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本的N级编码论——从“大传统”到“小传统”的整体解读方略

文学人类学的核心问题是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复杂关系。本文提出的N级编码理论,兼顾无文字时代的文化大传统与有文字时代的小传统,从文化表述的讨论,引入文化编码的讨论,以鸮女神和蛙女神崇拜的图像叙事为例,将史前期的文物和图像视为一级编码,汉字为二级编码,汉字书写的早期经典为三级编码,此后的相关主题写作,直到莫言的《蛙》,统称N级编码。提示N级编码理论对于打通古今中外文学研究的可操作性,尤其是如何通过新发现的大传统知识,重解小传统的文本。     

文化“大传统”之述与见——田家沟“玉蛇耳坠”出土意义再探

从词源学看,"传统"核心意义是"由昔而今世代传承"且具有范型意义的"伟大传统",它使代际之间、历史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几大基本"传统"范式中,言、形与物是"时间距离遥远"的传统,与"文"相对,恰好是"great"和"little"相对应而被人忽视的不隐含价值判断的中性意义所在,和人类文明史整体视野对大小传统反转改造的立论基础。出土珥蛇、珥玦与文献、口传神话信仰遥想呼应,见证了大小传统互补互证。传统本质上是"过去"延传至今的述与见,是今人探寻历史奥秘的一种视角     

尊重与呼唤并行——从传统文化的视角解读“以人为本”

在整个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中,以人为本是其核心内容;这里对人的定位显然不是局限于人的生物属性,而是以超越的道德属性为根据。那么以人为本就不仅仅是对人的尊重和肯定,它的提出更是在针砭时下物欲横流、人性迷失之弊病,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对价值彰显、人性回归的一种鞭策和呼唤。如何为人撑起道德理性的天空以确保人性的光辉?如何为以人为本在哲学层面上找出价值论依据?传统文化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刍议反传统及传统的再读与重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谈起

本文立意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论中,探讨对待传统应持有的鉴别而区别的态度及其哲学依据。并指出激进派和保守派对于传统的解读都不是实践的态度而不具有现实的危险。从实践的角度上来说,传统不是抽象的空洞物,而是作为我们的生存方式内在于我们又超越我们。     

红山文化玉蛇耳坠与《山海经》珥蛇神话——四重证据求证天人合一神话“大传统”

［摘要］将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和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概念加以再造，按历史的时间长度作为标准，重新划分大与小，应把文字书写以来的传统作为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承视为大传统。早期文字典籍如《山海经》中保留着众多来自华夏大传统的史前信息。由于文化变迁后的遮蔽和遗忘，其中很多内容沦为后人难解的哑谜，如夏启珥蛇乘龙佩玉璜等描写。考古发掘的文物作为实物证据，能够让今人超越小传统的迷惑，解读文字编码背后之谜，洞悉大传统的神话观念信息。2012年发布的红山文化新出土蛇形玉耳坠，作为第四重证据发挥出图像叙事的作用，将两千多年前的《山海经》珥蛇母题，一下子向上延伸到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并作为大传统的天人合一神话观之存在的证明。     

为什么说“玉文化先统一中国”——从大传统看华夏文明发生

大传统新视野为探寻华夏文明独特性找到重要线索。在距今4 000年之际的文明国家形成期,中原地区金属生产尚处于萌芽状态,与华夏社会共生的核心价值体系来自早于金属生产的玉礼器生产,附属于史前宗教祭祀仪式,形成一整套玉教神话观,并通过长期的文化传播逐渐构成中华认同的精神基础,在观念形态上统一了中国多数地区,这要比秦始皇用武力获取的行政版图的统一,早两千年。     

“主客相分”与“天人合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哲学反思

从科学与技术哲学现代性的话语中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看到，对现代性缺失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在思维方式上实现“天人合一”到“主客相分”的转换；在本体论上，重构具有现代特质的概念形而上学，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型。     

精华与糟粕：传统不是“烂苹果”——浅议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

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是其生存、发展、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必修课。综合分析文化传统的优点和缺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现实主义态度，是公认最科学合理的选择。然而，文化传统却不是一个已经成熟、最终定型了的“烂苹果”，可以简单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活”的生命系统。只有立足于当代中国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发展，立足于中华民族的现实需要和能力，“从我出发”，才能在创造性的建设中，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开拓未来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现代化之路。     

从建筑现象看民族传统村落文化的迷失与“回归”——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

影响传统村落建筑演变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并非村落村民对私人或者公共活动空间的追求,而是取决于传统村落文化的变迁。贵州肇兴侗寨建筑从"木质结构"到"方盒子式水泥结构",再到"下砖上木"或者"外木内砖"的二元制结构的变迁路径,深刻揭示出建筑背后所隐藏着的现代城市文化与传统村落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其中不仅牵涉肇兴侗寨村民对其传统村落文化排斥与迷失,以及对城市文化的向往与追求,暗含肇兴侗寨村民、当地政府、游客等多方利益与文化诉求的博弈和互动,还关乎在旅游资源商业化的背景下民族传统村落文化原生态保护问题。基于此,该文认为应该通过控制过度商业化的发展态势、将特质文化保护区与居住区相分离、产权置换等方式,寻求民族传统村落文化的"回归"。     

论罗兰·巴特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从“神话学”到符号学的转换

现代意识形态往往自诩为是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言说,因而可以讽之为神话。神话学方法运用讥讽旨在揭露近现代文学创作在价值中立立场掩盖下的去历史性。符号学方法则揭示出文学或文化的生产借助于语言符号系统的意指活动将其包含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意义自然化。从神话学方法向符号学方法的转换表现出罗兰·巴特的包含历史主义的结构主义转向。     

同光体与南社兴衰关系的文化解读——被革命“误读”的传统与“现代性”的艰难抉择

20世纪初的中国诗坛,同光体诗派与南社诗人团体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双峰并峙。这不仅是诗学思想自身衍变的结果,而且也是具有文化意味的社会现象。文学史的书写常以"革命的、比较进步的"南社和"保守的,比较落后的"同光体相比较,仍然局限于南社式的"误读",同光体与南社的文化本质仍处于遮蔽的状态。透过南社兴衰原因的考证,发现"同光体"在这场斗争中只是一个被"革命"有意"误读"的传统。这种"误读"更多出于"现代性"艰难抉择的结果,而并非是纯粹的诗学论争。其深层的原因是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激进主义的对立,进而表现为士的精英文学与民的布衣文学的对立,以及内凝涵养与外向冲动的对立。     

我国法治建设的文化经验与实践进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视域

中国的法治建设要有自己的文化根据,延绵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丰富资源。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辩证看待传统文化对法治建设的影响,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传统文化,立足国情世情坚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总结我国法治建设的文化经验,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当代智慧和现代意义,探索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实践进路。     

“城中村”改造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以昆明市子君古彝村为个案

随着昆明市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城中村"改造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日益突出,其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居住在滇池东岸的子君村是彝族支系子君人世代聚居的少数民族村落,迄今仍保留有古老的彝族文化,但是在昆明新的"造城"运动中,子君村原有的土地不断被征用,民族文化也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民族地区的"城中村"改造应该更多的关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文化多样性是城市产生、存在的根本,有益于地方秩序稳定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明清时期中朝关系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对“朝贡”和“三田渡盟约”的深度解读

明清时期,朝鲜王朝对华践行历代“朝贡”制度,秉承中华仁与礼乐的文化理念,在签定并履行“三田渡盟约”过程中,以“尊周思明”为“内刚”,与清和好为“外柔”,在“刚”与“柔”之间灵活运用了儒家中庸方法论中的“时中”之道,使两国关系运行在“克己复礼归仁”的正常轨道上,在中朝关系史中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