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到“有”：生态马克思主义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评介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具有生态思想,生态马克思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代表人物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回答。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刘仁胜博士在其著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中详尽论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各个时期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重点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学术性、前沿性强,是一本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力作。     

从学理到实践:爱国主义定义的结构性解析

如何界定爱国主义这一定义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实施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不再运用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定义,而用了一个新的定义。科学地理解爱国主义不仅是爱国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理性爱国主义教育的前提。从“非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感、“祖国”与“国家”的关系、爱国主义“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三个角度进行探讨,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倡导理性爱国主义。     

从“学说”到“思潮”的知识演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17—1921)

从知识成长的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完整图景不仅包括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阐释知识的过程,还包括这种知识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体现为：知识群体的成长与理论“承载者”的扩大;呼应“实境”的知识资源的集合带来的知识体系的更新;“制度性媒介”构建起超越个体、到达组织的知识生产模式与社会网络。三者融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由一种曲折而至的“学说”演进为与中国社会变革同频共振的“思潮”。建立知识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叙述,将为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的汇通提供更多元的研究进路。     

商务印书馆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历史评议

北京大学在 1 91 7年蔡元培实行校政改革后 ,成为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思想中心。这一时期的商务印书馆虽然也曾云集众多新文化精英 ,但商务当局避免企业卷入政治漩涡的经营思路导致“商务”未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中心。商务印书馆对新文化运动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 ,在于其巨大的文化辐射能力 ,使新文化第一次真正走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讲 ,商务印书馆是当之无愧的新文化运动传播中心。     

“民族”与“阶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论及当代意义

文章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阶级"论断的基本内容和历史基础,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关于理想社会的理论构想和革命阶级的发现是基于欧洲社会革命和运动的观察及理论抽象,阶级概念的应用具有优先特性,民族概念则处于从属地位。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关于"民族"和"阶级"的论断内容更为丰富,但无产阶级的总体利益指向并未改变,这一时期的民族现象随苏俄特定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成为影响革命实践的重要概念,民族团结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时代特征以及关于民族和阶级关系的理论论断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从“棚户区”到“居民乐园”

山东省济南市纬北路街道地处历史上的“棚户区”,街道经济比较薄弱、居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辖区向来以“三多”著称,即“下岗失业人员多、残疾人员多、低收入家庭多”。而就是这样一个矛盾集中、环境脏乱的街道,近年来在构建和谐社区方面却频频出招儿,屡屡奏效,街道环境和居民精神面貌为之一新。纬北路街道在细节上的一些做法,为济南市其他地区构建和谐社区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引进来”和“送出去”的灵活就业方式今年3月,一家外贸加工单位——可莱依泊绣品有限公司进驻纬北路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的4层楼办公。据说,这是街道办想办法“请…     

复兴大业中的“中华民族”:从自发到自觉

对"中国"、"民族"、"中华"以及"华夏"等概念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形成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多民族融合的、自发的过程。近代以后,在外来压力之下,又经历了一段自觉的过程。借鉴前苏联、美国的民族政策,"中国梦"要想实现,必须寻找共同价值指引,强大内在力量,即实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族"的自觉认同。     

从经典到新境界: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创造性研究,构建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影响深远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他们认为,作为人类特有的组织形态,共同体包括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或冒充的共同体以及真正的共同体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或形式,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的本质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形态和最新形态。它是对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既有概念的综合与升华,并衍生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新概念。它把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等紧密连接起来;把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坚持正确义利观、发展观、安全观、全球治理观、生态文明观等新理念、新主张有机整合起来;把周边、地区和双边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创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进入新境界。     

从“民族鲁迅”到“延安鲁迅”——国共博弈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逝世之后,国共两党围绕其形象建构展开了宣传博弈,中国共产党基于抗战形势和自身文化建设的需要,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对民族主义话语的垄断,不但实现了从"民族鲁迅"到"延安鲁迅"的转换,更确立了以"鲁迅方向"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建构出与"三民主义文化"相抗衡的"新民主主义论"。但是,基于国共两党政治博弈和时代需要而产生的鲁迅的民族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始终蕴含着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     

从“美的本体”到“美的超越”——20世纪80年代实践美学的逻辑框架

在实践美学众多的理论维度中,李泽厚和高尔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把美的本质、美的生成以及美的呈现等问题都纳入到主体的"本质力量"及"主体实践"等范畴中,系统建构出一条从"美的本体"到"美的超越"的理论谱系。李泽厚实践美学对主体性的张扬、对"新感性"和"文化心理结构"的体察以及"形象的自由"都给广大青年和普通大众以知识的启迪,呼应了人道主义和人性解放的文化启蒙。高尔泰将美的本源同主体实践进行联系,高扬了主体在美的创设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强调了"美"与"美感""自由"之间的同一性关系,不仅将自由看做是对规律的掌握,更是将其认为是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从李泽厚实践美学对"美的本体"的追问,到高尔泰对"美的超越"的肯定,二人将实践本体纳入到美学研究和美学话语体系中,破除了传统美学"主客二分"的理论窠臼,建立起从"实践"到"自由"、从"主体"到"审美"的逻辑框架,促使美学实现自身话语的延展和文化启蒙的时代目标。     

从“美的规律”到“美学伦理”——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热”的理论谱系

20世纪80年代,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刘纲纪等理论家纷纷将研究视角转向马克思前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在自然的人化、美的规律等问题上进行了论争,试图从《手稿》中找到人道主义、人性发展和人的自由的论据,从而确定“美学热”的合法性存在价值。朱光潜、李泽厚等从“自然的人化”理论出发,建构起全新的马克思主义主体观与实践观。同时,也带来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热潮。理论家们认为审美不仅构成了主体实践的一部分,更是参与到作为社会历史实践的“人的解放”进程。“美的规律”问题的探讨则完成了美学意识形态的自我建构和主体性美学延展的目标,成为人道主义思想在美学领域的深化。当美的本质问题和人的本质问题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以主体性为核心、以人学为价值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框架,从而具有知识分子文化启蒙的历史价值。     

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美国哈佛大学史华慈教授

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1916-1999，在汉语出版物中，又译为史华兹、史华茨、施瓦茨等），国际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之一。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与政治学教授，兼费正清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历史协会会员，亚洲研究会会员。《中国季刊》和《哈佛亚洲研究会杂志》编委。其主要著作有：《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2）、《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54）、《毛泽东主义的“传说”的传说》（1960）、《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964）、《共产主义与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1968）、《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中国研究》（1990）等。     

从荀子到董仲舒:试论“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荀子以"一天下"为目的要求息灭百家异说,形成一元化意识形态。为了使儒学适应初步确立的封建集权专制制度,荀子隆礼义重法度,强化君主专制,在理论上实现了儒学与封建集权制度的整合。董仲舒在继承孔孟仁学思想的基础上,以天人感应说对其进行了改造,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以强制手段来规定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从实践上完成了封建政权与儒学的并轨,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荀子到董仲舒是为中国专制政权寻求思想统一由法理走向实践的过程。     

关于“爱国主义”问题的再思考

该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１．怎样评估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还是寄希望于清廷自行改革宗法专制制度？这种称之为现代爱国主义，作者认为在晚清是实现不了的。２．怎样评估近代中国岭南文化的“定位”？作者不同意说鸦片战争后不准外国人入广州城，是体现了岭南当时主流文化的封闭性。这是广州人对不平等条约的抗拒，与反对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不能混为一谈。     

“云南三王”:从“亢慕义斋”走出的革命者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成立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团体。100年前,李大钊组织有进步思想的北大学子在这里翻译了大量外文马列著作,成为有组织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最早的翻译队伍中,有3位云南人,他们是德文组的王有德和法文组的王复生、王德三,被同学们称为云南三王。     

从“狰狞”到“和谐”:本雅明“纯语言”的翻译观

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一文提出了一种"纯语言"的翻译观,这种翻译观看似"狰狞",因为它放逐了"读者"(接受者)与"交流",甚至放逐了"意义"。理论上它是一种"和谐"的翻译观。在纯语言这一"和谐、圆满的领域"的观照之下,原作与译作、忠实与自由这两对以往总是争吵不休、相互对立的概念也和谐地统一起来。本雅明这种"纯语言"的翻译观在更多的层面上只是一种理想的翻译观,带有本雅明式的"弥赛亚"救世精神。我们可以无限地接近却永远无法到达。     

理论创新的伟大典范——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到“三个代表”的思想

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是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 ,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从量子力学到鲍林的共振论:科学思想的传播与进化

20世纪初期量子学说的形成和传播,导致了玻尔—索末菲原子模型的形成。但新量子力学的兴起却导致了玻尔—索末菲原子模型的破产和薛定谔原子模型的形成。鲍林一开始就意识到量子力学对于化学的重要性,在海森堡、海特勒和伦敦的研究基础上,他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共振论,而且使之得到了有效的传播。通过对量子力学和共振论进行历史分析,可以发现,科学思想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不同程度的进化,化学翻译者鲍林是量子力学通向化学的桥梁。鲍林的研究方法和传播策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对象化活动”到“实践”概念

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概念,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实践概念的认识却并不科学,并不完整。马克思早期使用了对象化活动,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以实践概念的全面展开为标志的,因此,有必要比较这两个概念的异同点,揭示马克思从对象化活动走向实践概念的内在逻辑,这样才能准确而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且科学把握唯物史观的本质。     

“走出语言”:从“论证”到“证悟”——创构“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内在机制

文学艺术是一项健康的事业,是世界的废墟之中一种永恒精神的绽放;然而,一场语言的瘟疫正肆虐着文学艺术创作及其研究,使得世界愈发沉重、晦暗,走出语言是当务之急;毕达哥拉斯文体直接涉及学术思想的创造,创构这一述学文体的内在机制,在于以美启真,即始于负的方法,终于正的方法,以证悟代论证,以轻驭重,走出语言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