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竹国的农业文明探讨

孤竹国作为我国北方最早建立的方国,传国千年,其经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华夏文明影响甚深。孤竹时期的农业经历了由萌芽到规模生产的过程,主要从学界对孤竹农业经济的观点、孤竹国农耕环境以及主要的农业生产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揭示其对社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做出的历史贡献。     

孤竹文化疑议

主要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考证了孤竹文化的四个标记：首阳山、孤竹器皿、孤竹、孤竹语言。＂首阳＂意思是东山,不是专名。孤竹器皿中的＂亚＂只是个方框,＂微＂应是＂微子＂。＂孤竹＂指＂天子＂,古代君王自称＂孤＂也来源于此。综合而言,孤竹国的民族语言应是匈奴语。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谬误举要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是一部专门研究十六国地理的著作，但该作谬误甚多。本文分误入境外郡县、州郡县统属错误、部分郡县失载、同一地前后重出、引证史料错误和史料所系郡县错误等方面举例述其谬误所在，以便于更好地参考利用此书。十六国疆域研究的难度较大和洪亮吉对史料缺乏考辨，是《十六国疆域志》中舛误甚多的主要原因。     

郑国的都城与疆域

西周末期,郑桓公友以王室司徒的身份强占了河洛之东的郐、虢二国共十邑之地,建立郑国.郑国有国都新郑,别都栎.国都新郑内有宗庙和宫殿,城墙有5座城门.郑国以新郑为中心进行扩张,成为春秋前期雄踞中原的重要诸侯国.     

博尔赫斯小说疆域的超越性

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在表现的疆域方面作了许多有效性的突破,这种突破具体表现在他对线形时间观的悬置和对空间上诸多感觉障碍的消解。他的小说借助于“玄想”的运用,在选材上往往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可能”和“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之间寻找切合点,在可以感知和可以想象的世界、在瞬间和永恒之间做了无痕迹的对接和跨越,这样就使得他的小说在表现内容上和传统小说相比发生了一种质变。     

清王朝国家疆域边界意识简析

影响清帝国统治阶层疆域边界意识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清帝国在北方与俄罗斯进行边界争夺,后经谈判勘界,刺激清帝国统治阶层清晰的"北部边界"观念形成;二、在清帝国南部及西南部,由于与历属中央王朝的"藩属国"接壤,在传统"天下-王土"观念影响支配下,清帝国没有明晰的南部和西南边界观念.传统"王土"观念在中国历代统治阶层思想中根深蒂固,它无助于中国在走向近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过程中,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和措施捍卫国家疆域和领土的完整.     

试论夏商周三代政治疆域的主要特征

古代国家的政治疆域是统一王朝中央权力控制下的、具有大致范围的政治统治区域。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平行并进式”特点 ,决定了夏商周三代政治疆域的传承与包容关系。三代政治疆域有四个显著的特征 :一、政治疆域的模糊性和多变性 ;二、早期国家政治疆域中的数都并存意义 ;三、政治疆域中的“点”、“面”与“虚”、“实”关系 ;四、三代政治疆域统治传承的法理性。     

唐代西北疆域的变迁与边塞诗人的地理感知

边塞诗是唐人对"异域"世界感知的重要载体。初盛唐时期,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边塞诗人对新开拓的西北边疆有了全新的地理感知,这种感知使该时期的边塞诗显得恢宏豪迈、雄浑壮阔;中晚唐时期,西北疆界被不断压缩,诗人对边塞的地理感知随之与盛唐有异,在诗歌中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象。可见,唐代疆域变迁对边塞诗的创作有重大影响,从唐代边塞诗人对西北边疆的地理感知入手,可分析疆域变迁与边塞诗创作之间的关联。     

海上丝绸之路与我国在南海传统疆域的形成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商业贸易、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而且对于我国在南海传统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作者对海上丝绸之路对我国南海传统疆域的形成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南海传统疆域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系统阐述.     

前近代中国疆域构造中的东亚宗属体制演变研究

前近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宗属体制是基于宗法制伦理、分封制原则而生成的。该体制与儒家思想中的"夷夏之防"、"王者无外"与"大一统"理论密切相连。"夷夏之防"主张将中华帝国周边的夷狄势力——属国排除在帝国疆域之外;"王者无外"与"大一统"思想力求将属国纳入帝国治下,加之共主制与皇帝观的作用,帝国疆域形态逐渐呈现出放射性的同心圆形状:内圈郡县、中间土司(或藩部)、外圈属国。近代以降,东亚宗属体制既维持着一些固有属性,也有向欧美式宗(主国)附(庸国)关系转变的态势。     

古希腊文化特色分析

与同时代的周边民族相比 ,古希腊人以其耀眼夺目的辉煌文化成就令世人瞩目。其文化特色主要体现在人性的舒展、理性的升华、民主的弘扬、开放的拓展四个方面 ,这种文化特色使古希腊文化至今依然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古曲沃地域考析

许多专家沿用汉末学者观点,认为今山西闻喜乃古曲沃。但结合考古资料以及史籍人文地理资料分析,在晋国早期就出现的古曲沃应在晋国始封地内,即只能位于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唐地,而闻喜并不在晋始封地之内。     

对中国政治文明的政治文化分析

政治文明离不开政治文化。无论从微观上提高公民个体的政治素质,还是从宏观上转变整个国民的政治价值观,开启民智、民悟,政治文化都为政治文明提供了主体保证。中国政治文化历来就是一种“道德型政治文化”,政治生活附属于社会生活和伦理生活,后者的展开便是前者的实现。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的中国政治文化来说,当务之急是形成新的价值系统: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体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客;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切实铸造文化价值核心。     

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文化特征

中国文化中的文章系统不是孤立的、封闭的、静止的,而是连续的、敞开的、流动的。它面向宇宙,面向人,与“道”一起流转,与历史、社会一起流转,与每个作者的生命一起流转。这一切,又凝集成中国文章艺术的特质。研究中国文章的方法应该是人文主义原则和文化学的方法。中国传统文章学的核心问题包括本体论、主体论、动力论、通变论、功能论、文化论、方法论、表达论、品鉴论等。这些方面虽然没有涵盖文章学的一切问题,但包括了其中的最基本问题。     

文化还原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原创追求

文化还原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一种价值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研究思路,力图把抽象玄虚的方法关注和讨论,还原为具体研究过程中方法的自觉建构意识,把孤立封闭的学科自赏式的价值关注还原为当代学人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内进行当代思想文化创造的学术事实。文化还原注重在一个开放的历史文化空间对流动着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文化情境与诗缘话语之互动性转换生成关系的学术建构,一方面关注长远时间里那些历史文化因素是怎样生成了具有独立生命意志的诗缘话语的,另一方面则关注特定的诗缘话语一旦作为独立体的文化存在参与到历史文化过程中去,它又是怎样在持续的情境领悟和与时俱进过程中不断催化、生成新的文化情境的,亦即作为传统因素与思想资源是怎样参与到人们不断优化着的现实美学生活建构中去的。文化还原还具有整合当前古代文论研究在方法原则和价值取向问题上相互矛盾对立的意见、命题之思想功能的一般方法论意义,从而使得“古为今用”与“不用之用”、“回到传统”与“现代转换”、客体复原与主体创造等命题之间的矛盾对立整合为优势互补。     

文化格局变化的政治思考

本文论述文化格局的变迁是社会利益关系调整的深刻反映,必然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从政治与文化角度看翻译研究新动向

翻译作为一门科学,一直都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阐述与定位。而细读翻译史和上世纪60年代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一文,会发现其中无不揭示着这样的规律——翻译和文化归根结底都与政治息息相关。本文基于米歇尔·福柯的政治权力、斯皮瓦克的文化殖民、中西方翻译史及文化研究的视角与史实,从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翻译的本质,希望透过其间的隐性关联因素,为翻译研究开辟更广阔的视野。     

“商丘古城”的概念界定及其科学意义

＂商丘古城＂概念的界定是商丘社会历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4000余年历史长河中的商丘大地上,＂宋国都城＂、＂秦汉睢阳城＂、＂隋唐宋城＂、＂宋南京城＂、＂明归德府城＂等都是中华历史上的重要城市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所内蕴的＂始祖文化＂、＂商文化＂、＂火文化＂等也是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更是商丘的特色文化。由于种种原因,＂商丘古城＂的能指与所指经常游离,影响了研究者思想的的表达与交流。所以,＂商丘古城＂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把商丘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古城形态统一起来,挖掘、提升其内涵,促进传统文化的整合。     

西方政治认识论研究的"支援背景"及其范式论析

一般认识论在当代发展的主观化倾向构成了政治认识论研究的支援背景,在西方学术界政治认识论研究呈现出政治科学、政治史学和政治哲学三大主要范式。政治科学范式以经验科学、经典文本和价值无涉作为政治认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对象和立场;以剑桥学派为代表的政治史学范式在反对哲学化研究方式过程中确立自己的研究姿态,它把某种政治观念的历史情境作为政治认识论的主要解读内容,尝试进入到某种政治思想的历史性活动场景中去把握当时的政治思维方式;施特劳斯把政治哲学理解为政治的哲学和哲学的政治的结合,揭示了政治认识最深刻的内在矛盾。对政治认识论研究三大范式的分析表明西方政治认识论研究在方法、取向和内涵上的不断深化和丰富。