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士人进取意识的强化与公关意识的自觉

本文从一个角度论述唐代士人的进取意识和公关意识。唐代由于国力的强盛和开明的国策,士人们与以前的墨守成规的文人相比,普遍具有报效国家的进取意识,士人们走出书斋,漫游交往名流贤达,借以扬名播誉,因此,在进士考和文人们的交往活动中出现了大量的带有公关意识的干谒诗文。士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展示自己的才学,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塑造了身身的形象,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肯定     

宋代士人心态的解读——以宋代昭君诗为例

昭君出寒是历代诗人乐于吟咏的题材,两宋共有近八十位作家创作了吟咏昭君的诗作一百三十余首。这些诗作寄托了宋代土人各自的人生感慨,从中可解读出他们精忠报国的热忱、怀才不遇的悲愤、对现实政治的控诉及人生无常的叹惋等各种不同的心态。     

从墓志看宋代士人家庭的择偶行为

墓志的性质在宋代由哀悼文学转向传记文学，更多地记载墓主个人的事迹。本文通过墓志资料考察宋代士人家庭的择偶行为，进一步了解长辈为子女择偶的状况以及当时社会流行的择偶价值观。     

宋代士人山水游宦与精神家园的内在建构

儒家的伦理中心和家国同构使士人仕宦游走于家国之间,山水之游成为体验生命漂泊与渴求安顿的重要形式和载体。宋人的山水游宦意在兼融两者的精神指向,以主体精神的挺立向外追询国的价值,践履职责承当道义;以山水之游的审美体验实现对生命存在状态的诗意转换,情理交融的心灵境界即构成家园感和价值归宿,成就出诗意栖居的文化的人。家园感的追询是虚灵的心理体验,借山水得以物象化、情境化地呈现,从而消解家园失落的悲剧意识,对它的追寻过程本身即构成精神家园的意义。     

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宋代官员、士人经商探因

宋代官员、士人经商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法制、思想等诸多原因。在制度经济学视域下,把士人营商的诸多因素放在一个有机的理论框架内加以分析:在内在制度方面,义利观念约束的减弱、本末观的嬗变及士人心理上的无奈与彷徨促成了士人营商行为的增多;从外在制度来说,官僚制度及官、职、差遣分离机制,政府土地政策及专卖制度,看似严厉实则宽松的法制均是官员士人投身于商海的诱因。宋代士人经商之所以大行其道,是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的:一是制约士人阶层经商的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的有效性较低。     

两宋士人的书卷精神与山水画的审美取向

两宋时期实行的右文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完善、书院教育的兴盛、士人关注内心生活的价值取向等,为士人们书卷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时代背景.书卷精神典雅脱俗的审美品质渗透进士大夫们的生活,作用于他们的文化素养.成为他们审美活动的总体氛围,进而影响到他们对美的创造与欣赏.而作为时代审美主体的士大夫的艺术创造与欣赏的倾向,自会影响时代的审美思潮.于是,在士大夫书卷精神的影响下,宋代山水画呈现出诗化的倾向.在意境层面实现了与诗歌的相通.     

一个义仕派知识分子的淑世情怀

关于公元前372年，也就是孟子出生的那一年，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有着这样的记载：“……赵以大戊午为相，攻魏，取乡邑七十三。魏败赵于北蔺。”公元前289年，也就是孟子去世的那一年，该书有着这样的记载：“……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错伐魏至轵，取六十一城。”杨宽先生《战国史》书后附录的《战国大事年表》记录得还要详细些，仿佛攻城掠地、血流漂杵就是那时的家常便饭一样。不是有本刘向校录过、高诱注疏过的书叫《战国策》吗？今天也打仗，明天也战争，难怪孟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战国时期。     

宋代笔记、历史记忆与士人社会的历史意识

纪实性的历史笔记于中唐从小说家者流中兴起,在两宋获得长足发展而蔚为大观。历史笔记主要记述有历史价值的个人见闻,从理论上说,属于个人的书面历史记忆,其繁荣发展与科举士大夫阶层的兴起密不可分,反映了士人社会自觉参与本朝历史记忆的建构,积极争取历史书写的权力。宋代历史笔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其时代特点和主要趋势是呈现宋代史学发展、士人社会历史意识深化的一大线索。两宋学者对历史笔记在内容、旨趣、形式、写法上的特点及其史学价值,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这是历史笔记获得自觉意识并形成撰述传统的体现。     

宋代士人的生存环境及其处世心态——兼论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宋代立国之初 ,即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 ,裁抑武臣 ,优渥文士 ,高其官职 ,厚其俸禄 ;同时 ,改革并完善科举制度 ,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 ,士人的仕进之路大为改善 ;而城市和商业的发达又拉动了社会文化 (特别是俗文化 )的消费。于是 ,文人士大夫的享乐意识膨胀 ,纵情享乐之风炽盛。与之相应 ,文学创作中“感士不遇”这一传统主题被淡化 ,而“艳科”词却在世俗享乐之风的刺激下繁荣起来。但是 ,宋代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强化 ,又束缚、压抑了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和精神。为缓解这种压抑和束缚 ,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文人士大夫将社会责任的承担与个性自由的追求进行重新整合 ,既重外部事功 ,又重内在修养 ,勇担道义与随缘自适并行不悖。相应地 ,宋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与享乐意识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纵逸与迂怪:元末士人的狂狷精神及其现实动因

元朝衰世之际,杨维桢、王冕、顾瑛等一批士人冲决世俗的纷扰、俗务的羁绊和礼法的规约,旷达不羁,纵情逸乐,越礼任诞,愤世嫉俗,表现出一种追求自然、肯定自我、张扬个性的放逸之趣、风流之气和愤世之情。这种颇具群体性的狂狷精神,不仅生动再现了元末士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了元末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而且构成了对传统观念和社会规范的强烈冲击。     

南宋四洪的思想和学术进退——宋代士人的别一种思想和政治生态

洪皓和洪适、洪遵、洪迈父子生活于北宋末、南宋初内忧外患煎逼的特殊时期.他们不像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和张械那样有系统的思想和学术建树,甚至没有比较固定的思想依从或渊源,却也抽取各家提炼治道思想,尤其是在事功学术方面颇多建树,事实上构成南宋时期的新杂家;他们没有像秦桧、王淮、张浚那样成为主要政治人物,却在种种进退之间实现本...     

北美的宋代儒学和朱熹研究之演变：六十年回顾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参加哥伦比亚大学新儒学座谈会的陈荣捷（Wing—tsit Chan）教授、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及其追随者们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这两位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团体沿袭了传统的东亚学者的理念,倡导北宋五子,尤其是朱熹提出一个综合的“大成”;这一精神（或称之为宗教）和哲学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