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图”为方法考察“文学中国”——中国文化绘图人杨义为浙大EMBA学生讲述“文化中国”

“地图”作为一种解读中国文化的方法论,融合了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地图”的方法解读文化中国,首先要面对民族承续性和生命力的问题。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产生了跨地域的文化对撞和文明重建,促成了南北融合。中华民族形成了“中心凝聚力—边缘活力”的复合型动力机制,中心凝聚力和边缘活力是互动的结构。家族命题是中国文化的实质性命题,讲中国古代文学不讲家族问题,往往是讲不清楚的。国族问题是家族问题的拓展和深化,关系到先秦诸子进行思想原创的文化基因,只有深入国族考究,才能提供先秦诸子发生学的真确依据。描绘中国的文学地图必须在时间维度上增加空间维度,恢复地图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用地图的方式重绘文学中国,其意义绝非单纯的补漏,而是对传统文学形态的现代重塑。     

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动力系统与"边缘活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里少数民族文明跟汉族文明之间，存在着共生性、互化性和内在的有机性，共同构成一个互动互化的动力学的系统。中原文明领先发展，它所产生的凝聚力、辐射力，加上少数民族的“边缘的活力”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把握这种“内聚外活”的文化力学结构，才能梳理出中华文明及其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     

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现象及其文化内涵

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着“指路”现象。“指路”是指明远祖发祥地的意思,大致包括指路经、送魂、迁徙史诗、历史符号、谱牒、民族称谓等内容。在指路现象中,包含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反映出各族群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信息以及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思想中牢记族源、以史为根、以人为本的核心内容。     

客家人“不忘祖宗言”探析

金元时期,北方的女真族和蒙古族相继入主中原,这些游牧民族所带来的阿尔泰语系对中原汉语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使之发生大裂变。客家话所传承的,正是这次大裂变之前的中原正音。以维护汉文化为己任的客家人将中原正音作为“祖宗言”而世代传承,也就传承了中原正音通行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客家人的迁徙方式和文化意识,使客家话与粤、闽等方言以及各种少数民族语言,在分布上相互掺杂,在使用上相互兼容,形成许多“双方言区”。客家话在分布上的特殊格局,体现了“和而不同”的传统精神。     

民族融合在国家统一中的作用

本文首先从中原优越的地域条件来分析中原文明在周边各族中的领衔地位,从而说明中原文明对周边各族的强大的吸引力。在吸引和被接纳的过程中,中原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相互学习磨合,最终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统一体,从而从民族的历史渊源来说明民族融合在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功不可没。另外也从各王朝处理民族事务的专门机构的设立以及民族迁移来说明民族融合对各族“统一”观念形成的作用。     

民族迁徙是解读我国民族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

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的迁徙,不仅是认识和解读我国各民族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认识和解读我国多民族格局形成、发展以及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古代少数民族通过东西和南北向的迁徙,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得到了广泛而密切的交流。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战争和民族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民族的迁徙。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迁徙使有关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促进了有关各民族族体的交融和整合,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涵化”;少数民族内迁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边缘活力与“西游故事”的多民族叙述

“西游故事”的演化传播是在中华文学版图内发生的,是在中原动力与边缘活力“内聚外活”的文化力学结构内实现的。边缘地带的多民族叙述一方面容受中原文化,又反馈于中原文化,一方面吸纳异域文化,又经内部多民族交流整合后向中原输送,仿佛“两重滤器”。在古代“一带一路”的历史空间背景下,西北、西南、东南多民族地区表现得格外活跃：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北板块承担了故事早期演化的主动力功能;由川滇缅印通道贯穿的西南板块贮存了故事早期形态的“活化石”;以泉州为中心的东南板块将海外因子与闽地民间信仰结合,推动了人物形象的完善、定型。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来的新活力,则推动了故事的世情化、戏谑化、游戏化转型。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认同问题研究述评与讨论

全球化带来全世界发生变化的同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交往与联系得到加强,使得社会开放程度、文明程度、文化发展程度不断深化,学术界不仅注意到了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也在分析全球化对民族及其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大批宏观和微观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审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以“地方性”意识反观民族及其文化,会发现在对全球化时代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怎么影响、民族文化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怎么变化、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变迁与认同及文化建设等问题还存在较大的阐释空间需要我们关注和探讨。     

楚辞、汉赋与北南文化交流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有着多种源头、多层蕴涵,栖息于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先民,在各自具有独特规律的进程中,又在相互交流、吸收中,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共同创造了五彩缤纷的古典文学。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黄河流域中原文明领先发展,一旦与周边少数民族富于活力的文化发生碰撞、结合,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推动中国文学出现崭新的景观。文章仅以黄河流域华夏文化与南方民族文化交流现象突出的楚辞、汉赋为例来谈一谈。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黄河河源文化

江河源文化是大江大河起源段的“地理—社会”空间文化。在黄河文化的研究中河源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看,黄河河源文化具有久远性、复合性、辐射性、传递性特征。黄河河源文化在自身的演进过程中一直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表现为:将游牧文化带入到中华文明之中,形成中华文明的底色;古羌人在华夏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带动众多族群（特别是藏族）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江河源区共同的源头、共同的文化和横跨黄河长江的人口迁徙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联结为一个整体。对江河源文化的整体性认识,有助于形成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试论百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无论是早期的华夏族,后来的汉族,还是今天的中华民族,都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古代的百越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一直居于重要的地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早在新石器时代,百越先民曾经有过一次大规模、远距离的历史性迁徙,遂使其文化传播到一个相当广大的地区。其突进中原的一支,成为华夏族的主源之一,参与了中国第一王朝夏朝的创建,甚至还有可能居于民族主干和政权主导的地位。战国秦汉,是中华民族从华夏族演进到汉族的重要时期,百越民族大规模融入华夏、汉族,壮大了汉族的队伍,成为汉族的重要族源之一。在今日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又至少有11个民族被公认为源出古代百越,占总数的五分之一,百越后裔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云南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研究

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资源丰富,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古籍具有鲜明特点,是我国古籍资源中的奇葩。由于自然和非自然的原因,许多民族古籍在流传过程中遭到损坏。因此,对这些古籍的修复是十分必要的。传统修复技术是在对汉文古籍的修复过程中总结的,但却不能完全应用于少数民族古籍的修复。     

多民族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编撰侧议

中华民族文学是多民族文学构成的共同体,具有多样统一的特点.一般来说,目前流行的高校文科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绝大多数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多民族性这一特点,所述内容基本上是汉族文学及少量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汉文创作.亟须编撰尽可能真正再现中华多民族文学原生态和民族特点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正确认识并解决好相关的理论问题是编撰多民族文学史教材的前提.应以多民族文学史观为指导,从民族融合和民族文化融合的切入点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及其流程,对古代少数民族的作家书面文学和民间文学口头创作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基础研究和各民族文学专史的编写是综合性的多民族《中国古代文学史》产生的必要条件.     

论金代多元一体的各民族文学（下）

金代各民族文学成长于汉民族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游猎文化的结合部,蕴含着游牧狩猎文化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从而为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注入了勃勃生机与原始活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融合是中华文明不断更新与发展、永不停顿与衰败的一个关键原因;而金代文学在中华大地上的崛起,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文学互动互补、相激相融历史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对于这一点,亟待文学史家在新的世纪构建中国文学史完备框架和科学体系的宏大工程中予以高度重视,并对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进行认真反思。     

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龙山文化重要因素为核心、为主体,同时吸收一些其它考古学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作为夏王朝物化载体的二里头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时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青铜时代的夏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是“华夏文明”与“华夏族文化”的物化载体,这些考古学文化所属的社会“共同体”,对当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处于“主导”地位。西汉王朝真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业,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汉族”,以汉族为主体又形成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汉文化,它的时空以汉代的中原地区为中心,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向周边扩大。考古发现证明,自夏商周至汉唐时代,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华夏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清代描写少数民族竹枝词述论

清代诗人以少数民族为描写对象的《竹枝词》,大约有600首左右。其中所描写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台湾的高山族,西南地区的苗族、白族、土家族,西北地区的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东北地区的满族、鄂伦春族等。这些数以百计的"少数民族竹枝词",不仅在乐府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昌盛,也是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与作用的。同时,这些《竹枝词》又表现出了两大特点,即一为鲜明而浓郁的民族性特色,一为融文学与史乘于一体的纪实性特征。     

道教传播与少数民族盘古神话

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盘古神话不是当地原始社会神话的遗存,而是汉籍中的盘古神话随北方汉族道教在南方的广泛传播而流传开来的。神话传播研究是研究少数民族神话的基础和前提。用西方进化论神话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方法值得纠正。     

试论越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

将古越人迁徙与其先进文化的传播相结合,以考古发掘、文献资料和学术界已有的相关成果为论证依托,说明在古越人的迁徙过程中,越文化对其所到之处诸如中国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台湾、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地的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