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日本亚太战略新动向

近几年,东北亚地区形势发生新变化,这对日本的区域外交与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地区政治与安全博弈规则,对亚太地区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并取得显著进展。但进入2017年,特别是在5月中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寻求有限经济合作;在政治和安全上提高的警惕性;展开相应的看似矛盾的外交行动。日本一方面选择在经济领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另一方面推动"俯瞰地球仪外交",调整安全战略,强化经济外交,推动"印太战略"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路径、极限与对策思考

南海问题现已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中美关系、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演进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接介入南海问题以来,其南海政策经历了政策宣示、外交介入与军事干涉等阶段。美国南海政策的逻辑原点,是出于所谓"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维护国际规则"、"维持地区军事平衡"乃至"巩固地区主导权"等多重考虑。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的南海政策以"遏制"与"抵消"的混合战略为指导,军事行动与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并渐次升级,政策实施愈发激进、顽固,成为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美两国关系与地区安全影响急剧突出。中国未来的南海战略塑造应注重形势变化,多种手段并重,有效化解该方向日渐突出的战略挑战。     

对冲与制衡:日本“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制约因素

日本“印太战略”是依据日本在当前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地缘政治现实制定的,目的是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的扩展,以维护当前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进而实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印太战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主要依托“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以构建地区同盟架构的方式,逐步实现日本的地缘战略。这既是当前东亚地缘政治的现实,也是日本作为海洋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但是,由于合作国家的战略偏好和地缘利益的差异以及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实施,特别是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从不同的层面制约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日本“印太战略”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针对性措施,对中国地区利益的影响较为广泛,中国应从战略上予以重视。     

共识下的游离:美日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

由于同盟关系的影响,美国和日本的对华安全政策往往被视为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实际上两国间不乏分歧。由于和中国实力对比的差异、战略选择的不同以及国家利益分歧的影响,美日在对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认知与应对上存在差异。这在钓鱼岛争端、台湾问题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美国看来,中国军力增强的主要影响在于会削弱美国在亚太安全领域的主导权,但不会对美国构成直接安全威胁。而日本的认知更为复杂,除了关心中国军力增强可能带来的地区安全秩序变化外,还担心中国军力增强对日本构成直接安全威胁。美国主要是基于霸权战略视角来制定对华政策,对中国采取防范与限制的政策。日本则主要是基于地区主导权视角来制定对华政策,对中国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孤立和制衡政策。鉴于这一情况,中国应根据美日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差异采取相应的策略,利用美日之间的分歧,削弱美日同盟的对华安全压力。     

21世纪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

目前学界对未来气候变化趋势做了两种观点完全相反的预判。其中,气候变暖的趋势对世界地缘政治及其安全的影响是很大的。气候变暖造成北极解冻速度加快,北极航道通航时间日益延长使俄罗斯整个北线破天荒地面临更大的安全压力,它将改变俄罗斯原有的三面防御而无"后顾之忧"的国防结构。北极航道通航时间延长,也将极大地改变欧亚大陆及北极航道沿岸国家乃至印度洋、太平洋的物流版图。同时,北极航道通航时间的延长,将使苏伊士运河的地缘政治作用部分转移至白令海峡,与此相应,世界大国的地缘政治冲突密集区也将由南至北转移到北太平洋区域。俄国北线与日本东线在世界地缘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上升将使中国成为俄国和日本的战略后方。届时台湾地区在美国、日本等地缘战略中的地位将会下降,中国东部安全边界会进一步向东拓展,台海统一的条件将水到渠成,南海问题解决的条件也将更加成熟。另一方面,海平面上升也会使海水向中国腹地侵入,这将导致中国东部海域纵深加大,并对中国海防造成极为巨大的压力。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自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相继提出“印太”战略构想后,从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广大区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美国为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范围,不断拉拢日印澳进行安全对话,促使“四边机制”逐渐形成。美日印澳通过升级“QUAD+”、扩大军事演习规模、增加高性能武器数量等方式推动“四边安全对话”的长效机制建设。究其原因,这不仅是美国欲在“印太”地区构建由其领导的战略体系,还有四国共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美日印澳在“印太”范围内强化战略组合的新态势对南海的地缘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但加剧了国际行为体在南海的地缘竞争,而且还助推了南海问题的升温,导致南海及周边环境趋向复杂,不利于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作为南海主权国,应保持积极的防范心理,制定相应的对策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遏制战略与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基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太平洋战略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争夺地缘利益,对环南中国海战略形势进行再认知,中国在美太平洋战略中的重要性逐渐上升,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完成了由以遏制苏联为主,向以遏制中国为主的战略转变.在此背景下,美国挑起“北部湾事件”,扩大在南中国海军事行动,侵扰中国南海疆域,掠夺东南亚各国资源.这不仅影响到美国自身的消长,而且也给东南亚和南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消极影响.     

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评析

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日本制定《海洋基本法》,设置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明确了以"新海洋立国"理念为特征的海洋战略。2012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又相继出台第二期和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框架下逐步明确了 "海洋安全保障"向"综合海洋安全保障"转变的走向。第一届安倍政府以来日本出台的一系列海洋相关法律,是其海洋安保战略的法律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倍政府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 与"印太战略""北极政策"形成了互补态势。"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是安倍政府意志的"完美体现",以"利益、遏制、否定"为主要特色,以宣扬"海洋法治"对冲中国海洋政策为目的之一。菅义伟政府的海洋战略,既存在对安倍政府"综合海洋安保战略"的继承,又有相应的变化。     

试论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

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分为非传统安全合作与包括非传统领域的综合安全合作两个阶段,安倍再次上台后首次将其列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马六甲海峡沿岸国、中国南海岛礁主权声索国、东盟集团、日本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四个层次上的政策实施情况可以看出:日本制造和利用各国间的竞争关系扩大在马六甲海峡的存在;通过提供ODA对东盟十国分而治之,以经援促安全,培育战略支点;以双边促多边,利用菲律宾等声索国"绑架"东盟从中渔利;努力构建"2+2"外交安全合作框架及"3+3"海洋安全磋商框架,打造"中国包围网",将地区一体化引入冲突与对抗的歧途。     

“印太战略”背景下美越关系的现状及趋势

美国提出并启动落实"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将对地区局势尤其是南海问题产生深远影响。观察美国战略动向尤其是美越关系走向,对中国保障周边安全、发展与东盟关系以及维护中国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美越均对双边关系高度重视。美国拓展对越南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合作,战略意味浓厚,有意将越南打造成抗衡中国的重要依托。两国更意图在南海问题上联手制华。美方政策动向包括提升美越双边关系,邀请越南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加强军事互动以阻止中国对南海问题影响力增强等。然而,越南仍需顾及东盟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质疑,在南海问题上低调借重美国,避免充当反华先锋。越南不会为美国战略而牺牲本国利益。     

对美国南海政策的地缘安全解析

美国的南海政策是美国亚太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各时期的南海政策是其长期奉行的地缘战略构想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也是其在亚太地区海权逐步调整、延伸和扩展的必然结果.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布局的需要,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南海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并通过军售、军援、联合军演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等方式增强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美国的南海政策对南海地区的地缘格局以及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权力转移理论视角下的中俄美中亚格局演变

近年来,中俄美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中亚战略。俄罗斯和美国试图巩固自己在中亚的地位,在中国"一带一路"规划中,中亚地区也被囊括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范畴之内,形成三国中亚战略交错和对冲的局面。基于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对这一事实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剖析,可以发现,冷战后中亚地区经历了从权力真空到美俄争霸,再到中俄美不等边三角关系形成的不同发展阶段,客观上形成了权力转移的事实。中俄美三者的中亚战略在地区指向方面有较多的重叠,但从战略意图到具体实施具有较大差异性。中国无意参与中亚地区争霸,但由于国家实力与战略意愿的提升,客观上会导致中国在该地区权力和影响力的上升。     

中国历史地图上南海“九段线”的国界意义——兼论“九段线”内岛礁和海域的管辖权利

"九段线"全称为"南海九段断续国界线"或"南海断续国界线"。"九段线"内岛礁和海域的管辖权利问题,是南海问题的焦点,对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性影响甚大。本文从中外历史地图沿革入手,展开连接式的考证和研究,尝试分别解释中国坚持"九段线"的"国界"意义、"九段线"内岛礁和海域管辖权利以及海域管辖权的历史和现实,以期为中国坚持"九段线"内岛礁和海域的管辖权利提供新的佐证。     

专属经济区安全与航行自由的衡平——以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为例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享有特定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而非沿海国享有航行自由等权利。理论上,沿海国的安全管辖权与非沿海国的航行自由不存在实质冲突,但实践中,美国为了维持其海洋霸权,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积极实践其"航行自由行动",对相关海域的安全与航行自由造成了威胁。海洋安全与航行自由的法理辨析说明,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的航行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其相对性根源于顾及沿海国安全的国际义务。不同海域以及不同船舶航行自由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专属经济区的军舰自由航行不应危及沿海国的安全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在南海发生的"无暇"号事件和无人潜航器事件是美国针对中国实施成本强加战略的外交实践,其实证分析也从法律上论证了美国军舰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自由及其特定活动应遵守沿海国的安全管辖。     

特朗普时期美日同盟对华离岸平衡战略分析——以平衡点遴选与平衡强度分析为线索

离岸平衡是美国针对亚太地区实现战略平衡的传统思维,日本既是美国在东亚施行离岸平衡的关键点,也扮演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第一"平衡手"的角色。随着中国不断崛起,美日同盟试图通过钓鱼岛制衡中国的谋略已渐渐力不从心,迫切需要在中国周边遴选新的平衡点。美国将目光投向了南海、朝鲜半岛、中国台湾甚至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美日同盟还加大了平衡的干扰强度,通过各点的协同联动,以期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特朗普上台执政后,离岸平衡战略与"美国优先"政策相结合,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和构建命运共同体继续造成严峻挑战。     

老骥伏枥添新作 壮心不已论南海——评介《美国重返亚太概评》

<正>近年来,由于越南、菲律宾等中国南海周边国家不断加强对中国海洋国土及资源的军事侵占和抢掠,以及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不断加大干预中国南海安全事务的力度,原本就已"乱象丛生"的中国南海安全问题更加吸引世人关注。近日,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出版的《美国重返东亚概评》一书,冋顾了中国南海安全形势的演变历程,勾勒了中国南海安全的发展趋势,为国内外读者提供了一些思考中国南海安全问题的"谈资"。《美国重返东亚概评》是有关专家在一份上报中央的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共同完成的普及性学术著作。该书由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太平洋学报》编     

规避南海的“修昔底德陷阱”——加勒比海历史经验的启示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实现了海上战略崛起,其在周边海域所经历的战略形势与中国今天在南海有相似之处,当时,战略家马汉对于美国周边海域特别是加勒比海的海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战略智慧。美国海上崛起的理论需求是促使马汉思考加勒比海海权问题的内在推动力,而巴拿马运河开通则是加勒比海问题升温的重要外来刺激,英美间大国关系一度紧张,类似今天所论"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历史发展表明,美国顺利实现海上崛起,并未发生英美战争对决。当前中国面临的南海局势体现出一定的历史相似性,但是中国不会走上个世纪美国在加勒比海扩张霸权的老路,在规避风险和抓住机遇的同时中国需要周密决策,有效行动,走出自身海上崛起之路。     

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反思及其认知误区

近几年来,美国战略界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处于新的"十字路口",其对现有美国对华政策不断进行讨论和反思。反思之一,认为传统的通过对华接触达到对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造的"改造论"是失败的;反思之二,认为传统的遏制中国发展的"遏制论"反而导致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并体现出大国自信。在这种背景下,"改造论"和"遏制论"都认为现行美国对华政策应该调整,但如何调整?美国战略界又缺乏广泛共识。从学理上讲,美国战略界的"改造论"和"遏制论"都存在对华政策的认知误区,这种认知误区就其实质而言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     

“印太”视角下欧洲战略动向及其地缘影响

本文以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几个欧洲主要国家及欧盟为研究案例,详细论述各自国家"印太"认知与战略动向,重点探讨欧洲"印太战略"的路径与举措,并深入分析欧洲"印太战略"的特征与不足。欧洲主要国家积极介入印太事务,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防务与经贸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主要国家对印太地区的战略焦虑感与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忧虑感,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特别是印太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欧洲主要国家"印太"认知与动向增加了印太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使印太地区战略结构进一步失衡,印太地区安全与冲突风险上升。在印太地区形成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共同抗衡中国的阵线而使该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安倍第二次执政后自民党政治家对华战略认知分析

自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关系旋即陷入持续恶化的困境。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政治家,秉持消极的对华战略认知,在制定及执行对华政策上更多地展现出强硬的鹰派色彩。基于对中国崛起的警觉和防范,自民党政治家认为中国"试图依靠力量来改变现状的行动,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因此亟待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体制和构筑"反华包围网"予以应对。然而,日本推行充满敌意的对华政策非但未取得预期成效,反而招致自身在亚太地区陷入孤立。面对这一窘境,安倍内阁遂逐步转变此前的消极对华认知,转而开始推行温和的对华政策,中日关系也随之呈现缓和与改善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