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哲学的知与行

关于庄子哲学中的“知”与“行”,历来学者大都认为庄子的知行观是与其混世游世的人生哲学相对应的“毋知毋行”通观《庄子》全篇,特别是作为庄子真实思想的内篇,笔者认为,如果把知行观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来看,虽然庄子并未把“知”与“行”作为一对范畴明确地提出来,但他那种以独特方式表达出来的知行思想,应在学术界中予以新的重视、新的考察。 一 中国知行学说史上,《尚书·说命中》载“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被认为是最早提出的知行概念,先秦儒墨都继承了这一“知易行难’思想,十分强调“行”的重要性,“知”的前提性,并成为一种普遍看法,为当时及后来多数思想家所接受。     

朱熹知行观的理论创进和主要特色

朱熹的知行理论是在继承孔孟和二程思想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其中在知行的轻重关系上,朱熹强调以力行为重,但不以知为轻,实际坚持的是行知并重、相须互发的知行统一观。这种看法与学界一般认为程颐"知重行轻"、朱熹"行重知轻"的观点迥异其趣。     

船山知行观与近代湘学认识论

近代湘学的认识论,主要体现在知行观方面.王船山的知行观,是他哲学思想的精髓,一方面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色,另一方面则有返本开新的意义.他在批判理学、心学知行观的基础上,提出了 自己"知行相资"的新知行观.船山的知行观,强调实践,主张力行,呼吁变革.船山的知行观影响了近代湘学.近代湘学中有一条注重实践、强调"应变"的认识论思想线索,这条线索是从船山的知行观衍生出来的.湖湘文化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认识,还构成了毛泽东《实践论》的思想源泉之一.     

汉代知行观的逻辑发展

汉代哲学，特别是汉代中国哲学的知行观，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20世纪40年代初，赵纪彬先生著《中国知行学说简史》，于汉代叙述了古文经学派的“知之匪艰，行之推艰”说及扬雄、王充的知行学说。80年代初，方克立先生著《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规》，考证出“知之匪艰，行之推艰”说乃是先秦哲人就有的见解，于汉代仪叙述了董仲舒与王充的对立。上述两位著名学者的研究，虽然各有创获，但都未能使人看出汉代知行观的逻辑发展的轨迹。其实，汉代中国哲学知行观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汉代的许多哲人都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其道…     

宋明理学与小说表现手法

理学的精神理念不仅深刻地存在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思想内涵之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由于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曾受到过理学的灌输,因此,他们的思维方式惊人地相似,其小说表现手段亦大同小异。理念先行与主题提前定位在理学诸多的哲学命题中,知与行是一对重要的范畴。知是道德知识,是主观性的,行是道德践履,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知行的讨论在宋代的理学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程朱的知行观代表了宋儒对知行的基本看法。程颐曾用出门走路为例,表达了只有先知,然后才能行的观点。他在《论学篇》中说:“今有人欲之京师,必知所出之…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体究践履”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课题.历代哲学家对知行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争论不休.宋代以后,理学家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更是盛况空前.程朱把知看作独立于心之外的客观精神本体,把行看作人对客观精神本体的体验,提出“先知后行”的命题.“陆九渊将知从主观之外拉回主观之内,认为心即理,知就在人心中.不过,同程朱一样,他也认为知在先,行在后.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的知行观自然不同于程朱,然而也不同于陆九渊.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较之陆九渊更为彻底,不仅认为心即理,而且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他认为,陆九渊的知先后行论,将知与行划分为认识的两个阶段,有滑向心外有物、心外有理的危险.他认为,所谓知,就是人生而具有的良知;所谓行,就是去恶正心,回复良知.二者密不可分,即知即行,即行即知.二者是统一的,统一于良知本体,不存在知先行后或先行后知的问题,不可将知与行割裂.为此,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题:     

道导:哲学认知的践行功用——对王船山的知行观研究的一点拾遗

王船山的知行观,是一个被人们反复研究过的课题,成果比比皆是。不过,一些研究在成功地论述了其知行对立统一的运动形式时,对这种辩证法形式中内涵的更高哲学主题“道导”,即以对“道”的知去“导”行“道”,则往往是顺便一带而过,缺乏明白意识的清晰表述。本文以此为专题,也算是对有关研究的一点拾遗吧!     

从知行之辩看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历史特点

自先秦开始,中国的哲人便开始对人类的致知过程与践履过程作比较自觉的反思.并由此形成了朴素的知行学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知与行的各个环节,阐述了对知行关系的不同理解,而这一过程同时也就是知行之辩展开的过程。在知行之辩的演进过程中,一些哲学家着重强调了行对知的制约性,并由此触及了由行到知的过渡环节及知本身的验证与实现过程;持相反看法的哲学家,较多地在先验论的形式下,突出了知对行的规范作用;另一些哲学家则试图在不同的基础上融合二者,并进而克服知与行的分离。随着知行之辩的逻辑展开,中国古代哲学对知行关系逐渐达到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其特有的历史形态。     

中国哲学史上的“行”和“实践”

知行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命题。然而中国哲学史上的“行”或“实践”范畴自有其独特的含义,不可不加以辨析。中国古代唯心主义者讲的“行”和“实践”,要么是指根本没有超出主观认识范围的纯粹观念的活动,要么是指为了实现某种先验的理性原则或道德原则的活动。“行”作为哲学认识论范畴是由孔丘首次提出来的。他从“天命论”出发,一方面主张“生而知之”,轻视实践,另一方面又讲学而知之,表现了重视学和行的倾向。他所谓的“行”主要是道德修养活动,即要求把“忠”、“孝”、“仁”、“义”等道德原则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他对…     

中国儒家及传统知行观思想新论

本文通过介绍、阐释古代儒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在知行观问题上的独到思想,包括孔子、子思、朱熹、王守仁,以及近代孙中山等,揭示了他们注重以行为本、知行一致的思想旨趣,澄清了学术界对他们的种种误解,说明了“贴标签式”教条主义研究方法的危害,并试以先哲们的思想成就启示当代人们如何处理自己生活中的知与行。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SSCI

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孙中山的知行观

一、“知”、“行”范畴的新概括就认识对象而言,孙中山提出“知之范围甚广,宇宙之范围皆为知之范围。”[1]他把整个宇宙作为人类认识的对象。他指出,要获得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必须通过哲学的理性思维和科学的认识方法。他说:“近来大科学家考察万事万物,不是专靠书。他们所出的书,不过是由考察的心得贡献到人类的记录罢了。他们考察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观察,即科学;一种是判断,即哲学。人类进化的道理,都是由此两种学问得来的。”[2]孙中山认为,科学的知识来源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离不开“行”。他提出了“事实先于理论”的命题。他说…     

略谈中国传统哲学对真理的认知

"真理"在中国哲学指真实无妄的知识或道理。先秦哲人肯定源自观察思考的观念和知识是真实无妄的,具有真理性。早期哲学一切知识皆真理的观念,随着佛教的传入发生了动摇,并由此形成真假(俗)对应的认识框架。佛教真理观的一大特点,是主张超越一切言相而进达寂静空明、融通一切的境界,圣人和凡人通过不同方式都能够走向真理。宋儒批驳佛老的空无,又承接了从佛教而来的注重相对待和因果关系的思维导向。人能否求得真知,在能否以行或实践为基础,真知是要"彻骨都见得透"的彻底完全的知识。明代心学坚守知行的统一,真知必须以行为内容,不行就不能叫做知。气学强调亲身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德性之知的真理性是建立在闻见的基础上的。王夫之断定没有力行实践的真切体贴,知就不是真知,人们依据实践可以验证先前知识的正误。但人的实践本身是有限的经验归纳,知识的真理性,实际依赖于在知行不断互动往返中的向前推进。     

王廷相的实学思想及其精神品格

本文从宇宙观、知行观、天人观和价值观的视角,把王廷相的实学思想归纳为四个方面,即元气实体论、实践真知论、力行实事论和实学经世论。王廷相的实学思想蕴含着许多有价值的精神品格。本文将其概括为务实精神、求真精神、实践精神、批判精神和改革精神。这些精神品格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借鉴意义。     

利人尚贤赏罚兼听——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掬要

宋代学者欧阳修说:“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虽有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则言愈多而听愈惑”。搞管理,不仅要有“忧勤之心”、“纳谏之明”,而且要懂得“致治之要”,有“力行之果断”;不然反会使“事愈乖”、“听愈惑”,闹出乱子。怎么才能“致治”?我国古代论家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总结出了系统的管理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些理论的要点,是否可以归纳为:以“利人”为目标、“尚贤”为根本,“赏罚”为重要手段,“兼听”为决策、沟通的重要原则。     

宋明理学知行观探究

对于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家都突出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以知为先、以知为本。由于侧重知、行以及知行关系的道德内涵,理学家由知行讲到格物、致知,并在对知的侧重中将格物、致知都归于知。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这些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下、尊卑秩序进行辩护。理学家对知、行道德内涵的挖掘具有积极意义,提升了人的生存品位和精神追求;但在对知行伦理维度的凸显中忽视了知、行的其他维度,导致了对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的漠视。     

中国近代知行范畴的嬗变

文章从“知”的内容和“行”的形式、“知”的主体和“行”的主体、“知”的形成和“行”的过程、“知”的作用和“行”的作用这四个方面 ,概括了中国近代哲学知行范畴由传统向近代的嬗变轨迹。     

东汉末年荀悦的哲学思想管窥

荀悦著《申鉴》五篇,主要是政论,较集中的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天道、人道有同有异。本文就荀悦的“三势”的天人观、知行论、性命论和易学思想略作申述。     

杨昌济教育经世思想及其对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的影响

杨昌济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和著名的教育家,力行教育经世.他主张:"知行合一",即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正确对待中西文化,既要注重对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又必须结合中国国情.他还强调:成大事者,必须加强修身,要有远大的理想和为实现自己理想持之以恒的毅力.杨昌济将他的思想观念利用湖南第一师范的讲台不断灌输给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对他们的成长与成熟产生了重大影响.     

儒佛两家的生态观

无论是儒家还是佛家都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具有各自独特的生态观。儒家生态观以“仁爱”观念为哲学基础,其基本特征是“万物一体论”和“人主论”,而佛家则以其“缘起论”为其哲学基础,建立了生态观,其基本特征是“整体论”和“无我论”。尽管儒、佛两家的生态观不同,但它们都包含着闪光的生态智慧,这一点正是我们当代人建立科学的生态观所必须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