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政策是否有助于生育意愿的提升?——基于“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研究

在生育率非常低的情况下，国家支持性政策如何支持更高生育率的问题将是理解未来生育模式的核心，系统分析国家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对个人层面上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发现：(1)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显著促进了个体生育意愿的提升；(2)上述作用对农村和低收入人群的积极影响更大，但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3)“成本效应”“兼容效应”和“和谐效应”是学前教育政策促进生育率提升的三个重要渠道。政府应加大支持性教育政策实施力度以减轻中国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在提供高质量教育与支持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农村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尤其要加强支持性政策与生育政策间的协同配合，这些都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生育率。     

农业补贴政策与农村收入不平等——基于农村贫困地区住户调查的分析

基于农村贫困地区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农业补贴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补贴低收入农户既能降低组内不平等,又能降低与高收入农户的组间不平等,农村收入不平等降幅较大。补贴高收入农户虽然能降低组内不平等,但是增加了与低收入农户的组间不平等,这两个作用相互抵消后仍使得农村收入不平等小幅下降。补贴所有农户既能降低农户的组内不平等,又能降低组间的不平等,农村收入不平等降幅较大。补贴低收入农户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幅度略小于补贴所有农户的效果,但所需农业补贴资金只占补贴所有农户所需资金的30％。由此可知,现行补贴低收入农户的政策是最优方案,既起到提高农户收入又起到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     

中国农村生育率的下降:一项基于行为制度方法的研究

有很多模型解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及其在不同地区起始时间的差异。对于引起生育行为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是有意的政策控制,还是体制变化,抑或是通常的现代化因素,学者们各有争论。在此,我们采用一种行为—体制化的方式将分析从3个不同农村地区收集来的民族志和问卷调查资料。这3个地区包括浙江省的萧山县,河北省磁县,和广东省英德县,它们生育率下降的模式各不相同。我们的分析显示,以上3组因素没有一组能独立解释这3个地方生育率下降的不同开始时间和不同速度。要解释3地生育水平下降的不同模式,我们需要考虑生育率下降早期,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如教育的普及,生育控制的意识形态,社会性别关系等)和政治经济体系(如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集体劳动体系等)在内的各种地区差异。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除受地区间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制约外，还取决于农民自身对政策机遇的把握，包括级差收益、市场化、分工专业化和产业化。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及地区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及缩小、城乡收入差别的变化、工资性收入分配的不均等以及农民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大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等。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是分配差异过大造成的，因此必须进行农村宏观分配关系综合改革，建立与农村微观经济相适应的宏观分配体制。     

九十年代中国生育和人口自然增长水平研究——县级社会经济、民族和生育政策因素的综合分析

由于中国各省内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差异,现有的省级水平上对生育率影响因素的宏观分析很难给出较为可靠的定量分析结果。本文利用１９９０年我国２０３１个县（市）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民族类型和所在地区的生育政策等资料,分析了在低生育水平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文化）和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省级生育政策对县级生育水平的差异起着重要作用,县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类型对生育水平有十分显著的影响。研究还揭示,中国各民族之间生育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政策的差异所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死亡率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社会经济因素后,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并不显著地高于汉族地区。因此,中国民族之间生育水平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致     

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研究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人口学根据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的经验总结出一套生育率转变的标准模式，即经济发展是生育下降的唯一动因。本文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生育率的转变有别于传统的标准模式，即在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创新为生育率下降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表明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走的是一条计划生育与社会发展并举的特殊道路。     

中国的低生育率

本文对我国生育率转变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计划生育的努力目标,我国的低生育率已成为现实。由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育率下降起点高但降幅大,因而我国人口的急剧转型引起社会经济转型滞后而产生诸多挑战。但必须充分认识到,与持续低生育率相伴随的问题,既有消极方面,更有积极方面。生育率下降在带来与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变化相伴随的一系列问题外,也将对我国的教育、就业、妇女地位等产生积极的深刻影响。从发达国家经历看,低生育率引起的人口零负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福利的影响更取决于社会条件、经济形式与制度性因素,因此,不仅人口政策必须要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加以考虑,而且要通过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来减少和消除低生育率的消极后果。     

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运用生命表分析方法和罗吉斯特多变量回归分析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了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对生育率的影响。作者指出，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在前期（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削弱了较早实行改革地区的生育控制。而在后期（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则使较早实行改革地区的生育控制相对得到了加强。与较晚或未实行改革地区相比，较早实行改革的地区在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间因计划生育政策放宽引起的生育率回升幅度较小，有的甚至继续下降。作者对于这一实证研究结果给予了理论上的解释，并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村成长经历会影响城镇家庭储蓄率吗?——来自CHFS 2019的经验证据

由于城市与农村的经济金融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成年前在农村成长的城镇居民比在城市成长的城镇居民具有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从而更加偏向低消费和高储蓄。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将“目前居住在城市地区且拥有非农业户口、18岁之前为农业户口”作为“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界定标准,实证检验城镇家庭户主的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户主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比户主没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有更高的储蓄率,风险态度和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户主会因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而导致其家庭储蓄率较高;农村成长经历对储蓄率的正向影响在户主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资产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家庭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从改善城市的经济金融状况(降低生活成本、增强社会保障、减少不确定性等)入手来释放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并通过改善风险态度、加强金融教育、缩小城乡差距等渠道来降低农村成长经历对城镇家庭储蓄率的正向影响。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区域性差距研究

通过对1992-2008年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纯收入泰尔指数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不平等程度不仅存在区域间扩大的趋势,也存在着"俱乐部发散"的现象.利用基尼系数分解发现,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区域间和区域内的收入不平等影响存在巨大的差异.建议中央政府继续增加专项资金扶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通过优惠政策鼓励中西部地区居民增加生产性现金投入.各地方政府要从战略规划上对农村地区发展进行政策倾斜和产业扶持,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缩小收入差距.     

城镇化与人口抑制之间的内在机制分析

近年来,法国、德国等很多高度城镇化的发达国家,生活很富裕,但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在我国,继上海自1993年以来出现人口负增长后,北京也出现人口零增长。而我国许多农村特别是有些偏僻边远的农村地区,山穷地少人多,人口生育率反而比城镇高许多。越穷的地区人口生育越多,越富的地区人口生育越少,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这对我国已经而且正在进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什么启示?21世纪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据此是否该作出调整?或者说城镇化对抑制人口增长有什么内在机制?本文试图对此做一些探讨,以求教于同行。初看起来,城镇化与…     

“低生育率陷阱”风险下如何实现生育率翻转?——东亚和欧美的经历及对中国的启示

从实际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来看,中国正处在一个"低生育陷阱"的风险中。既有经验表明,低生育率有三种发展路径:翻升、持平、持续下坠。分析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生育率持续低迷背后的原因;也考察了实现低生育率持平甚至翻升的欧美发达国家,发现不同的福利模式具有不同的提升生育率的作法。通过比较,发现北欧模式与自由主义模式中的"去家庭化政策"(托育)比欧陆保守社团主义模式的"再家庭化政策"(亲职假、津贴)对提升生育率更为有效。而重视性别平等政策的北欧模式比自由主义模式更能普及照顾弱势,因而提升生育率的效果更好。以此总结了以上经历对中国可能的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就业影响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GMM)分析方法

根据1996-2011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就业影响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城镇就业具有较强的创造效应,而滞后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城镇就业的影响均不显著;上一年度FDI对中部地区城镇就业具有挤出效应,而其他时期的FDI对中部地区城镇就业的影响均不显著;FDI对西部地区城镇就业不产生挤出效应,而且滞后2期FDI对西部地区当年城镇就业的创造效应显著.     

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本文借鉴内生增长理论的相关文献,并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试图将人力资本、生育率以及二者的互动影响作为观察和分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变量。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马尔萨斯稳态,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根本原因;而城市部门已进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率共同推动的持续增长均衡阶段。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应是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降低其生育率。城乡教育结构调整可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首选政策,同时以城市化推进政策相配套。     

生育政策的哲学思考

遏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太多,促成这一现实的直接因素则是妇女生育率过高。生育政策对妇女生育率的提高或降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对于生育政策的作用程度之大小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对生育政策的性质、作用等进行一番研究。 一、生育政策及其本质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事关健康中国建设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微观个体视角探究互联网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虽然提高了老年人健康水平,但显著扩大了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程度,形成老年人健康收益的数字鸿沟。这一效应还呈现性别、年龄、城乡、区域异质性,使用互联网显著扩大了男性、低龄、城镇和东部地区老年人的健康差异。机制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分别起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在数字包容理念下,应从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和适老化改造、老年教育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助力老年人跨越互联网“接入沟”和“技能沟”,使全民共享数字红利。     

电视媒介对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的影响性分析

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可看的电视节目资源较为匮乏。本文基于民族志研究方法对农村少数民族生活与电视媒介关系的案例解读,展现中国农村少数民族与电视的全景式分析;探讨在社会转型时期,电视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肩负的重大使命。农村少数民族受众社会转型研究的缺失是学界与业界共同存在的问题,教育、媒体、社会各方力量应通力协作,充分发挥电视促进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作用。     

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我国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低于更替水平，低生育率是新时代我国人口的新变化、新特征，并成为一个凸显的人口问题。因此，了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尤为重要。为探究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运用CFPS2018年数据发现：（1）多层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2）整体社会资本可提高育龄群体的满足感，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导致其生育行为减少；（3）多层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较高年龄组的个体社会资本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在30岁及以上群体中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社会资本上。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有影响，特别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能满足人的多重需要，更显著地降低了生育需求，进一步造成了低生育率结果甚至是超低生育率。     

印度发展少数民族区域经济的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印度政府实施保障少数民族就业、合理分配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利益、促进民族地区农村发展等发展少数民族区域经济的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根据印度发展少数民族区域经济政策的经验,我们应通过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缩小与消除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落实促进少数民族就业的政策、破解少数民族就业难题,建立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合理机制、开发与保护同时并重,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新村建设、提高少数民族生活质量等措施来促进我国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缓贫效应: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证据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中国农村反贫困的重要制度,基于民族地区农村家庭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农村低保制度在缓解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中均发挥了积极但较为有限的作用,这些作用在地区间和民族间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如此,低保家庭成员对农村低保制度给予了较高评价。在缓贫效应方面,低保待遇缩小贫困差距的作用要大于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并且,低保待遇对少数民族家庭的缓贫效果要好于民族地区汉族家庭。在收入分配效应方面,总体上,低保待遇仅能使农村家庭基尼系数和人均家庭收入离散系数分别降低3.5%和3.2%;但低保待遇缩小少数民族家庭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好于汉族家庭,缩小民族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则大于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作用。此外,低保家庭成员的主观评价也反映出了农村低保制度在管理运行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