。但据调查,童年时期受暴经历可能是青少年心理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潜在原因,而童年时遭受的身体伤害26%来自父母。针对儿童家庭暴力的司空见惯、普遍、合理的存在,我们有必要对家庭自治正当性和针对儿童家庭暴力的原因进行思考。司法是家庭暴力受害人保护的最后屏障,而国家进行必要和适度的司法干预是禁止针对儿童家庭暴力的最有效途径。     

论性教育权的确立

性教育权是和教育权、性权利、人权教育权、人权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基本区别的独特权利,人们正在逐步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依然未能全面、深入地把握这一概念,更未能在法律层面真正地确立这一权利.性教育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以适当方式接受一定标准的性科学、性权利和性文化教育的特殊教育权利.确立性教育权将有利于改善落后的性教育现状,根除普遍的性无知现象,并最终促进性权利体系的形成、发展和相关人权的进步.确立性教育权需要遵守"客观、多元和批评的性教育"原则,以保证性教育权的适当性.确立性教育权这一工作也需要每个国家的努力和国际合作来共同推进.     

也谈西方侵略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影响

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对中国经济的近代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仍很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主要是西方侵略影响的结果。但西方的侵略又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处于战争和动荡之中,经济近代化的缺乏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巨额资金的外流又造成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所需资金的严重短缺,因此,西方侵略又对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     

高丽社会、经济、政治及对外关系对女性生活的影响

在社会制度方面,高丽实施科举制、荫叙制、身份制和田柴科等制度,这些制度非常重视家族、亲族等血缘关系,女性作为形成姻戚的媒介受到重视。在经济方面,由于数次遭受外国的入侵,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高丽经济始终没有停止持续发展的势头,女性的劳动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女性在财产关系中处于较高地位。在政治与对外关系方面,高丽政治局势不稳,始终没能建立强有力的王权．女性生活处于动荡和不安之中,但混乱的国内政治局势和频繁的外国入侵使高丽社会有所松动,统治者较少限制女性的生活,因此,女性享有较多的自由和权利。     

性别: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全球化视域里的中国性别诗学研究导论(1985-2005大陆)(下)

“中国性别诗学”研究执意于在审美领域不把女性做社会少数族群“特殊化”处理,而是强调女性是人类的另一半,男女双性作为人“类”,人权首先是人身之主体地位和权利,从而与既有的诗学形态出现了某种历史链条中的断裂,从中滋生另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性别,为人类的性别文化建设探索出一种不断“添加能量”的思想和行为。它将侧重A.本土中国性别诗学,B.西方性别诗学的本土化实践两方面的内容;既尊重性别诗学的基础性工作———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又要依赖性别诗学的集中表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不忽略“和而不同”这一不为性别而性别的审美价值“越界”,正视性别诗学的历史的、现实的和将来的意义。性别诗学是一种从性别文化历史和现状思考出发,推而广之与全球文化伦理正义相关联的前景看好的文论。“中国性别诗学”则是应对“全球化”文化生态现实,又打上鲜明的本土文化色彩的个案之一,它表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同样也对世界负责。     

西汉商品经济发展和系列抑商经济政策

西汉私营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西汉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但长期的北部边患和地方割据势力却未曾稍减。西汉武帝因应前朝政治,直面内忧外患,一反西汉初年奉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为扩充中央财政,北据匈奴,削弭地方豪富割据势力,断然推行系列化,制度化的抑商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适时转变,不但巩固了汉室中央集权,而且"重农抑商"为历代封建统治所争相效法,对后世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高等数学教学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性骚扰问题成为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者往往由于证据不足而败诉。有学者认为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应用于反性骚扰诉讼中,以此来突破证据瓶颈。笔者认为,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应用于性骚扰诉讼中既无法律依据也可能造成很大的法律风险,诉讼中法官可采用“诚实信用原则”,在合理范围内分配举证责任。     

论郭嵩焘“人心风俗”思想的时代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郭嵩焘针对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内忧外患，社会道德沦丧，提出了“人心风俗为立国之本”的社会道德思想，具有鲜明的道德主义色彩、近代色彩和实践色彩。尽管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并不是真正的近代思想。     

浅谈战争在明清江南温病学派发展中的作用

战争作为一种社会因素影响着医学的发展。明清时期 ,阶级矛盾激化导致农民起义和市民斗争不断发生 ,在清代 ,还加上一系列的外来侵略战争。战争中人口密集的军队本身就是疫病的高发处 ,而部队的行军和由此引起的人口南移更把传染源带至所过之处。而因人口南移导致的江南人口剧增 ,为疫病的高发和迅速广泛的传播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 ,由此带来的江南的繁荣 ,也为医学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西周初期统治者对殷周革命正义性的反思与人文精神萌动探究简

殷周革命后,周初统治者面对诸如外族入侵、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影响,同时源自于对殷商革命正义性的反思和杜绝“武王第二”的出现,提出了德治的理论,奠定了中国人文道德精神建立的基础。     

性别不平等与艾滋病相关的风险行为——在项目县访谈中的发现

运用社会学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在5个县对商业性性工作者的小组访谈和个人深入访谈,发现性别不平等与艾滋病风险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选择性工作与传统的性别分工、性行为规范及贫困女性化等有密切关系;不安全性行为与男女的资源控制、权力不平等有必然联系;女性对性和艾滋病认知低下是高危险行为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