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是继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后又一大规模改流运动。但它的改革范围,则超过了历次改土归流。即不单是政治上的改革,而且对于与土司制度相适应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这在我国近代史上,也是藏族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本文拟就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清政府经营川边的最初措施与改土归流经过,改革内容和改流后的设施,以及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加以论述。     

试论西藏地方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赵尔丰

川边藏区历来与西藏关系密切,可以说是西藏的大后方.在"清末新政"改革中,清政府为了实现"固川保藏"的目的,派赵尔丰在川边藏区实行了包括近代教育改革在内的"新政".在这场被称为"改土归流"的近代改革中,赵尔丰顺应全国废除科举、广兴学校的历史潮流,在川边藏区大力推行近代教育改革,通过采取广办学堂、劝谕藏民子弟入学等措施,普及了文化,推动了川边藏区和西藏地方近代教育的兴起,对安边御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张荫棠、联豫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推行近代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清末川康战事——川西藏区改土归流的前奏

清末川边战事近年来成为康藏研究中透视近代边疆社会变迁和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一个焦点,本文围绕清末一系列针对康区寺院（巴塘丁林寺、乡城桑披寺、盐井腊翁寺）的战事展开讨论,对清朝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治边方略以及康巴地方实力派（寺院、土司）在战术上的回应加以分析。清末川边军事化的过程对后来康区政局的改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改土归流等边疆整合措施作了铺垫。与此同时,川边军事化也引发了四川经济和军事体制的改革,认识清末康区的现代性变革,也应关注四川省政的变化。     

甘孜藏区学校教育开发史概索

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清末民初时属“川边特别行政区”,民国28年(1939年)西康建省后,属西康之康属地区。故也有“川边”、“康区”之称。该区教育渊源流长,但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开发甚晚,初始于清末“川边改流”之际。其历史大体可划分为清末“兴学”、民国的颓废与复兴、新中国的大发展三个时期。一、清末“兴学”(1907—1911年) 1.清末兴学前的藏区教育     

清末屯垦政策在川边藏区的实施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文章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家政策为切入点,利用大量历史文献及档案资料,分析了清末中央政府在川边藏区实行的屯垦政策。根据分析,认为此次屯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川边藏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限于自然环境的制约,清政府对此次屯垦活动持较为理性的态度,开垦力度有限,使之总体上未超出当地自然环境的承载力。     

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研究

在清末“新政”“兴学”和川边“改土归流”的大背景下,川边当局设立关外学务局和劝学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划分学区,“强迫”当地藏族子弟入学,注重普及初等教育,重视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拨付较为充足的教育经费,采取结合当地特点的教学课程及课本等措施,使川边藏区近代教育开始起步,并有所发展.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原因,存在的问题,则可为今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之借鉴.     

清末川边兴学概述

二十世纪初,即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清政府对川边藏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的同时,在川边地区广泛兴办学堂。这在客观上加强了汉藏交往,促进了这一落后地区的开化,也为以后西康省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研究这一课题,不仅对研究清末川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所帮助,同时也是研究近代川藏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川边,即指原西康省辖区,主要为藏族居住地。川边界于川藏之间,南接云南,     

近代内地会传教士叶长青与川边社会——以《教务杂志》史料为中心的介绍探讨

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传教士叶长青(James.Huston Edgar,1872～1936年)是清末民国时期川边传教布道的重要人物,著述颇丰,在人类学、地理学、考古学、宗教学等方面有一定建树.他还对川边嘉绒藏族和白石崇拜宗教信仰进行过考察.经研究考证,他的中文名字为叶长青,国籍为澳大利亚.从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四章第五节"川边"内容的出处来源看,编辑存在有疏漏不当之处.     

赵尔丰及其巴塘经营

提及赵尔丰,清末民初大凡川省或是川边藏区的人,无不知晓其人。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赵尔丰出任四川叙永厅永宁道台时,曾因残杀古蔺县无辜三千余人,从此“赵屠户”的浑名蜚声遐迩。无独有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川边巴塘县的藏族人民高举反清斗争的义旗,旋被出任建昌道的赵尔丰血腥镇压,剿杀藏民数百人。是     

民国时期川边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矛盾调处机制研究

经过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川边土司政治影响力逐渐式微,在民国时期逐渐向地方乡绅转变.此间,川边土司一方面依然依靠传统的藏传佛教力量维护其在地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则与藏传佛教寺院因各种利益关系产生矛盾.民国时期川边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之间冲突体现在“大白事件”和“朱倭土司与灵寿寺械斗”事件,调节这一时期川边土司和辖区外相互没有政教隶属关系的藏传佛教寺院的矛盾,倚重于国民政府以政治调处结合军事威慑的调处机制化解双方矛盾.国民政府对双方矛盾调处的掌控力不断加强,成为民国时期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矛盾调处的主导力量.     

撒拉语和土库曼等语的关系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地域特征,撒拉语既有古突厥语的特点,同时又因与周边语言的联系而有自己新的发展。它的突厥语特点代表了几种历史层面,这种层面反映出与不同突厥语群的联系。由于复杂的共时特征和与历史记载的差距,对于撒拉语进行分类是很困难的。根据如下两方面的论述:1和乌古斯语的发生学关系;2和南西伯利亚语和克普恰克语长久的联系,本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同意撒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有发生学关系的看法。     

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

从公元七世纪初以降,吐蕃先后兼并了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羊同、苏毗、吐谷浑等族,与这些民族发生了密切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本文引用敦煌、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文献,结合汉文文献,深入地讨论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小王和吐谷浑臣僚、民众的情况,力图揭示出吐谷浑被吐蕃征服以及逐步融合的历史真相.     

试论噶当派的兴起原因及历史影响

噶当派是11—15世纪藏区影响较大的一个佛教教派,其兴起原因主要在于它适应了当时藏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藏区佛教的发展方向。本文强调指出,噶当派在教理教义、寺院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影响了其他教派的产生与发展;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也与其作为藏区第一个佛教教派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此外,噶当派对藏区社会的其他方面亦有影响。     

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问题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法规 )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自治权。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而具有法律性质 ,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上级国家机关要尊重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但自治法规不能规定和约束上级国家机关。制定机关和批准机关对于自治法规都享有“半个立法权”的说法 ,实际上是把报请批准自治法规视同提请审议自治法规案 ,把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法规制定权等同为拟定权。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法规报请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的规定 ,是一项宪法原则 ,这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一大特点。在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问题上的分歧 ,源于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世纪之交世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背景及其理论探析

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在世界各地迅速泛滥的背景错综复杂,包括民族怨仇、殖民统治及大国强权政治等历史根源;东、西方冷战终结和雅尔塔体制解体的国际大气候;某些国家政府民族政策的严重失误、西方世界有目的的推波助澜等内外缘由;以及世界现代化、全球一体化大潮所激发的各民族经济、文化权益之争等深层因素。民族自决权原则的真谛是遭受外国异族统治的殖民地附属国各民族的非殖民地化,它与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紧密相联,不能不顾相应的历史条件,无限扩大民族自决权适用范围。倡导民族国家在民族结构上的纯粹性和单一性的“一国一族论”,以及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组成一个国家的“一族一国”论,在理论上是极端偏狭和荒谬的,在实践中也势必增强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非理性和破坏性     

中央政府支持边远地区的经济项目在立项设计、效益评估方面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

本文从建国后中央政府支持的边远地区经济项目的得与失出发,阐述了这些项目设计立项时应当考虑的各种因素及效益评估办法。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

历史观是记忆的出发点和认同的基石,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四个与共”的结构一体性和“四个共同”的过程延续性,为中国历史政治基因的延续性、合法性提供了理念维护,为多民族国家整合、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素材,也是对外部挑战的理念回应。问题史观通过修改历史认知坐标系和思维方式,销蚀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二元史观、多元文化主义史观等问题史观冲击了中国历史主流话语的延续性、一体性、主体性和本土性。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立场,以强化中华民族史观认知、凝聚“五个认同”历史情感、坚定历史自信为关切,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评价标准。     

犹太人杰超常涌现诸因素分析

犹太民族以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并为人类贡献了大量杰出人才。犹太人杰的超常涌现与犹太民族视学习为敬神的宗教观念和崇学尚智的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而以家庭、会堂、犹太中心为基础的教育实践 ,开放的民族心态 ,兼收并蓄的文化机制 ,备受迫害的民族流散经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 ,本民族杰出人物对民族精神的培育、激励作用 ,则共同形成了犹太人杰超常涌现的精神沃土     

浅论入关前满族社会的文化特色

人关前的满族正处在由一个生机勃勃的氏族社会末期向封建制度的转型时期,其文字、宗教、服饰、婚姻制度、社会组织形式都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由于满族上层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开明措施．使满族在大力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同时．又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从而成为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发展的良好范例,对于新时期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