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体系权力模式问题探析

权力模式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权力模式形成于行为体间的互动关系之中,特定的权力模式,建构起国际行为体间特定的关系形态,从而实现了国际体系中权力与生产性要素的分布态势与流动模式。无论是宏观体系运行的态势还是微观行为体互动的结果,对权力模式的理解与分析都可以成为透视国际政治迷局的重要的理论钥匙。在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传统现实主义与国际关系发展进程中根深蒂固的冲突传统与零和观念相对接,在权力来源、权力归属、行为逻辑与体系效应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相对成熟的有关权力模式的假说和论断。新自由主义以制度为中介、建构主义以观念进行逻辑推演,构建了行为体间新颖的权力形态。虽然它们在行为体的界定方面各有侧重,但都将结构(或体系)视为一种宏观抽象的背景性因素,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体系的根本属性,即将体系看做一种具体的、历史的政治过程、观念过程与生产过程。     

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图像

冷战结束后,科恩根据后冷战时代国际权力的重新配置绘制了一幅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结构图,这是一种将政治世界作为不同等级——跨国家、国家和地方之间相互依赖的体系,将政治地球设想为不同发展阶段进化的统一体系。他突破了地缘政治学家仅关注地理环境与特定国家权势竞争关系的传统,使地缘政治学成为发展国际和平与合作的学说。     

当代国际体系权力转换问题研究

国际体系由其内部各单元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而结构形成,结构单元的性质以及各单元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方式,决定了体系结构和体系模式。在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作为主要结构单元彼此之间互动,对国际体系的内部权力分配产生影响并作用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权力模式形成于行为体间的互动关系之中,表现为一定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行为上的可预期性。特定的权力模式,建构起国际行为体间特定的关系形态,从而实现了国际体系中权力与生产性要素的分布态势与流动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从宏观的体系运行态势还是从相对微观的行为体互动结果来看,对权力模式的理解与分析都可以成为透视国际政治迷局的重要的理论钥匙。鉴于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结构单元,人们可以通过对主权国家持有的国家权力规模和其他主权国家间权力指向冲突与利益关系的分析,对国际体系的特征做出基本描述。国际体系结构单元的权力互动主要体现为大国间的权力互动过程,在互动过程中,大国的权力欲望伴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积累而持续膨胀,进而产生对已有国际体系内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安排进行调整和改变的企图和行为。     

当代网络空间国际政治权力格局探析

当今世界,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传统国际政治领域的权力竞争已经涉足网络空间。互联网技术传播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国对网络空间战略地位重视程度的差异性,导致了网络空间各国综合实力的参差不齐,而这种层次性使"金字塔"形网络空间国际政治权力格局的总体轮廓日臻清晰。了解网络空间国际政治权力格局的基本特征、分析其生成因素、探讨中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政治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与处境以及提升我国网络空间国际竞争力等,关乎中国未来国家安全、发展与稳定的长远大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美国霸权、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

冷战后国际体系的两个突出特征是美国霸权主导的单极世界与中国的迅速发展。中美两国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既存在着结构上的战略矛盾,但由于美国霸权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国内面临的种种困难,特别是中国经济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又使得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至于演变成为无法控制的大规模冲突。由于中美关系之间这种矛盾与合作并存的复杂性,两国关系近年来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周期性的起伏不定的突出特点。从近期来看,中美两国在各自的核心利益上并不存在根本冲突;从长远来看,中美两国避免冲突、加强合作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国际政治中权力本质的变化也将改变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动必然导致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传统认识;另外,外交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和平方式促进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     

集体安全与权力均势——兼析国际政治体系的演变

历史经验表明 ,每当国际政治体系发生变化时 ,尤其是在发生世界大战的情况下 ,集体安全思想就会兴起 ,权力均势的影响就会削弱。在新的体系建立和稳定以后 ,权力均势思想和政策又主导了国际政治舞台。冷战结束以后 ,人们一度重新对联合国解决国际争端的能力寄予厚望 ,但随后权力均势对其作用的限制力也在加强。 2 0世纪的国际政治发展史是集体安全和权力均势两种体系并存、相互较量和相互影响的过程 ,了解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认识当今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和演变。     

论国际体系的转型与东亚地缘政治困境

21世纪国际地缘政治环境趋于严峻:单极格局的衰落催生出新的国际格局,国际新秩序正在形成,全球权力重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世界格局动荡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环境,东亚的地缘政治环境面临着三大困境,即"大国困境"、"邻国困境"和"同盟国困境"。东亚安全困境的出路在于如何将过去的"适者生存"的竞争模式转向冲突较少、更加睿智、更加合作的"智者生存"的合作模式。兼顾区域各国的不同立场、汇合区域各国的各方利益、尊重各国不同的历史与发展道路、广泛地包容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理念,开辟东亚新的地区治理结构,也许是"21世纪超越狭隘的‘发展’观念的‘和谐主义’的一种平衡境界"。     

大变局之下的世界秩序:范式之变?

国际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界对这场变局的根源探讨众说纷纭,对其前景的预测也各异其趣。本文在概括当今时代主要深刻变化的表征后,分析了大变局的根源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权力结构的变迁,使处于该体系的核心力量通过作为其“上层建筑”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部分抛弃自由主义而试图阻止体系内的权力变迁的持续,尤其表现为基于主权原则的开放交流日益被保护主义和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对抗意识所取代,从而导致时代巨变。未来世界秩序的前景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为结束国际社会大变局带来的混乱并重构一个更为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全球南方将承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通过非激进主义的方式改造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所依赖的新殖民主义,并促进开放性主权原则的发展。     

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理论性发现

基于对亚洲地区日本、韩国、印尼、泰国、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宾、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政治发展状况为期5年的考察和调研,可以发现,政体结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是构成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其中政体结构对权力结构具有规制作用,利益结构对权力结构具有建构作用。亚洲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兴社会集团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其获取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力的努力导致政治体系的变化。而相对于美国政治发展中权力与权利的双重开放,亚洲国家普遍采取了保障民众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的"对冲"发展策略,以防止权力开放导致的社会政治冲突,旨在发挥推动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生产性激励"效应。"快亚洲"与"慢亚洲"的差异表明,传统社会结构限制了国民的平等权利,且易于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因此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程度较高。权力集中程度较高的政体更倾向于优先推进社会理想目标的实现,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而权力分散程度较高的政体更顾及民众的现实利益诉求,更适合于发达国家。     

信息化时代单极多元国际体系特征探析

当代信息技术以电子计算机为主体、互联网为通道、数字化为灵魂,通过催生知识经济,建构网络社会,酝酿新军事变革,助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面貌。信息化是工业化的深化和升华,它以差异性的发展和不平衡性的促进重构了世界各国经济的面貌,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重新排列和国际战略力量的差异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在信息化的时空中,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也在伴随着新兴国家崛起、大国实力对比关系变化、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出现新的变化。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国际政治效应必将产生国际体系结构性变迁的动力,使两极体系让位于单极多元型国际体系。     

从粮食制度理论视角理解全球粮食危机:一项新的研究议程

日益高涨的全球粮食价格引发广泛关注,众多研究粮食价格波动的文献多以市场为中心,对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因素关注不够,要全面理解全球粮食价格的波动趋势还需要分析全球粮食市场的市场结构以及塑造这种结构的政治权力因素.粮食制度理论通过分析政治权力在国际粮食生产与消费体系形成与变更中的作用,指出世界体系中主导国家的农业部门及以其为中心结成的政治权力联盟塑造了世界粮食制度的基本形态.粮食体系周期的变化源于这种权力周期的变更,而粮食危机便是体系内在权力关系失衡的极端表现.     

论公共天下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基于西方主流理论假设缺陷的视角

本文在分析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传统与主要理论流派假设局限性的基础上,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下为公""大道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与伦理意识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假设设定与分析框架,在学术界首先提出公共天下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概念并据此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学术流派,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拓展和创新。公共天下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人类成员共同体假设、人类成员分布理性假设、人类成员善恶概率分布假设和国际社会准政府状态假设作为立论基础,从全球、区域、国家的综合横向和跨层面的纵向角度研究天下人及其构成的以国家为主要代表的社会行为体的经济资源配置与政治权力竞争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规律、影响及治理问题。在基本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建构和解释体系完善则是公共天下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对国际机制发展的重新评估——以权力和制度相结合为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的自助行为是权力相互竞争的产物,而和平稳定有序的国际秩序则来源于权力和制度的共同作用,国际机制就是为适应权力的合理分配而设计的国家间竞争合作的制度化安排。运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分析方法对相关国际机制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可以从权力和制度相结合的角度来评析国际机制的运行和发展。     

世界格局的转换及时代的挑战

当前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综合国力竞争剧烈，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认真把握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发展的特点，深刻认识我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于加快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世界格局的历史转换所谓世界格局，一般是指在一定世界力量对比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结构和战略态势。它是一种世界权力体系或权力结构，是世界政治力量组合和构成的方式，反映着一定时期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的国际关系。世界的历史发展表明，国际…     

重读“马歇尔冲突”——经济思想史视角的梳理

马歇尔冲突,即规模经济和竞争之间的矛盾,是长期以来困扰经济学界的难题。学界一般认为在马歇尔的体系中,规模经济与竞争之间是冲突的。本文通过区分马歇尔经济学与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系统的经济思想史考察。通过回到马歇尔的语境中,考察"规模经济"和"竞争"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可以发现在马歇尔那里,两者是可以兼容的。马歇尔冲突事实上是后来的新古典体系中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之间的冲突。马歇尔对两者关系的处理对实践和经济学下一步的发展是有启示意义的。     

批判性地缘政治视角解读大国权力变迁

权力变迁时期大国势力范围的调整往往是诱发冲突的重要原因。既有研究未能提出和平调整势力范围的条件，且大部分研究忽视了衰退国家的战略选择。基于批判性地缘政治视角，可以发现当两个大国之间发生权力变迁时，冲突的发生与否取决于崛起国家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条件以及衰退国家对地缘政治条件的理解。随着权力结构的变化，衰退国家会加重“地理想象”并夸大安全需求。在当前权力变迁的背景下，美国认为其安全取决于对欧亚大陆沿岸地区的主导权；美国对安全线的建构可能加剧权力变迁期间大国间的冲突风险。美国之所以将中国定义为“威胁”并不完全是由于国际结构变化的压力，也是由于美国对于安全的理解及安全线的划定方式。     

政治亚文化:冲突与和谐循环论

政治文化体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其发展表现为诸多亚文化之间冲突与和谐的循环交替过程。即冲突源于和谐的同时又消解在新的和谐之中;和谐是冲突的和解,同时又孕育了新的冲突。这一过程源于生产力发展的失衡、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政治体系的调试,其中经济发展是动力、社会单位是载体、政治体系是模型。     

政治权力的实现模式、整合及其变革

政治权力是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通常亦是形成矛盾和冲突的复杂领域。如何实现政治权力,是少数人占有还是多数人持有,以及如何分配政治权力,从而避免政治权力冲突始终是政治权力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在西方,分配政治权力采用政党模式,但政党冲突的后果是使政府相当不稳定,为了整合这个问题,官僚政治应运而生。虽然官僚政治具有其优越性,利于保证政府的稳定,但其弊端在形成过程中也不断产生,如何推动官僚化的政治结构变革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政治运动通常是一种整合方式,在其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暴力或激进的行为,但其功能在于政治结构不致僵化而走向衰败。     

制度性权力竞争与中国策略体系构建

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迁显著表现为主要大国间的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中美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的演进方向和方式。国际制度策略体系是中国在制度竞争和秩序变迁中维系自我发展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因素。国际制度策略体系包含存在逻辑递进关系的三层内容:国家处理与国际制度关系的策略(创建、进入与破坏)、国家通过国际制度建立国家间关系的策略(利他、合作、诱陷、强迫和排他)、国际制度间关系的策略(互动、竞合与对抗),三个层面及其具体策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工具对中国的国际制度策略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应通过“改革—创建—退出”三位一体策略进一步完善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更全面地考虑积极和消极的制度方略,更加清晰地确立和传播其和平导向和合作导向,但并不完全忽略强制性和冲突性策略的制度性权力观。中国国际制度策略体系的构建将极大地有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和平演进。     

论影响政府权力运行效率的四种内在冲突

政府权力运行效率高低是由权力运行机制本身决定的,但权力机制设计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冲突,即权力目标确认的抽象性、政府权力边界设定模糊性、权力组织体制选择对官僚制体系的依赖与官僚制低效的冲突,以及公共权力的多重委托代理与有效监督的冲突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